二次大战以后，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强盛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在当今世界，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伴随这一事实，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课题。笔者没有去过日本，于经济学更是外行，本无半点资本在这里谈日本，但日前经友人介绍，采访了日商独资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贺贤汉先生后，很有一番感慨，这里不揣浅薄，姑妄道来。

话题首先从国内企业如何与国际惯例接轨谈起。“与国际接轨”是当今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国人对这一主题兴趣大增本身就表明了开放的中国盼早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意识。但如何才能接上轨，贺先生的一番话颇有发人深思之处。贺先生认为，现在国内提到与国际接轨，更多地是考虑从硬件上，（如统计核算报表，工资财务制度等）去符合国际惯例，这无疑是需要的。但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本质上的接轨，也就是说要从责任心、主动性、思维方法、社会道德等方面着手考虑接轨的事。一句话，人员素质的接轨最为重要。

贺先生认为，对企业来说，与国际接轨极重要的一条是重视对员工的堆训，培训的内容除了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知识外，还必须包括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等为人之本的教育与训练。贺先生以他的公司为例作了阐释，地处杭州西湖区古技镇的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CFC）是一家以典型的日本生产管理模式运行的高新技术企业，开业一年多来，该公司主要产品之一的热电半导体致冷器件的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50%，公司员工均为中国公民。按贺先生的理解，企业的管理最终是对人的管理，而不是对物的管理。对此，公司开业之初就摘了管理人员和流水线生产工人的企业管理培训班，讲解国际上现代管理的基本知识，同时十分强调每个员工的工作责任心，说来奇怪，企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原本存在的主被动关系在这里似乎已不存在，每个人都在努力、主动地干，而这种敬业的精神的养成又不主要是靠高工资、高奖金的诱惑（该公司工人今年的人均月收入400元，管理人员800元，略高于杭州的平均水平）。浙江科委等不少部门的同志到现场看了该公司的生产管理情况后都感到恍如是到了日本企业。对我来说，本为解谜而来，但现在似乎又陷入谜点，即该公司员工的敬业精神动力何在？

对此，贺先生的解释是，他们大都采用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即大力实行合理化、规范化、有效化的管理模式。具体来说，每生产一件新品，首先由技术科去试验，并先行做一进，之后形成一个技术产品书下发到每一道生产线。形成批量生产后，对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动作实行规范化操作；工作场所物品的堆放，按不同的使用时间分别置放。车间里没有一张废纸；走廊里禁止吸烟，办公室里不准大声喧哗，甚至一张椅子、一只茶杯该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一开始大多数员工都不适应这种近乎繁琐、机械的管理方法，但随着时间推移，员工们从被动接受到潜移默化、逐步习惯，最后成了自己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不少人知道，日本人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企业与个人密不可分的企业文化，贺先生认为每个员工在为所在企业服务尽职的同时，也应该好好利用企业给你提供的机会。从个人来说，能从中得很好地工作能力、习惯的培养，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贺先生坦言自己也是充分利用了企业。9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贺先生两年前供职于这家日本Ferrofluidics株式会社，去年被派驻到中国杭州，一开始是中国子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年7月28日公司开张一周年之际，被任命为总经理。一家独资企业由外籍人掌管的事是不多见的。

谈到产品的质量问题，贺先生认为质量第一的意识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CFC每月生产1万片热电半导体致冷器件，拿在手上薄薄的比豆腐干还小一点的这种致冷器件要经过十几道加工工序。如果一件产品有一点小毛病，公司绝对不放过。100件是这样，1000件也是这样。发现质量问题，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列出原因、对策，然后天天讲，一直讲到纠正为止。贺先生也承认这些近似刻板的工作程序看上去很繁琐，但不这么做是对企业不负责，最终也是对每一位员工不负责。贺先生说，国内一些企业如果质量出了问题，强调客观原因很多，我们这里只说结果、解决问题的方案、时间。合格率上不去，一定要分析原因何在，久而久之，既提高了企业的质量声誉，又锻炼了员工，贺先生强调，一个企业的成败兴衰取决于是否有一批素质好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这正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保证。

接下来与贺先生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力实施，这些年来一大批合资、独资企业纷纷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展，那么，特别是独资企业，如何在保持所在国管理体制的同时，又能融入中国的国情，进行所谓中西合璧式的管理呢？贺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他认为自己当初被日本总公司选中派驻中国，可能也是由于他的国籍因素。贺先生认为，CFC正在努力这么做，即在工作上对员工严格要求的同时，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哪一位员工本人或家人患病需要照顾，哪一位员工过生日等，公司都根据国内情况，予以照顾和帮助。同样，国内一些好的管理办法，如班组管理与国外的分级管理有共同之处，就予以采用。日本企业那种近乎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在这里要结合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因素。另外独资企，业中，工人担心年老后怎么办，CFC公司搞了养老基金、保险金、退职金等，使员工有安全感。

贺先生和我是同辈人，70年代初中期曾在上海东海农场文艺宣传队担任二胡独奏演员。但就在那个年代，他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商业意识。高考制度恢复后，考入上海财经大学，主修会计专业，其后留校，任教近两年；再以后就东渡日本闯荡。在日本社会谋生的种种甜酸苦辣，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尝到了。幸运的是，贺先生后来有机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税收专业，获硕士学位。

这些年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生存、发展使贺先生的身上多了一份大和民族的思维、行为方式，这些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无疑能感受到，但我更感到在贺先生身上更多地仍是乡音乡情的流露。贺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对自己的儿女要求很严。后来贺先生即使在农场这样的环境仍能坚持学习，他拉得一手好琴（二胡），《江河水》拉得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谈到这段经历，贺先生认为青年时代音乐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实际上是一种耐心、毅力的修炼，设法提高自己，以后在财经大学学到的东西至今使他受用不尽。贺先生坚持认为，一个人今后的发展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人人都能成为很优秀的人，关键看你努力与否。

讲到努力，话题又回到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上来，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在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建筑在这种普遍的敬业精神上。谈到敬业精神，这位CFC的总经理也堪为表率，他临来中国前，日方总经理只对他说一句话：你好好干，这句话使他感到责任重大。他现在所考虑的、所实施的所有工作都是他自己想到的，没有任何人要他这么干，作为企业主管，他只要在杭州，每天上午两次必去车间，到生产部门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并帮助解决问题。CFC的条幅是，勤勉、立志、开拓、创优。没有壮语豪言，但很实在，每个员工都在照着做。

目前，CFC作为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内唯一的一家外商独资经营高技术企业在浙江地区已为人知晓。CFC生产的热电制冷器件经上海彭浦制冷器厂测试，被冠以中国第一流产品的称号。日本总公司已把这种产品的全部流水线移到CFC。此外CFC还生产EX密封圈，EX密封圈的产量占全世界的95%，这是广泛应用于航天、计算机行业的高技术产品（关于CFC的概况介绍及其主要产品介绍请参见本期封四内容）。一个创办仅一年、只有60多人的小企业，其一项产品的产量几乎占了企业界总需求量，其质量合格率达99%，月产值300万人民币，这在国内可能是难以想象的，除了用全体员工普遍具有敬业精神作解释外，很难找到其他答案。

对CFC未来的发展，我想这位总经理一定有所规划了，但他却清醒地告诉我说，他仅仅是在人生24级阶梯上走了第一阶，今后的路还很长。

我们常说要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由于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不出国门学到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我想以上贺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特别是有关国内企业如何与国际接轨的一番见解颇堪我们思考，不知各方人士以为然否？

（本刊记者江世亮采写于93. 9.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