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50年代初期，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占据中心地位的研究重心是语言哲学。受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卡尔纳普（Carnap）、早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影响的实证主义语言分析流派，普遍认为，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因其问题本身的“无意义”而应遭到无情的拒斥，对语言学上的意义研究应该成为整个哲学研究的起点。在语言、思想和实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应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研究语言是理解思想及其与实在关系的唯一合法手段。语言和意义被假定为比其他传统的哲学出发点，例如概念的本质、基本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原则等更容易使众多的哲学家们的研究达成某些共识，通过语言分析，一切传统的哲学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就是当代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前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达米特（Dummett）在哲学百科全书中称语言哲学为新的“第一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领域：语言的逻辑形式、意义以及指称问题。

时至70到80年代，语言哲学已逐渐感到了一种失落。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一些哲学家在语言、思想和实在三者关系上的新看法是促使语言哲学向心智哲学倾斜的一个重要契机。虽然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被广泛接受，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同一关系却遭到了深刻的怀疑：语言不再被认为是解释思想和实在之间关系的一个必要而又充分的手段了。因此，有可能是思想与实在的关系，而非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一定要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研究思想及其与实在的关系的观点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哲学家蒯因（Quine）和格赖斯（Grice）等人的著名责难使得意义与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对弗雷格看似简单的对涵义和指称所作的区分和“晨星”、“暮星”之谜的深入研究以及依照指示词的认知价值，对有关命题态度的句子的其值条件和逻辑形式的理解，都大大影响了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之间的关系。此外，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又使得较为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取代了一部分对语言逻辑形式的哲学研究，至此，意义理论和“语义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变得愈加模糊不清。当时，心理学的计算机模型的建立以及心理学中有关智能的实质性研究进展都向人们提出了重要的哲学问题。尤其是70年代初，“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对心智哲学的主要论题和研究方向也有着重大影响，这表明，众多对心智和智能感兴趣的学科已经感到彼此合作研究有可能性的前景了。

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主要关心的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什么是心智或智能的本性？美国哲学家，认知科学的顶尖人物福多尔（Fodor）在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的文章中称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有三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1）物质的东西如何能成为有意识的？（2）物质的东西是如何能关涉（about）他物的？（3）物质的东西如何成为合乎理性的？它们的主要研究课题有：语言学的主体性、意识与可感受特性、个体同一性、行为理论、心智结构的先天性、语言知识的习得、心理学解释的本性以及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等等。

同语言哲学中早先存在的情况一样，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一开始也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 · 这就是行为主义的观点。行为主义者用一整套刺激——反应模式的术语来取代他们认为实际上并不“科学”的心智现象概念。但是，行为主义过多的前提和假设成分导致了对实际情况的过分简单化和理想化的处理。首先，它不能说明有很大习得性成分的人类智能行为。其次，行为主义者所否认的心智现象的存在却又是不容置疑的，这就使得目前真正信奉这一理论的人已寥寥无几。可是，行为主义的两个变种：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拥护者却大有人在，自然主义又分为强的自然主义和弱的自然主义两派。

强的自然主义认为心智状态能一一对应地还原为人脑的神经状态，不同的人的相同心理状态导致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神经状态；而弱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赞成不同的人有完全相同的神经状态：但他们仍认为心智状态最终是由某些物理——化学状态构成的，对于自然主义来说，理论之间的还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哲学家丘奇兰（Churchland）所提倡的物理主义就认为，某人知道的一切是可以用物理词汇来表达的。因此，如果玛丽在没有颜色的环境中受教育并获得了全部物理知识，那么当她第一次看到一个成熟的西红柿时，她就能通过辨别她的大脑状态中某些物理性质从而学会有关她自己和他人的感性经验的东西。但是，他的反对者指出，玛丽所学会的只是感性经验的信息论内容，而感性经验的语义内容恰恰是玛丽所不知道的东西。另一个美国哲学家塞尔（Searle）则认为，社会和心理现象所固有的意向性是引起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鸿沟的根本原因，他坚持社会和心理现象的无限多样性排除了与自然科学之间互相转译的可能性。

在还原性问题上，美国著名哲学家戴维森（Davison）的观点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认为，按照生理学，我们最终可以依据某些特定的大脑状态来描述我们的各种肌肉活动，而按照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根据我们日常的信念和欲望来预测和说明我们和他人的行为，戴维森认为这两种语言之间目前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可转译性，但“还原”仅只应存在于一种语言的词句通过同义规则或对等规则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词句联结起来的事实中。它与物理主义原则的真实性无关，它只是存在于语言词项之间的关系，而非本体论范畴间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在隐喻性的意义上谈论一些心的存在物：信念，欲望，情绪等等，而且并不需要更进一步的科学阐述。因此，“自我”并非某种“具有”信念和欲望的东西，它不过就是信念和情绪之“网”。

认知科学中的功能主义思想求助于计算机模型来探讨人的心智，它反对心智状态与物理状态的同一，但赞成心智状态的标识事实上与物理状态的标识是同一的，因此它肯定了大众心理学的存在并认为人的心智状态应由他的心智生活的因果或功能结构来解释。分析功能主义认为功主义解释了心智概念的意义，而科学功能主义则认为功能主义提供了心智事件的真实本性。但行为上的等价性根本不足以说明计算机模型与人们智能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不考虑硬件实现的条件、时间约束等，那么功能主义就显得很单薄了。最早将计算机用作心智模型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Putnam）是功能主义的热心倡导者，但是，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却转而认为事实上计算机类推并不能回答处于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中心地位的诸如信念、推理、理性和知识等关于心智状态的本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最近，在认知科学领域内，对传统的以串行诺伊曼机为研究范式的理论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以串行机模拟的智能系统在运算速度、信息存储、计算风格等方面都表明研究心智和智能的工作原理而不顾及人脑的构造设计，其所得的成果会很不尽人意。因此，在脑神经科学最新进展的刺激下，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或并行分布处理（Paralle Distributed Processing）简称PDP，正成为认知科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新领域。哲学家波顿（Boden）为PDP下了如下的定义：“联结主义的信息处理系统被设想为由许多简单单元构成的大规模的并行处理设施。一个单元的活动受邻近单元活动的调节，并通过激活联系或抑制联系与后者相联，激活联系或抑制联系的强度可以按照设计和（或）学习而变化。一个单元的活动以及一个联系的强度都被表示为数；整个系统的活动以及系统权重上的变化（往往）受微分方程制约。”但联结主义单元是抽象化的产物，而实际的神经单元要复杂得多，且有着许多不同的属性，绝大多数联结主义系统不是模拟神经硬件实现，而只是模拟抽象规定的信息处理。所以不应把联结主义模型与神经系统模型混为一谈。以《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一书闻名的哲学家德雷福斯（Drefus）就坚持一个相当绝望的看法，他认为，只有一个具有接近大脑的环境，被授予人的动机，文化目标以及身体的血肉和形式的智能系统才是真正可以接受的。

而丘奇兰则希望通过一种可以实现的神经计算方法，用一门未来的神经科学来揭示我们的思维和知觉，以至于将来有朝一日我们会认为精神状态同一于脑状态，而他的实现途径不是通过神经生物化学，而是通过能实现特定形式的信息处理网络。

目前，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已经成为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神经科学乃至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等各学科共同努力的前沿学科。正如语言哲学的遭遇告诉我们的那样：早期分析哲学运动中期望语言哲学能够解决一切传统哲学问题的承诺落空了，但至少它倡导了众多新的研究方法和对有关语言方面区别的敏感性，使得很多的传统问题通过新的视角保持了它们的活力。同样，我们也应该对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抱有切合实际的看法。因为，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切哲学问题原则上没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所得又是如何之少呵。”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和晚期著作《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理解从语言哲学向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