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帕特里夏 · 丘奇兰新近去衣阿华大学神经科学家汉纳 · 达马西奥和安东尼奥 · 达马西奥的实验室作了一次参观访问，此行对她的工作带来了唯一的希望。这两会研究人员需要有人鼎力支持他们的“典型”脑计算机化图形的库存储备。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丘奇兰志愿将她的头颅输入该实验室的形象机以遂其愿。结果一系列图形表明这位哲学家的大脑正处于积极活动中，丘奇兰说，为了某种需要，“亚里士多德也会乐意献出他自身极为宝贵的东西的。”

以往，哲学家们在探索了解大脑时往往不是从大脑活动作考虑入手的。的确，亚里士多德曾主张精神的所在是心而不是脑。2.000年后，现代哲学家之父笛卡尔论证说，精神是一种同灵魂相联系的神秘的精微实体，这种实体存在于人头骨之内的一种湿润的、粘糊状软块之外的某个地方。

现在，有一小部分哲学家正在开始着手证明脑生物学何以能说明几个世纪来一直困扰学者的其中某些问题，比如精神的本质、知识的结构和意识之谜等问题正在为哲学家们——他们很可能在那些披着白大挂、坐在神经生物学实验室的皮装扶手上冥思苦想、辛勤劳作的人中找到——所解决。这一新运动的一位主导学者丘奇兰说，以往哲学家们以为他们能够回答这些重大问题而无需知晓任何神经科学的知识，今天那是不够的——你得必须着眼于大脑本身。”

我是谁？哲学和生物学的这种新联姻，是由能使科学家以越来越精确和详细资料审视大脑的工作活动的技术革命促成的。丘奇兰在她的同索尔克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家泰伦斯 · 赛杰诺乌斯基合作的新著《计算机大脑》一书中，对个别神经细胞如何连接一起“计算”自我和世界的大脑观，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同样的总看法。保尔 · 丘奇兰（亦属哥伦比大学，同帕特里夏 · 丘奇兰结婚），目前正在用大脑活动的科学发现、重新考察诸如合理性、责任性和道德性这类传统的哲学问题。在另一本最近新书《被解释的意识》中，塔夫茨大学哲学家丹尼尔 · 丹尼特运用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中的发现，对大脑如何形成意识的精神意义精心地制作了一种新模型。尽管要作出一种定义性的回答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这种智能合并正在使长期存在而争论不休的若干哲学问题显得清楚明朗起来。

精神的本质大多数哲学家早就抛弃了关于大脑和精神是独立的这一老笛卡尔概念，自诩为唯物论者这些哲学家论证说，精神仅只是大脑所作的事情——一个极其复杂的深不可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脑的数十亿神经细胞连接一起产生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索尔克研究所的塞杰诺乌斯基正在探索大脑生物学是怎样通过称作“神经网络”的创造计算机而产生精神心理学的过程。神经网络不同于常规的计算机，它是由人造细胞、即模拟人脑的细胞布线构成的。假如有来自外界的数据，神经细胞便进行交换并改变这种信息，最终在如何最佳地弄懂其意思上达成“一致”。塞杰诺乌斯基和其他“计算机神经科学家”，远非说明大脑是怎样能写交响曲或者甚至拉小提琴的，他们正在开始从大脑如何创造它的奇迹中抽去实质性的东西。例如在《计算机大脑》一书中，塞杰诺斯基和丘奇兰描述了一计算机神经网络，能通过光线射到一物体上发生作用的各种影子和明暗细微差别决定物体的三维形状。他们说，大脑中的每一心理作用——从看一个三维客体到写哲学——都涉及到一类似的、而且更为复杂得多的神经细胞的相互作用。

知识长期来哲学家们为弄清知识的本质和局限性问题而伤透脑筋。早在本世纪初，著名哲学家贝特兰 · 罗素和A. N. 怀特海就论证说，所有的知识，包括像时间空间这样复杂的概念，都能最终分解为以逻辑陈述和数学陈述精细说明的一系列更简单的概念。

新哲学家们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理解人类认知世界的最好方法是观察人脑本身，例如对大脑伤害者的研究表明，我们认为是一概念的东西——如红色——是由存在于大脑不同部分的许多不同小量的知识连缀在一起的。某些达马西奥的病人能觉知各种颜色，但要回想起这些颜色的名称却有极大的困难，另外一些病人知道颜色的名称，但无法使这些颜色的名称同相当的颜色对应起来。比如，当我们想到咖啡杯这一概念时，该客体就会通过神经细胞的许多不同网络的相互作用而被回想起来。某些神经细胞可能涉及感知咖啡的气味，而另外一些神经细胞则可能涉及感知带茶托的杯子的形状，还有一些神经细胞则可能由海滨的一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而唤起对早晨咖啡的回忆。

意识“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早在17世纪就宣布了这些原理，但是它所指的意识存在是什么仍然是哲学上的一个最有争论的问题。笛卡尔认为大脑中的所有信息都会合在受我们的“意识自我”整体地经验的某一中心位置，他的这一思想似乎直觉地有吸引力的；那毕竟是笛卡尔观念所希求的，但是丹尼特争论说，精神觉知的东西并非就是大脑经验的同一东西，比如，人们用聚光灯显示一道红色闪光，接着很快地又在红光的右边闪示一道微弱的绿色亮光，他们会报告看到聚光灯在自左向右移动，看到在闪光的中间明显部分由红到绿改变颜色，在这种情况下，当知觉进入某种如丹尼特称谓的集中化的“笛卡尔剧场时”，意识不仅仅是在看知觉。大脑似乎改变了聚光灯中间明显部分的灯光颜色——此前大脑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第二部分的光。

这种现象是丹尼特称之为意识的“复合图案”模型的结果。并非存在一个大脑所有信息会合一起产生实在的“图形”的中心场所，意识乃是大脑的不同部分每次产生经验的不同“图案”，然后经验的不同“图案”使交织产生此时此的我们的外观感觉的结果。丹尼特说，当我们大脑的所有感觉突现时，事实上不会有这样精确的瞬间。

道德的本质由于科学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脑和精神之间的联系，哲学家也许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社会责任性观念，保尔 · 丘奇兰提醒说：“将会有一种新的道德理解，在那里，道德的沦落被认作是大脑的沦落。”例如，达马西奥斯研究了一位职业为会计的病人，他过着沉默寡言、镇定自若的生活。后来遭受脑损伤，其社会行为显得放荡不羁，难以自制，尽管他的认知能力仍然完好无缺，他已无法坚持工作或者维持婚姻生活。

达马西奥斯认为该病人大脑的处理社会境况的决策机构已受到损害，例如，向病人展示血迹斑斑的伤病员图片，他会说它们是可怕的。可是，他的本能性反应一通过皮肤的电传导率一般地测量出来的，同他看到普通人的照片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验表明，病人已失去了使行为的社会后果同好、坏的直觉感情联系起来的能力，巴特里夏 · 丘奇兰说，合理的行为与不合理的行为之间的界限的这种科学模糊不清，在法庭上会酿成严重混乱，个人责任性的概念，在法庭裁定罪责时起到很大一部分作用。

也许这种新哲学运动的最重要贡献，将是把许多不同的科学——神经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汇集在一把智能探索的大伞下面大放异彩，巴特里夏 · 丘奇兰认为这样一种兼并是可能的，因为所有这些学科在其根源上，最终都有大脑和精神的要素。她饶有趣味地说：“当我和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会聚在一块时，学术的界线便很快消失了。毕竟，我们大家都在探问同一个问题：一块三磅重的肉是怎样作出决策、意识到它自身和理解宇宙的？”

[U·S·News & World Report，199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