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巩固期的韩国技术政策

正如前已述及的那样，80年代韩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变、近期北美和欧洲的贸易和技术保护主义使得韩国难以保持其成熟工业的出口增长。先进国家对其国内经济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以使其经济实现自由化，这就迫使韩国既要在国际市场又要在国内市场同跨国企业相竞争。韩国实际工资的迅速上升和伴之以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则导致韩国成熟工业的价格竞争力被蚕食。先进国家愈加不愿意向韩国转移新技术并且对韩国施加压力签署优先购买模仿逆向工程的知识产权公约，这就迫使韩国要确保获得新技术的其它外国来源。为了应付这些环境的变化，韩国政府就不得不将其技术政策做出重大转移。

首先，鉴于作为80年代韩国整个国家的一个努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韩国政府于是就采用一种新的管理工具——于1982年建立每季度召开一次的促进科学和技术的总统会议。该机构与70年代所建立的机构相类似。这一重叠的管理方式使之干1990年置于一个总统的科学和技术咨询委员会之下。虽然这两个管理机构被指定用于提供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各部之间的定期协调，但是却没有提供适当的日常协调。这一事实反而导致科学技术处、商工部和专管实权部管辖领域方面产生严重的冲突，其焦点在于专管实权部目前认为科学和技术属贸易和工业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主要因素。

其次，80年代的技术中心任务是从模仿的逆向工程任务转向自己创新，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是注重高等教育。1980和1986年间的6年中，高等学校的入学率达70%以上。其结果是自1980年起韩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超过原来的2倍。自50年代外国援助期间起，韩国政府派员赴国外培训是其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特点，在巩固期，赴海外培训的人员数量亦明显增加，韩国技术专门学校学生派往国外培训的人数与整个技术专门学校人数之比是阿根廷、印度、巴西的2倍，亦比墨西哥多。

然而亦应指出，韩国政府在及时地进行对高级的、经受过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适当贮备方面是失误的，近期政府单纯追求毕业生数量，而使重视质量的教育、研究气氛越来越差，其表现是：学生与教授之比从1966年的22.6倒退至1985年的35.8，从而使大学毕业生主要是受到教学定向的教育，而不是受到研究定向的教育。简而言之，韩国在培养90年代所需要维持其竞争力的、研究定向的科学和工程人才方面是失误的。

第三，形成财团似乎是有助于使稳定的、成熟的工业达成规模经济，面临其日益成长的经济实力，结果是滥用垄断（亦即制造物资短缺，在价格方面进行欺骗和使较小的竞争者破产），政府遂之采取一项“经济民主化”政策以慑服财团垄断的滥用。最近韩国政府沿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颁布了“公平贸易法案”，它还包括其它的内容，即：抑制不公平的卡特尔实践和财团下属公司的相互投资；确立一个欲流向事先指定财团贷款，流动资金的上限；调整财团的垂直与水平结合。政府亦开始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以技术为基础的小企业的发展，以纠正大型和小型企业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政府为中小企业建立“庇护所”，指定205个商业领域，既不让大型公司也不准其子公司涉足。然而，财团的规模增长得越来越大，经济力集中还会进一步得以发展。1975年5个最大的财团总销售额占韩国GNP的12.8%，1980年增长至35%，而1984年达到52.4%。

1.获得外国技术

在80年代，为了维持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采取若干措施以逐步地引进较工业化早年更为先进的外国技术。80年代的若干政策变化影响到外国技术转移的需求和供应方以及其过程的联系。

首先，政府通过采购方式来鼓励技术转移的需求方，例如，政府宣布，它于1982年将购买5，000台个人计算机；而且在以后的年份将购买更多的个人计算机，并将这些计算机供公立学校使用。这就吸引了许多新建公司进入计算机工业领域，而且诱使现存制造厂商对技术转移、本国的研究、开发努力和生产做出雄心勃勃的投资，从而使该工业出现重大转折点。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政府欲建立各种全国范围系统的计算机化的动向，它为各种类型计算机和软件创造市场条件。

近来，政府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修改，该法承认优先购买模仿产品开发的物质和生产工艺专利，而在此之前的工艺专利系统是受保护的。

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的国内市场逐步实现自由化，这就迫使韩国的制造厂商通过外国技术转移以及加强自身的研究、开发努力来提高其技术能力，以增强其竞争力。

就更为广泛的角度观之，以出口为国民经济的重点，这就持续地对制造厂商获得外国技术的需求施加压力，而且迫使其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同外国制造商相竞争。例如，使之达到规模经济而又超过本国市场容量的一次总付性投资必然迫使本国商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获取外国技术，从而通过改善国际竞争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这类例子包括大型机械制造厂商、造船厂厂主和半导体生产厂商。

其次，关于技术转移的供应方，韩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许可则采取相反的政策，从1980年起，将其作为经由正式机制引进更先进的外国技术的一种方式而采取相当自由化的方针，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允许外商投资的工业领域，把4位数ISIC工业的数量由521种工业增加到660种的同时，把“正表”（列出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工业）转为“负表”（列为禁止外商投资的工业）。对于外国专利许可，则采取完全放宽的政策，容许向所有工业、任何时期和条件下向韩国转让专利，当韩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竞争对手时，才发现除非容许外国技术供应者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和优惠的期限，否则则越来越难以获得所需要的外国先进技术。

第三，韩国政府运用各种机构帮助工业界获得外国技术。政府建立了一个技术转移中心，该中心为工业界提供可供利用的、可供选择的外国技术情报及其技术供应商信息，同时还帮助本国制造厂商准备合同文件。三个技术情报中心收集和传播技术情报，既提供技术转移又提供技术转移的效果，80年代期间，民间部门对这种服务的赞助明显增加，公立研究、开发研究所经常是作为一种有用的技术转移机构参与服务。它们与工业界进行共同研究，这就使后者掌握足够的技术知识，帮助其鉴别外国技术及技术的供应者而且还提高了其在技术转移谈判时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正式技术转移流动自由化和创造对新技术需求的相反政策环境之下，诸如外国直接投资、专利许可之类的正式技术转移在80年代期间急剧增长。

2.技术普及

尽管韩国政策缺乏明确的用于促进技术普及的政策文件，但是一些并非专门论及技术普及的文件却似乎影响到技术普及的供需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首先，从需求方观之，增强创新活动的工业措施亦会影响到技术普及的需求方，因为这样的措施极大地诱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性。

其次，在巩固期中，资本货物生产者和顾问工程公司的发展以及公立研究所对技术普及的供应产生影响。例如，促进资本货物工业发展的播施（亦即进口定额限制、进口许可、国内允许进口目录要求等）促使本国的生产厂商提高其技术能力，以适应对资本货物日益增长的需求。作为这些措施的一个结果和首选目标就是于70年代初期把重点放在发展重化工业上。资本货物从1970年6亿美元的产值增长到1988年的670亿美元以上，同期的本国产值与本国消费之比亦从48%增长到57%。在70年代的晚期，由于政府促进对中东建筑服务出口的推动，使本国的建筑公司在工程施工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经验，这导致韩国出现许多新的工程公司。

第三，80年代期间面临对新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两种机制似乎对于技术普及的供需提供了有益的联系，（1）影响技术普及最重要的机制（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则是由6个公立机构所提供的技术普及服务。其服务范围从帮助企业改进产品质量到培训和帮助企业实施以微电子为基础的工厂自动化。（2）技术情报中心收集、加工和传播科学和技术情报。它们出版几种包容各领域新技术开发的工程技术月刊，其中还包括国内外的专利登记情况。

3.改进和开发技术

与成熟期成对照的是，在巩固期内，韩国的改进进口技术和开发其自己的科学思想的研究与开发就益发显得更为重要，这是由于其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韩国政府发布了各种政策、文件，以促进对技术的需求并且加强其自身技术活动拨款。

首先，因为创造对技术的需求是刺激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因而韩国政府采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此目的。政府增强市场竞争的那些政策对于提供和开发技术所创造的需求起到一种最重要的作用，例如，进口自由化和外国投资促使本国制造厂商需对研究与开发大量投资，以增强其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方面起到示警的作用。再有，优先购买模仿权的逆向工程的知识产权保护就迫使本国制造厂商在获得外国技术或者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大量投资，以维持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最近政府实施反托拉斯法动向及其对大型制造厂商的经济力集中的限制亦起到增强市场竞争力、号召进行创新活动之效。

政府的促进大宗进口项目的进口替代新方案也是另一种为研究和开发创造需求的文件。亦即，政府应该把进口替代集中于机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具体目标上，然后，以政府——公司共同研究的形式，对这类开发指定项目的机构提供税制鼓励、优惠融资和贷款保证以及研究和开发津贴。到1987年，政府已经指定，1，555个这类项目。

公共采购政策亦为私营部门创造了技术开发努力的需求。以前，于1984年首次由公共部门宣布了一项中期（三年）采购计划。采用这种方案的公立机构的数量从1984年的4个增至1986年的8个，同期，按此方案采购的项目从409项增至1，174项，总金额从2.05亿美元增至3.24亿美元。1986年，政府采纳一种选择成功的投标人的新方法，借此法在选择准则中把质量指数附加到价格上。这样的一种方法使采购的寿命周期成本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并且促进本国对提高产品质量予以努力。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外国专利许可的引进以及由于本国的仿制期需要1~ 4年，因此本国开发新技术受到保护，这就对私营部门的研究、开发努力无疑是一种鼓励，政府亦提供优惠的融资和优惠的采购待遇。在头7年中，仅有11项国内新技术开发项目是由政府指定的，而1985~1986年间政府指定的项目达到33项，然而，为了创造一种持续的反拉斯政策环境，这项政策将逐步予以撤销。

其次，在加强改进和开发技术的供应方面，公立部门的作用亦在改变。政府建立了几个专门研究所，它们是从最初建立的一个研究所中分离出来的，使之在离度首选的造船、海洋资源、电子学、远距离通讯、能源、机械、化学品和标准领域能具有深层次的开发力，这些研究中心通过开拓新产品和加工工艺，采用和改进进口技术而为工业发展作出一系列的贡献。

韩国政府亦促进研究与开发活动。虽然韩国经济属GNP增长率达到最高纪录国家之一，但是其研究与开发开支比其GNP增长得更快，它于19H年占GNP的份额为0.32%。而1988年增至1.9%。同期，公立研究与开发投资从仅不过72亿韩元剧增至4，162亿韩元。但是，公立机构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的作用相对于私营部门却明显下降。

第三，疏通创新需求和技术能力供应联系过程的主要文件包括税制鼓励、优惠融资、研究、开发直接补贴和建立风险资本。税制鼓励则包括减少研究、开发设备的进口关税壁垒；从税收中减少按年度计的非资本研究与开发开支和人才资源开发成本；对工业研究与开发设施进行加速折旧；以及对研究与开发设施投资和对本国产生的研究与开发成果商用化用的税务贷款。税制鼓励亦包括减税方案，该方案称之为“技术开发贮备基金”，依靠此基金一个企业可在以后4年任何一年拨出税前利润的20%（高技术企业为30%）用于研究开发工作。

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优惠融资出自五方面的主要来源：国家投资基金所规定的一项技术开发基金，工业开发基金，韩国开发银行技术开发基金，规定专门用于自动化和新材料的工业技术促进基金以及中小企业促进基金。此外，政府于1986年颁布了新技术商用化融资促进法案，借助该法案对于形成专门符合以新技术为基础之企业所需的金融机构及投资均起到促进作用。其结果是优惠的融资成为向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提供资金的最重要的机制，它占1987年制造业研究与开发开支总额的64%。

政府通过建立风除资本工业对于促进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亦起到重要作用。鉴于私人对风险资本不感兴趣，政府于1981年颁布了一项建立风险资本公司的专门法令。目前，韩国有三个公立风险资本公司。两个大部股份旧政府所有的银行亦提供有限的风险资本服务，此外，政府还于1986年颁布了中小企业形成促进法案，根据此法案而建立了由私人部门和政府共同投资的12个风险资本公司。

四、结论以及对其它国家的意义

如上所述，韩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下述几种意义：

首先，技术政策仅当下述三个主要部分得以完好地平衡才能奏效，这三个主要部分是：促进技术需求方的那些政策，促进技术供应方的那些政策和提供技术需求、供应方之间的有效联系的那些政策。例如，韩国的用于促进技术开发能力的各种鼓励和用于提高技术能力所规定的技术政策，在60和70年代由于对技术缺乏强烈的市场需求而不能奏效。只是在80年代，当把技术视为在市场竞争中最为重要的根本变量时，上述的政策和鼓励方才是有效的。这就提出供应方的定向技术政策应该成为需求方定向工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政策文件是诱导个人和企业沿着由政府规定的路线做出决策的工具，但是，随着意向与实际效果之间出现巨大差距时，作为政府的政策意图就不见得一定是有实效的。政策制订者应该采用客观的方式来对其意向性文件的有效性给予评价。这样的一种评价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影响其效果而定期地进行。

第三，韩国的技术转移的经验表明，对于技术转移的正式机制（亦即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许可）。具有极受限制的政策，因而在其工业化的初年就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机制（亦即通过资本货物的进口和逆向工程）。这不仅仅是私人公司的决策，它亦是政府的决策，因为政府要求对每项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专利技术许可和交钥匙工厂的协议需经政府批准。基于获得外国技术的成本以及保持免受跨国公司控制的独立性考虑，韩国的方式是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既有其积极的后果又有其消极的影响。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它排除了外国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发展其技术能力通常施加的各种限制。其消极方面则是缺乏连续地接近新技术，而新技术则是通过采用直接投机股本与外国企业相联系的方式才能获取到的。然而，如果从培训韩国的人员和培育其企业精神角度观之，在其成熟期这种政策似乎是适宜的。简而言之，这种方式仅当某个国家业已培训出大量人力资源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可行的，而这一人力资源和企业家精神则能使之吸纳、采用蕴含于实际项目中的外国技术或者蕴含于文献中可资利用的技术情报。

第四，韩国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施以大量投资，从而使其在成熟期有可能迅速地获得技术能力，继而迅速实现工业化，韩国甚至在其发起实现工业化规划之前，就很好地对人力资源开发施以大量投资。迅速扩大教育导致50~60年代受教育者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是尽管人均收入低，受过教育的资源的形成为通过迅速采用进口技术和以逆向工程仿制外国产品，加速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久就吸收了这些过剩人员。相反地，韩国忽视对研究定向毕业生教育的投资成为维持其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薄弱环节。技术能力蕴含于人力资源之中，它有两个要素：更为重要的知识和努力的程度。研究定向毕业生教育将产生在技术前沿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知识的、经高度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五，甚至在60年代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时期，政府就在明显对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没有什么需求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着眼于实施工业化。这些规划虽然存在其自身的问题，但是却产生了大量的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他们后来被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所建立的其它公立和私人研究、开发中心所吸收。简言之，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早年公立研究开发研究所的主要作用就是培养有经硷的研究人员和帮助私人部门获得外国技术，然后，这种作用逐渐演化成对适用技术的开发和适应经济的逐渐进步而延伸至进行技术密集型的研究和开发。

第六，韩国经济的强烈出口导向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迅速获得技术能力。（1）当生产厂家进入国际市场时，尖锐的国际竞争迫使其在技术努力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2）由外国原设备制造商购买者所提供的非正式技术帮助能够保证韩国造的产品符合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这为韩国厂商获得其所必要的技术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于是从国际贸易的某种强烈的参与精神角度观之，能够具有重要而又积极的外向性，假设韩国是内向型发展中国家的话，它就不能像外向型国家更迅速地获得其技术能力，因为前者可能处于经受较小的竞争压力状态之下。

最后，韩国的经验能否能转用于其它发展中S家吗？韩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经良好的培训和守纪律的人力资源，其人民的社会文化特点，促进出口和限制外国投资的各种政策，缺乏天然资源的脆弱性和国家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有模式。鉴于此，韩国的经验不能轻易地转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教训。

[ResearchPolicy.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