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千方百计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自然资源来为发展工业和经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服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大大地加快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过程。

最近，一批世界上卓越的科学家担心人类的活动正在把我们推向与自然界发生冲突的过程，并联合签署了一份“科学家对人类的忠告”。本文进而提出了建立一门第二环境科学——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旨在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本质以及某些人类活动给环境最终也会给人类本身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为改善环境，促使人类同自然界“和睦”相处，协调发展而奋斗。

——译者

一批卓越的科学家担心人类的活动正在把我们推向与自然界发生冲突的过程，他们最近签署了一份“科学家对人类的忠告”，主张他们相信对改变这一过程是必需的政策。这一文件关于环境科学所说的同关于环境本身所说的同样重要。虽然文件的签署者承认的仅仅是被完全认识了的关于环境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用他们的名誉作担保来反对人类对环境的不合理要求而主张不再是似是而非的政策战略。举例而言，文件号召结束人口增长和贫困，虽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一种新近造成了影响的稳定人口对于环境来说会比过去的人口状况造成的影响好一些。这份文件预言：将发生与资源日益短缺的矛盾，虽然如此，经济替代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冲破关于资源缺乏的预言。

我们需要一门第二环境科学——注意力集中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上——，通过分析以下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来对环境过程的科学作补充：是什么力量驱动着成为使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的人类活动？而这些力量又是如何起作用的？由这些驱动力会引出什么样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考虑了适应性之后，特定的环境退化状况如何影响人类的幸福？什么样的干预对改变使环境遭受破坏的活动最为有效？

驱动力

这些问题确定了需要弄清楚如三个主要领域、一是研究环境变化的人为原因——不仅是直接原因：如像烧煤，将重金属排放到河流中，以及砍伐森林，它们都会直接使一部分环境发生变化；而且尤其是那些间接的原因或驱动力，如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变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人的价值的改变，对这些都必须加以了解以便预测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人类活动的发展趋势，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去改变这些趋势。

科学的进步已被一种关于这些因素中的哪一个是最重要的驱动力的无谓争论拖了后腿，而这种争论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假定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驱动力对人为的变化的贡献可以孤立起来加以评估。例如，几十年来关于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的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人口增长，是引起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人认为人口增长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认为是有益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相对于技术和社会经济因素而言，人口是次要的。尽管这种争论的时间拖得很长而且往往还在加温，但对用来评估这种关系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却很少。系统的研究可以增进了解，而且可以将这种争论置于一种更加合理的基础之上。

已经弄清楚了的是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每一种驱动力只有相对于其他的驱动力的响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人口增长引起的环境后果对这些人所处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十分敏感。例如，美国人均排放的CO₂量为印度人均排放量的30倍，但结果美国1年的自然人口增长（130万）引起的向大气层排放的CO₂量的增加却只有印度一年的自然人口增长（1800万）引起的CO₂排放量的增加的2倍。

如果印度人有同美国人一样多的钱的话，他们是否也会排放出像美国人那样多的CO₂呢？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能量消耗同经济活动和生活质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0年中弱化了。例如，先进的西方工业经济的能量强度自1970年到1988年降低了25%，而同时生活质量指数也在不断改善。全球环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一种类似的变化是否会很快地和怎样快地能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实现。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种变化在西方国家中是如何实现的。价格、国民经济和经济中的结构变化、生活方式、政策和其他驱动力的相对贡献尚不清楚，但是已经有了用作系统研究的方法。

需要弄清楚的第二个领域是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看重的东西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影响（如像对农业地区适于生长的季节和降雨量、土壤肥度、濒临危险的物种等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像对人口迁移、国际性冲突、农业市场和政府的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对自然与技术引起的灾难和过去的气候变化的反应进行研究的有用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基础。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第三个领域是研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反馈——个人、组织和政府建立在经验和预测环境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控制人类的活动和保护环境的价值而采取的行动方式。这些反馈对科学家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最大的挑战，部分的原因是，在这一系统中人们有如此之多的方式可以介入。能量消耗是反馈在其中可以起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那里仔细的分析正在产生出还不明显的知识。大量的例子来自关于奖励对住宅的能量保护所起的作用进行的政策研究。

奖励遵循的是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原理：任何一个必须为环境退化付出社会代价的人，都会减少他们需要付出高的社会代价的活动。但是，将这一原理付诸实践却是一个崭新的和试验性的事业。经验支持许多一般的结论、其中有一些是一望而知的，而其他的一些则还不太明了。在那些不会令人感到吃惊的结论中包括：一种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行为的财政代价的提高，通常会减少这种行为出现的频率，而财政上的奖励（价格提高和税额减免）往往具有对高收入的消费者有利的分配效应。其他的重要发现还不那么明显。其中之一是，非财政因素有时会比金钱对行为造成更大得多的影响。对计划的执行所作的少量投资可能会比改变这种财政奖励而作的更大的投资来得更有效。

对财政奖励计划进行的评估研究表明，当同样的奖励办法同时被几个组织实行时，典型的是最有效的计划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至少为效力最差的计划的10倍。以下4种非财政因素有助于解释这种变化：促销、简化手续、可靠性和信赖。

例如，公用电力事业实行按用电的时间收费给消费者在非高峰时间用电以极大的鼓励，它们通常是通过直接邮寄给消费者的方式来告知这种奖励办法的。在试验上，加强促销，即增加更经常的提醒和有关行情的信息、由全国消费咨询委员会发出的信件，对如何监控家庭能量使用提出的建议以及其他的信息，结果使用电高峰时间的能量消耗比只由公用事业单位提供一揽子的信息达到的水平降低了16%。这种促销建立在经常性的详细的信息的基础之上，有的还来自受到广泛信任的机构的信息源。通过朋友关系和邻里网络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交往以使人们乐意接受免费的或者便宜的信息服务，使许多计划都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

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人类对为促进节能而采取的奖励措施和其他的干预方式的反应。某些一般性的原理正在崭露头角，其一是，消费者的行为需要用限制因素来加以解释。技术、态度、知识、金钱、方便、注意力和信任对行为的改变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试图提供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时，都往，往会因忽视了其他的因素而得不偿失。这一原理通常意味着，干预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属性，限制因素可能因消费者和所处的情况而异，因此必须用经验来加以识别。另一个原理是，对行为必须从消费者的眼光加以理解。这一原理意味着要将消费者吸引到意在改变他们的行为的计划中的某些方面中去。而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人类正在继续不断地对干预作反应——甚至达到有组织地将它们中的某一些加以取消的程度——，因此决无可能写出一本有关行为变化的“烹调全书”。把这些干预看成是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的并且不断地对它们进行监控和修正，这一点绝对重要。

这些原理在能量政策中不常用到。政策的制订者们往往对这些计划期望过高，而对它们的设计却做得太差。他们倾向于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尤其是那些带有奖励性的政策，往往仅仅是根据它们的大小来加以考虑的，他们盲目地假定，计划可以预先进行最佳化设计，评估被用来作最后的裁决而不是作为一种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简言之，当政策的制订者们在应用一望而知的原理时，他们往往会被引入歧途。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为环境政策做科学通常为政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将显而易见的同那些尚不明了的事情分别开来，并使尚不明了的事情变得更加明了起来。

科学的发展

正在对许多人类-环境相互作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了解这样一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人们如何察觉和判断环境危机；社会如何为管理好公共-财富资源（如鱼类资源、草原和大气空间）而建立制度；在过去，什么东西引起了人为的环境变化；公众关心环境的原动力是什么；以及什么是影响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的经济力量。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表明，对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增进人类的知识，纠正概念上的错误和通告重大的政策决定。进展取决于建筑在这些知识的躯干上的大厦。新的科学具有与生态学走的道路类似的潜力，而生态学已经在一代人中从一门不完善的科学变成一种已经产生了健全的知识和有用的原理的科学。

虽然研究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是由于科学上和制度上两方面的原因而进展甚慢。它包含所有其他学科间的领域的科学问题，但更为集中，因为它涉及所有的环境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在这样一个领域中要想做出高质量的学科间的研究工作，将分隔的学科研究课题结合在一起，和提到生产性的议事日程上来都是很困难的，而且有的还被诱导到在缺乏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此外，还存在学术界和政府方面的重大的制度上的障碍。大学勉强地给予那些尚未得到广泛的承认的或者尚未被证实具有吸引资金能力的学科间的领域以惯例的支持。年青的研究人员冒着自己的前途的风险来涉足这些领域。抱负不凡的研究人员必须为得到承认而斗争，因为主导的杂志都倾向于学科性。人类-环境相互作用还没有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虽然有一些正在兴起的学科领域和小规模的学科间的杂志和学会，但是这一领域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学会或杂志、大学的系，或者一个有凝聚力的智力团体的其他传统特征。

在政府内部，“在支持对环境的变化进行研究的联邦机构的人员名单和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能力的联邦机构的人员名单之间有一种几乎是完全的错配”（国家科学基金会被列举为一个例外）。负有资金管理责任的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典型地只有很少几个或者根本就没有社会科学家，而且只零星地和在范围狭窄的应用问题上支持人类-环境科学。而负有环境使命的机构想要得到政策上的指点，但却很少投资于建立有关他们所干预的人类系统的知识。

简言之，政府的支持是不正规的、欠妥的，对基础研究而言几乎是完全缺乏的。对人员培训和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而言，体制上的障碍相互加强。

要想摆脱这种牵制能够做些什么呢？国家研究委员会对全球变化提出的研究报告建议，看来对人类-环境科学的其他领域也同样适用。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增加对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的支持：（1）研究人员自己提出的基础研究；（2）有一定目标的或只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包括在标定的范围内负有责任的与环境有关的机构所支持的基础研究在内；（3）通过研究生和博士后制度来加强学科间的培训；（4）建立新的学科间的研究中心；（5）改善获取、管理和利用与人类-环境相互作用有关的数据；（6）社会科学中的学科间学会的环境研究活动。这样一种计划可着手解决基础的人类-环境科学的人才培训、职业途径、机构建设、学术团体建设和发展等相互牵连的问题，还可以再吸引一些大学来积极地参与这一计划。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计划来发展一个可证明为统一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领域，它可以帮助人类了解他们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本质，并有效地它们作出反应。

[Science，Vol. 260，25 June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