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提出

三结合，指领导、专家、群众的结合。决策，按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西蒙（H · A · Srinon）名言：“管理就是决策”，其意自明，优化，是一种优选法，在众多方案中区分出优解、次优解、非劣解、劣解，从而寻优，或创造条件使之趋优。

此事似曾相识。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又有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东邻日本的管理决策，颇有声誉，特色是“意见统一的决策”，方法是“几上几下填重决策”。而K、θ、M理论是作为定量操作的完整理论。

近年来，首都学术界讨论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复杂系统，认识到其主要特点是层次性。决策之需要三结合，当无异议。在K、θ、M建模中，运用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同构，以实现“从统计力学走向热力学”，但前提是三结合故不是“还原论”。剩下的是假设，根据著名科学哲学家鲍波（Popper）的看法，理论、假说、猜想本是出自同一个意思。我想，总的应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在未来走向否证。

决策，是信息加工过程。人，是信息接收发送特别是加工器。橡皮泥行为，无限、连续但不任意，有一个体积守恒律。对决策行为，也要寻求其万变不离的“宗”，这就是寻找一系列的守恒律约束。一类是自然科学的约束，如人作为计算机模拟的运算速度与存贮量的守恒，“动之以情也好，晓之以理也罢，反正，1小时只能讲1万字左右”；另一类是社会文化的，实质是考虑社会习俗的惯性因素，在以上两类“严格”的约束之外，还有一些近似的“线性”约束，这里体现出K、θ、M的技术科学属性和作者为力学出身的印记。线性近似是指：在理性认知地球为圆的之前，“地平面”的概念是必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也总是近似可用的，总之，K、θ、M考虑的并非是抽象人，而是受生理心理、社会心理和认知心理约束的人，是有七情六欲“有限理性"的真实人。

鲍波独创地提出了世界1、世界2和世界3，并提、出从世界3到世界1，以世界2为中介，K、θ、M实实在在地在世界2列出3约束方程组（11~12个），它的形式是通用的非线性数学规划，这里基本可以说，它重在市场一次调节基础上的宏观二次调控。在降维后，K、θ、M把一切管理行为变为这样三个维的连续系统。西蒙曾指出，最优化问题一旦整理得当就成为标准的数学问题，带约束的函数极大化问题，而这样的目标约束与极大化问题，是我们正设法使其作为新的“自然法则”（笔者注：引号原有，即软科学可争取为准自然科学）。

作为时间辩证法，要承认权力操作形式的历史惯性，或坦言科学理性的发展存在于权力之中。这样，决策优化也就是操作者进行专家、群众二维征询后向领导者提出咨询问题。从而，K、θ、M把管理决策变成为复变函数，而这个二维结构，即为情和理的结构（注：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提出了天理和人欲，但他不知其数学结构这个结构也即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文化、合理与可行及信息波与能耗流的结构，这个结构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但在数值上受文化影响甚大。

（二）实例

从数学建模看。国内外发表文章、出版学术专著（《现代管理行为的结构》1989年，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与古今中外管理流派对比，宣传群众做报告，专家研讨，做案例，直到去年和上海科学学所合作做一个大型案例，标志着K、θ、M历经10年发展，已步入中试。

课题是上海58个开发类研究所改革跟踪调研，突出的是科技产业化的资金问题，这既是困扰已久的老问题，又是反映强烈的新热点。朱镕基副总理曾指出：“科技投入是生产性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他认为：“在目前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层次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课题组对上海市58个开发类研究所（内中科院所9家，中央部在沪所22家，上海地方所27家 · 合计实力约占上海260多个所的“半壁天下”）进行了调研，课题组对“多渠道”具体设计9种（鉴于现实可能性，忽略了研究所进入企业集团获得投资一途）。以下对9种渠道给出咨询结果如表：

注解：

①θ，第一行为实测值，第二行为百分制转换值。共43“票”，投票者为各所所长或所办公室主任，数据标准离差总平均17%，不大。两组结果大同小异，即7种方案极一致，2种方案在感觉上差“一个格子”。这样，感到方法可用，能如实反映问题。

②M，第一行为百分制的实测值，第二行为转换到M的值。与θ形成对比，数据的标准离差较大。专家系统共10人，包括科技专家5人，财税金融方面专家5人。他们均具有研究员、教授等高级职称，但无一人为现政府领导。

③在复变函数η^-=η^-（M，θ）及η₂=η₂（M，θ）中，通常可采用η^-作为两维化为一维的“θM标准分”。

一般说明：

①M，它定义为行为速度和必要信息流速变的比值。M=1，意如到黑暗的楼上取物，边上楼边开灯，这定义了信息社会中的平衡态。M>1定义了灰色环境，科研或更一般地改革演化，必是M>1，这被比拟到马赫数大于1的超声飞行。“蓝领工人”的工作环境当然为M<1。当M=1.4时达到一种临界，此时，风险变R=1-1/M=30%。即由于风险和内耗的同时存在，我们通常只进行小于30%风险的博弈，而不是“天真地”进行略小于50%的博弈。当M=1.8~2时，理论已成功地证明了是θ=0的优化行为，但这也是近似K、θ、M理论失效临界。

②θ，它定义为系统运行时的内耗份额，起因是利益冲突和文化价值观的分歧，不包括误解。θ=0恰为人性完美的一个系统。机器人的特点是守纪律、不怕死、廉洁但“墨守成规”，机器人作为一种特殊人类，其性能和θ=0.1的系统在效果上极为接近。θ=0.333，这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复杂、长链和模糊的不确定过程在力、能、信息波综合作用下的止动限，从而区别于简单过程的θ>0.5的止动。

③K，定义为主管人的聪明性，这是智力，是知识的升华而区别于知识。K=∞定义了火眼金睛无限洞察的孙悟空。惜乎人不是神，否则可以置智囊理性与群众情绪于不顾而独断专行。由于K对函数不敏感，加上上面所说理性对权力的长周期制约性，通常略去这个变量不顾，相似理论的术语叫做自模。

结果分析：

①层次性。如专家和群众的意见接近重合，便无需三结合，如完全背离，亦不合情理。现在，首选方案1（科技银行）为一致；二选即有分歧，群众看好方案8（养老金放贷），但专家持慎重态度：如撇开这点，二选和三选为方案3和方案7，是为一致，当然，即使所有排序一致，分值亦各有高低。

②六个方案即2、4、5、6、8、9被剔除，原因是零分。但除方案5（研究所直接向社会集资）外，其余几种尚掩盖一些被征询者不清楚的原因，因为专家意见离差已大于或接近于30%。

③两个方案获一致通过，即方案1（科技银行）为次优解85分；方案2（减拨事业费返贷）为非劣解62分。由于科技银行对其他方案（即使杯水车薪）也具有整合作用，并且它具有从研制、中试到规模经济的全方位作用，所以，这便是呼唤金融支持科技，社会分担科技风险。

方案7（外资），得分47分，这里，专家意见分歧大，27%已接近30%，有一位专家打30分，另一位专家打50分，表示要慎重。换一种说法，要苦练内功，这是从微观说。

④专家问卷中，另有附加题。一题是问对前阶段群众问卷的“θ方法”的评分，另一题是问对科技银行运行机制将优于计划调拨机制的期望。对此，专家们打出了和方案1同样的分，再考虑以往群众的反映，因此都可说是85分。科技金融，这个命题包括将典型的科技不确定性转化到精细的金融确定性，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对K、θ、M所抱的信心。

⑤K、θ、M是一种动力学理论，因此，比峰值分更高的支持，反而导致分值下降，而这正是理论的深邃之处：它把老熟看作“右倾保守”，这从下表可以看出：

现在，专家分78分，是恰好的，说明目前提出科技银行是适时的。事实上，整个80年代是改革的渐进式积累，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转向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以“立”为主的攻坚阶段。

（三）优点

如上所示，我们将领导人的长期经验、专家们的系统理性以及群众的感觉分等加以复合。这方法的优点如下：

①实。突出体现在专门设计的“2×7量表”，它是两次感觉的线性的心理量表，它可以充分细致地“榨出”人们的感觉；专家系统则采用理性自由打分。两者结合，最终的结果又细又实。采用计算机辅助，还可用有奖促收敛、分解加迭代等方法。

②多。9个方案同时处理，和盘托出，采用常规开会将不知所措。多，亦体现在结果丰富。

③快。采用计算机辅助，数据处理很快，将来甚至可制成专用键纽式“表决机”。但是，通用型算子对操作者问卷设计的“定性”，要求稍高。

④好。各个方案的优劣、分数值以及稳定性，都是一目了然，这是明确性。再者，这种非线性的“二重筛”，具有“锐的”明晰性，即“两个60分相乘会得到零分"，这是极好的结果。

⑤省。主要是省去了会议，可以函调，可以电话传输信息，甚至采用更先进的信息技术。

（四）“社会的”数学

从决策科学讲，K、θ、M相当于广义的和解析的德尔菲程序，它以结构不良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对象，而把结构优良的问题看作是θ=0特例下的系统工程问题，或等价地说，系统工程是给出理性粗框架的M维。

从行为科学讲，这是解析的和高等的行为科学，由于采用“群决策”而易于推行。

从政治学讲，这种“非单层次、非等权、非简单多数和非整数投票的精细表决系统”更体现科学与民主。

从哲学上讲，它提供了平衡邻近的渐进演化的全景图画，动力学的时间辩证法。

从文化上讲，它适应中国人重感性经验和重归纳的特点。并且，参数θ的提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有文化上的根据，甚至包括参数K的自模，这一切都是“量体裁衣”。

最后讲到数学，这是科学的“皇后”。除了个别数学家的“个人的”数学以外，我想，可以提出社会思维操作的“社会的”数学这个概念，这是指定量科学的发展。

反求历史，一些决策层在决策表决时，很多人的举手是为“三心二意”和“七上八下”，所以，支持的含金量只是1/6和1/56当年都当成整票赞成，岂非“只知整数，不知分数。更遑论复数，叫做“只知实数，不知复数”。

再者，只知线性，不知非线性。“人多好办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是在一定范围正确。弹簧，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成比例伸长的，即呈线性，永远拉下去。就不是线性了。21世纪，人们称之为非线性科学的世纪。可是，很多民用建筑物设计的理论基础还是材料线性的弹性理论。所以，非线性是否主要应体现在社会科学上？人文现象中，非线性无处不在。0.6×0.6=？在简单过程中，还等于0.6；在工业社会的流水线上下工序的合格品率计算中，答案是0.36。现在我们有“第三种算法”，在信息社会的长链的不确定性中，经过无数次非线性的损耗，在K、θ、M的弯曲和折迭的空间中，最后得到的是“两个60分相乘会得到零分。”换种说法也同样：“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我们一定要提高“社会的”数学，使它从整数走向分数、复数、微积分和非线性。国家科委秘书长张登义同志1990年12月曾撰文要求各级领导把软科学工作放在等同于硬科技的位置上。意义和上述相近，也许表达更妥当。

1991年8月，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霍教授（Y · Paul Huo）寄来书评：“可以理解，在更多的，包罗万象的各种事例获得鲍教授的独特理论框架的剖析之前，旁观者可能会持有怀疑态度的现在，K、θ、M理论已步入中试阶段，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得到充分的应用，并在应用中得到改进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