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杂志1993年岁尾发表题为Science in India（印度的科学）的一组特辑文章，现选译如下：
印度发展科学的勃勃雄心
陶家祥 译
自1947年以来，印度企图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国家发展的决心为世所少见，但达到成功，仍道路漫长。
印度不只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大陆。它的人口到下世纪将超过10亿。它也是一个穷国，1991年的人均年收入仅约190美元。但自独立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印度从未怀疑它将依靠科学，使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印度作为具有8.5亿人口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也为它遥远的过去而自豪。数学上零的概念（和符号）是公元前9世纪某一不知名的印度人所创造的。古代典籍还可证明最早的天文学家中有印度人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考古材料如能被完全发掘出来，印度的昔日将变得更加辉煌。
广袤且多样的次大陆（除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外）是印度的财富。从最北端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到北纬8°的^带水域，它横跨28个纬度，南北距离相当于从美国、*加拿大边界到位于墨西哥湾的得克萨斯州最南端城市布朗斯维尔。北部的希马拉雅山是它莫大的骄傲，南部的热带丛林对当地人来说也可称奇迹，而其间的土地则富含矿物养料，只要有相应的水利设施，即使人口增长，也能供养有余。
印度的另一重要财富是能言善辩、富有冒险精神、精明，而且是十分乐观的人民。印度人尤其是青年还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素质。这并非只是表现在牛仔裤和城市中危险地满街穿行的低座摩托车上，而且表现在年轻人对科学技术的热情。-男人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时，难道他会不炫耀他的电力工程学博士学衔（有时还有美国移民局的“绿卡”），不要求他的对象至少有相似的学历，最好是医学博士吗？随着印度年轻工程师的大量外流，甚至下降了的大学读书热也重新升温了。
对科学的重视可追溯到印度的独立时代、这部分地是由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与勃拉凯特勋爵之间的私人友谊，二人现都已作古，20年代时曾在剑桥大学同学。自那时以来，印度就一直着眼于依靠自力的研究开发，使自己成为头等的工业强国。
此后的发展表明，印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最突出的是绿色革命，它用种子改良和肥料、灌溉，使印度达到了粮食自给，至少，现在饥荒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农业科学家如斯温明曾等已成为民族英雄。
自独立以来，学术界的领袖们一直在为乡村的振兴而费尽心机。_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威克拉姆 · 苏拉伯曾大力鼓励通过地球卫星将电视普及到每个村庄（最初的目的是传播有关肥料和小麦新品种的信息以推进绿色革命）。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任何科技机构，不采取专为乡村服务的科技发展计划了。
但印度仍然而临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乡村果真是国家未来大发展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吗？事实可能相反，乡村将成为铲除贫穷的最大障碍。最明显的困难在于许多乡村的规模都太小，因此难以进行农业与经济建设事业的劳动分工，且不说教育和保健事业。现在政府虽然鼓励发展农村企业如手工业、纺织业等，但能创造的就业机会仍寥寥。因此，乡村的重组和土地所有权的调整看来势在必行。
经济改革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拉奥总理主持的现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开始采取步骤以实现经济的自由化（“市场经济”一词的委婉表述，因印度人大多对市场经济持不信任的态度）。印度独立后一直奉，行社会主义政策：主要的工业和金融业都是国营的，进出口贸易须经政府特许。外国人购置印度资产以及印度企业中的外国股东将其卢比红利换成通用货币的自由都受到限制。现在，负责这类事务的管理机关正在被撤销，并已带来显著成效。外国投资迅速增加，对外贸易重获生机。
改革对印度科学事业的影响又如何？迄今显示的主要效果却是令人头痛的和不受欢迎的。由于政府限制经费，预算被冻结甚至削减了。大学和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所是主要的受害者。大学预算已被冻结2年，而且解冻无望。到1997年，现在许多实验室每年所需的费用至少一半将要在原拨款单位以外寻求其他来源。目标之一是希望印度的一些公司更加重视科研。但困难在于有的实验室不擅此道，而且，这种新政策同印度独立以来一直由“中央”决定科研项目的传统也显然不相悖。
因此，改革要求分散科研决策权。可喜的是有关的机制已在近年建立起来。必须请示德里，否则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实验室主任如今已很少见了。但公立实验室'能否完全摆脱老的工作方法尚须拭目以待。
印度经济改革对科研格局具有长远影响的，主要是它的“自力更生”政策。自给自足已$再是追求的目标。但从1947年以来，印度就一直主&凡攸关国家命脉的科学技术，必须依靠自己，它致力于绿色革命工程，从而使政府不再每年为救济饥荒而乞求贷款，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说明了印度成立原子能委员会（AEC）的必要性，该委员会原是保证动力供应的机构，但后来成了少量原子武器储备的管理部门。从历史的发展看，继AEC之后的是电子局的成立和印度空间计划的产生。如果未来有赖于电子计算机的话，那么电子计算机的制造也将是战略、政治和经济独立的主要保证。
为什么不能走一条中间路线，从国外购买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许可证，然后走南朝鲜那样的致富之路呢？印度决不会接受这种方式。简单的道理是印度基本上仍在进行着英国统治时期的那种古老的斗争，愿意为斗争的胜利和赢得自由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当前特别需要在制定政策的较高层次，对印度不同领域里的投资价值进行比较。印度的科技投资规模也需引起注意。根据有关的材料，印度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在100万以上。但以印度幅员之大和社会问题之多，这并非是太大的数目。相反，如果印度要在独立后实现科技兴国的梦想，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还应更多。这说明了为什么忽视大学教育已成为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削弱大学教育的结果，是研究人员的主流，已被吸引到国家实验室和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所，它们现在大多享有较好的条件，并自认为凡由它们主持的工作就可在各方面与其他研究机构媲美。
其实，在许多这样的实验室里，研究任务只有与研究人员每天从城市边缘的村镇中印度穷人栖身的棚屋那里见到的问题有关，才能受到重视。测定分支杆菌抗原的有效部位，或增强人体对轮状病毒免疫力的工作，有一天，也许很快会有助于穷人的生存，这不是能立时鼓舞人心吗？除这样的实验室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明确地宣称实验室工作可迅速改善同胞们的生活状况吗？当然，毕竟并非所有公立实验室都会有这样的热情。但当局现在似乎已肯定有必要对非生产性的实验室进行改组，而不能从事生产性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则要改行。
这样，印度就低估了其科研人员不但脱离国外同行，而且脱离国内同行的后果。如果国家科研系统内部以及国家科研机构与大学的科研人员之间能有更好的交流，它们将获得更高的效益。现在，实验室主任们彼此虽可在开会时碰头，但较低层次的人对印度其他单位的同行就很少了解。
虽然如此，印度目前对发展计算机和通信的重视却提供了成功的实例。这方面计划的提出有二大原因：承认卫星通信由于地理上的理由而在印度具有重要地位，以及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具有潜在竞争力的电子装备制造者。但开始时，在70年代初，试图给农村以新的电视节目的努力只是临时性的和业余的。
现在，让每一个村庄获得更多的现代社会意识的愿望虽尚未实现，但早期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果：有关发布孟加拉湾台风警报以及用一个单一信息库储存全国行政性信息的计划已十分成熟。
为什么这些成就并未使印度科学界对其造福社会的能力产生更大的信心呢？因为这需要时间，还因为需要实例来证明印度科学即使在基础科学尖端领域里也能工作得很好。这正是散处全国的许多独立研究所以及设在哈德巴特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等国家实验室的战略性任务。
科学界似乎承认了最近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的气M在近10年中已有很大改变。他们对于依靠自有资源所能获得的成功，以及对于外部竞争都有了更现实的估计。但也有少数人倾向于相信用几页打字打得很拙劣的纸张就能证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错误，或证明人类意识可用适当的场论来描述。
印度面临的矛盾在于，科学界所获得的信任，并未能与科学界因过去10年中的成就而理应得到的荣誉相匹配。人们怀疑现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不如其前任，这尤其值得忧虑。但愿未来的10年中将能使这种忧虑彻底消除。
印度政府中管理科学的部分机构还是英国统治时代的遗产。例如，还设有“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英国已于1963年撤销），和负责开发智力资源的“国家科研发展公司”，其英国的对等机构已先改名为“英国技术集团”，后又于今年早些时候实行私有化，但最有权威的印度科学机构则是新成立的半企业性质的技术经济部门，如原子能和空间科学部门等。
与科技有关的内阁部长可以数出一大把，其中职责最明确，但不一定最有权威的是“科学技术部”，该部部长由总理兼任，但日常工作则由科学技术国务部长处理。
“科学技术部”下设3个工作机构：“科学技术司”（DST）、DSIR和“生物技术司（DBT）”。科学技术司负责制订政策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它可决定对科研计划的资助，对专业科研团体的支持——包括三所得天独厚的科学院：“印度国家科学院”（新德里）、“印度科学院”（班加禄）和“国立印度科学院”（阿拉哈巴特），以及开展诸如印度地质调查和预防台风灾害研究等重大科研规划。它也是国家一些重要研究所的支持者。
DSIR曾于1985年彻底改组，是一个技术推广部门，但它也设有一个“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并有一个由29个实验室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逢筑研究所”以及“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等。
“生物技术司”成立于1984年，拥有2个实验室，包括设于新德里的著名的“免疫研究所”，但它也负责管理一些国营公司，包括“印度疫苗有限公司”等。
从经费资助的角度看，其他部门对民用科学的作用可能更大。这包括负责原子能、电子、空间、海洋开发和化学、肥料研究的部门等。
民间科研经费的另一正规来源是“大学资助委员会”，它是“人力资源开发部”的组成部分。它对印度150所以上大学提供的津贴用作大学科研的基础费用。但申请者们认为该部近年来提供的资助不够。原因在于印度大学的数量庞大，大学生人数在400万以上。
有6所大学的情况例外。这里包括5所成立于60年代的“印度技术学院”，它们作为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工程学院，得到海外友好国家政府的资助。这里还包括成立于19世纪、设于班加禄的“印度科学院”，该院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姊妹学院。
因此，印度科研经费原则上是享有多种来源的。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可以与研究机构签订合同和提供资助。同时，成功的研究机构也可随时与不同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并取得经费。
但这只是一些拔尖的例子而已。其他的大学则多抱怨科研经费太少，申请的手续也欠规范。
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传统关系常有助于获得大量经费来源。这样，由孟买达达家族捐款，并经常得到“原子能委员会”支持的著名的“达达基础研究院”，现在就成了印度雄心勃勃的射电天文学研究计划的主要承担者。
近10年来，在中央科技决策的分权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实验室主任有望能自行挑选人才，但迄今尚无女性。只要他们能与由学者和主要主顾组成，一般每年开会3次的科学委员会和平相处。政府有关部门本身也有了顾问委员会。
最令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们头痛的是经费不足。在国家科研总支出中，用于国防（占27.5%）、空间（占15.5%）和农业（占13.1%）科研的支出占一半以上，而印度的科研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又已从3、4年前的顶峰跌至目前的0.9%。科学界的某些权威人士认为，这证明政府对科学的重视程度在下降。
没有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大问题。现任总理未能像其前任那样任命一位科学总顾问和一个能提供高水平建议的权威性机构。虽然这些措施并非经常能起好作用，但值此社会急剧变革的关键时刻，拉奥总理弄清楚不很有效的改革手段是否对现有的科研机构，尤其是大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应是十分必要的。
科学和发展中世界
John Maddox著 王乃粒 译
科学和技术具有一种新近形成的与世界上的穷国的发展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却很少有为有关的任何合作方赢得利益的有效途径。
为什么科学同旨在改善世界上穷国的命运取得的发展之间有如此多的联系？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随着世界上第一批探险家而来的是商人，他们更多地是同那些能搞到的工业产品和天然资源打交道，而不是同居住在远方的人们打交道。随这些商人而来的是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的机构，建立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保护更早期的投资者的利益。他们发现，在没有他们的政府提供的军事支持的情况下，要想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是难以办到的。在19世纪接踵而至的是传教士。除南美和中亚外，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
接着而来的是对在1/4个世纪中通过无数次的访问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先前的测绘科学所采取的扩大的后续行动，但其目的却是不同的。对印度的科学状况可加以描述，但从它对发展事业所作的长期奉献又能对科学了解到些什么呢？
值得指出的是，向着印度科学的开拓迈出的最初步伐，是由殖民地行政长官们而不是由科学家们采取的。当他们用军事力量侵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需要可靠的地图，并且招聘一些测绘人员去做这项工作。而要想说出经度是多少却是天文学家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经纬仪。这就是设在Madras的第一个印度的天文台的起源。
接下来的步骤也是由殖民地行政长官们采取的，但大部分发生在本世纪。他们把在他们国内建立的研究机构照搬到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用来跟踪天气或获取较好的作物收成。除了今天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外，看来殖民地长官们从来也没有打算通过智力使被占领的殖民地变成比他们所来自的殖民国家更好的地方。
甚至在追忆往事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出，西方的科学同从前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这是发生在本世纪的一种现象，而且几乎仅仅是已经过去了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情。当然，国际联盟（在20年代初创立的）在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较富裕的国家的眼皮底下方面起了促进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已使发展事业制度化，尤其是通过它的专门机构来实现。
我们忽视了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所采取的立场而发生的。有许多享有声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大都是受政治原因的驱动，可能甚至还会受这样一种论点的驱动，即如果甚至不太走运的国家都被认为值得尊重的话，那么像他们自己这样的小国家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科学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呢？这可以有几种解释，其中主要的是面对在了解种族方面可解决的问题时，对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的不可容忍。如果一个人（或他的牲口）没有水喝，为什么不去制造一只水泵，钻一个洞而提取出一些水来呢？如果他们没有粮食吃，于是他们就会建立一个农业研究委员会。而如果一个人的孩子们不断因得传染病而死亡，为什么不去研究出一种预防的方法呢？我们往往低估了这种趋势的重要性，虽然它可能是屈尊俯就的。
第二种可能对科学说来不那么重要的解释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即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会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它会引起公开的冲突或者同等地削弱对资源的需求。那些读过吉本（Gibbon）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的人声称，这本书所提供的启示并非是北欧的部落想要摧毁罗马，而是他们想分享它的繁荣。
第三个对科学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产生兴趣的原因是生物学上的，但这一点尚不明确。很多年以前英国的天主教圣徒圣奥古斯丁（St · Augustine）遇到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的困难：如果说人们活在地球上仅仅是为到天堂去过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作准备的话，那么为什么死亡不应该受欢迎呢？于是他蓦然构想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现在的活着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种观点的现代表述正如道金斯（Dawkins）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对他们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强烈的和出于本能的关心，上月在德里召开的英迪拉 · 甘地讨论会上，与会者一再声称，发展事业是一种“道德的”事业。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自私基因原理的话，那就说对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印度并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同一领土上的两个国家。穷人的人数至少为富人的2倍。令人吃惊的和令人感动地看到，来自较富裕地区的科学家们献身于较贫穷地区的发展事业。一位来自阿默达巴德（Ahmedebad）的苏拉拜（Syrrabai）北方要塞的抽烟斗的物理学家亚施 · 帕尔（Yash Pal）花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以求将电视（而现在是教育）带给广大的人民群众。设在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度科学研究所所长C?N?R?Rao是一个拥有10万名志愿教师队伍的扫盲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有一个每年相当于4000英镑的预算。担任过几任总理的科学顾问的M · G · K · 梅农，现在是上议院议员，他热情洋溢地说：印度的贫穷地区的发展是他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印度有许多人将他们的业余时间用于发展乡村科学和普及教育上。
决不会有人怀疑这些人的动机而去说他们带给印度贫穷地区的好处也会为他们带来一种同自我满足难以区别开来的成就感。谁会说好事情应该使做这些好事的人得到不好的下场呢？但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这些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的开拓者们直观地觉察到，他们这些外来的开拓者应该更经常地接受哪些方面的培训，甚至还会遭受到更多的痛苦，因为如果穷人不欢迎他们的话，要想用来自外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穷苦百姓的问题是难以奏效的。村民们也值得受人尊重。
德里的官员们往往表现出更不耐烦。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他们相信印度的发展是一件将技术付诸应用的事情，他们不断地强调“技术转让”的重要性，似乎是想说，在Cray研究公司还没有送来一套它最近的超型计算机蓝图并且培训出一支能将其复制出来的专业队伍以前，印度就没有能力来处理它的发展问题。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对知识产权持一种更大度的态度，须知先进的技术并非是不适合于穷国的情况，而是它的要价太高。
对那些对他们来说发展是一种紧迫的需要的国家来说，较好的战略是启发国外的技术社会的自愿性来给予他们援助。在富裕国家中已经有许多技术人员转向培训岗位，难道这支队伍不应该再扩大一些吗？也已经有大量的甚至过剩的各类专家可供利用，但是紧迫的需要是教员甚至是水暖工的较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在当地雇用他们所需要的钱。有幸的是印度知道需要些什么。其他的贫穷国家何能才能了解这一点呢？
[Nature，1993年12月16日]
空间——更多的是一个自尊心问题
王乃粒 译
有人问印度空间委员会主席U · R · Rao博士，印度需要一个空间计划吗？你得到的回答是毫无疑义的：印度需要一种发射卫星的能力，就像每一个村庄都需要可饮用的水那样、他甚至进而认为，没有一个空间计划，每一个村庄就不会有可饮用的水。
Rao平易近人，充满智慧而且强而有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并不想印度被推上这一条道路。他提供了印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个例子：最近俄国拒绝向印度转让用来制造低温（液氢）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普遍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谁会在他的理智上认为，人们会把低温发动机用于军用火箭呢？”他问道。
上月底Rao在班加罗尔（Bangolore）的印度空间研究机构（ISRO）的卫星试验室讲话时，明确地表示他期待着下周从俄国来的一个代表团将就低温技术的转让合同重新开始谈判。与他的同事们的预料相反，他不洋地宣称他愿意“听听他们不得不说些什么”。目前，那些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建造承包商们判断，不管是否借助俄国人的援助，印度都在推进它自己的低温装置。
那么是否有一种用于军事目的的火箭计划呢？Rao同那些抱怨说有“半打”的印度空间机构的工程师最近加入了国防部的美国国防官员进行丁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我告诉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已有更多得多的美国人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去工作。”即使如此，也只有审慎地推测，既有军用火箭，也有民用火箭，而在发展民用火箭时，得到的技术诀窍被以某种方式转让。然而，ISRO的活动在其他方面是透明的。Rao将人造地球卫星同乡村用水联系起来的事业是有说服力的。
印度对人造地球卫星的实用兴趣有两方面：通信和大地观测。有大量的实际成就值得称道，尤其是将一种地球同步发射机应答器用来向一些设置在孟加拉湾的无人管理的监视站发出即将发生的台风警报。Rao说，灾害预警系统从1991年11月发生的台风中挽救了2万人的生命。
从不可避免而要发生的临时凑成的事物意义上讲，其精确性是自阿默达巴德的维克拉姆-苏拉拜（Vikram Sarrabai）人在60年代末期临时利用美国卫星将电视信号播送到印度的一些村庄以来的一个特征。Rao目前正希望使这一老的“SITE”工程制度化。这项工程带有纳入一个被称作GRAMSAT的卫星系统的6至8个高功率C-波段发射机应答器，旨在用大约12种语言提供继续教育和公开的大学授课。期望目标是在5~6年内通过80厘米的抛物面天线覆盖90%的人口。
ISRO的班加罗尔试验室已变成许多其他的半自治的以卫星为基础的服务提供者。在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只有从地球轨道上才能最好地进行地理学测量，用以监视土地的利用（例如种植各种不同的作物）和洪水情况（在雨季期间），进而改善土地的利用和减轻洪水的危害。ISRO先是从美国，后来从法国获取卫星图像，而今它自豪地从IRS-A（于1991年用Ariane火箭发射的）和IRS-B卫星获取自己的图像，这两种卫星都在一个红外波段和三个可见光波段收集图像。
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应用是利用海-表面图像来发现暖的和冷的近海海水之朝的分界线，据说在这里可能找到鱼群。一个警报系统虽然建立起来了，而它本身又引起了一场典型的印度式的争吵：较小的渔民提出要求，说他们应该首先获得信息，因为他们的船比较小，而且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指定的有希望捕到负的地点。这是政治家们迫切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可以料想到的一种不公平性。ISRO对此持反对态度，幸而他得到了Rao的支持。
真正使印度担心的是它的发射装置产业。它的抱负总是落后于它的硬件。在1963年空间计划执行初，期，它只是租借探空火箭并学习有关遥测技术的高难度的方法，直到60年代末才开始制造它自己的发射装置。关于制造一枚能发射40公斤重的卫星的4-级火箭（SLV-3）的决定是在1969年作出的，而到1980年才开始执行。这时，事情已经很清楚，在近-地范围内对用于多种目的说来40公斤的重量太小了，于是又作出了制造一种更大的4-级火箭——ASLV（用作增重的卫星发射运载工具）的决定。还有一枚更大的火箭即将制成，它被称作PSLV（用作极轨道卫星发射运载工具）；今年年初的首次发射未获成功。即使是这样的火箭也不能够将真实的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又何以谈得上俄国的低温4-级火箭发动呢？对一个作为第三世界的烟火黄金国（Firework Eldonado）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印度的烟火甚至销售到了中国，这是因为这些烟火是在它的一些南方城市以低廉的工资雇用童工制造的，因此价格便宜。这真令人感到屈辱。Rao说，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俄国人已同意在发射成本上不采用削价竞争的办法来同美国人抢生意，Ariane火箭的价格也得照此办理。
印度继续发展它自己的运载火箭的机会是很多的，这可能会引起发达国家的不快，因为它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是施舍一些钱给穷国。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印度要求保持其独立的自尊心。它希望的倒是价格不要太高。
[Nature，1993年12月16日］
教育经费不足的高等教育
蔡鹏鸿 译
科学在印度拥有一项巨大而独特的财产：这就是年轻人对科学和技术的极大兴趣。这种现象是令人瞩目的。印度这样一个社会，从来都很重视智力，它把学术资格视为学识这一最具体的证明，不过学术资格也是通向就业大门的敲门砖，因此，科技工作传统上始终为人们特别向往的职业（只是到了现在，有的学者才对于附加给一位工商管理学硕士生的额外头衔表示摇头）。有鉴于此，到科学和工程学界谋职的竞争也就异常激烈。
各大学高材生为进入印度技术研究院和印度科学研究院所展开的竞争十分激烈。参加印度技术研究院竞争的人数往往高于可供的职位。其因素高达1000种。为此，许多大学（除印度科学研究院和印度技术研究院）说，由于缺乏设备和设施，他们现在不可能再培养出第一流的学生了。
来自德里大学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系的抱怨就很典型。学者们对于现行体制所受到的一些压力深表忧虑。这些压力之一据说就是社区学院的教师质量已经下降，而在这些学院就读的学生为的就是获得一个初级学位证书。他们还认为，那就意味着，学生们摆脱死记硬背式学习的负担的机会肯定是极小的。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学术生涯充满着挫折，而且薪金又低。就这两者来权衡的话，资金短缺乃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在1991~1992年财政年度（计算至3月底），预计联邦和邦政府会出资32.6亿卢比用来直接投资177所大学研究机构（由注重技术研究方向的机构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另外拨款）。可是，那个年度在校生是4400万，那笔资助每个学生一年只能得到20美元。
暂且不论1992年~1997年计划的好与坏，先看一下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该计划认为，到1997年底时，印度大学中的学生人数会再增加100万。可是，其中半数将在新建的一些开放大学中学习。这一发展趋势是对年轻人积极谋求学术资格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于是，印度的正规大学看上去是破破烂烂的也就不怎么令人惊讶了。课堂一如当年刚刚建造，或许是本世纪最初那些年代建造时的样子。因此，当大学图书馆还在竭力克服经常需要减少图书和杂志采购量这一困难的时候，谁还会对油漆剥落或者教室和办公室内灰尘来不及揩拭而感到奇怪呢？
设备不足使人们变得灰心丧气。各系用于设备维修和更新的预算微乎其微，而这笔款项多半来之于研究生每学期支付的那么一点点费用（大约20卢比）。因此，怪不得有教师说，他们为不能在学生身边尽责而感到惭愧（这是从德里发出的抱怨）。
尽管这些教师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但是，他们仍然是受尊敬的人。而且，依据印度的标准，他们的报酬还是相当的优厚；系里职称低的教师每月可能挣得相当于75美元的工资，而一个正教授则可以挣这个数的2倍。此外，大学还有义务为教师提供普通的住房或者（在住房属于商品化的地方）提供房屋津贴。
这一点导致印度教师流动性差的局面。诚然，尽管有规定填补国家雇佣人员（如教师）的空缺必须公开竞争，但是，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偏好，这就是一仍旧惯、恒久不变。毫无疑问，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度各大学中有许多系（但必须指出，不是全部）存在着只是按照相互的怀疑甚至妒忌所形成的派别现象了。
鉴此，从科学生活质量而言，在印度，困难重重的大学同条件优越的公共研究实验室就很难进行比较，公共研究实验室的建筑大楼往往是崭新的，设备很多，又能定期阅读到杂志（甚至还拥有国际电脑网络的连网系统）。特别是由于研究实验室愈来愈欢迎博士研究生，因此，看来大学将会进一步缺乏有才能的研究人员。
从表面上来看，未来的几年会更加令人沮丧。以卢比为结算的预算将会冻结，随着停止发放通胀津贴以及其他补贴，甚至在印度科学研究院，人们对于从德里发出的各种信号而担忧。
印度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教授、副院长帕特马那班博士说，政府要求我们自力更生。最近几年，该院为创收打开了两方面的路子——为具有技术背景的人进行继续教育，同时让本院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公有的以及私营的工业组织咨询服务。
该院在再教育服务中的创收额为200万卢比，这笔数字或许是咨询服务创收额的10倍。但是，院长们说，他们不大愿意再把科学与工业咨询中心的工作扩大到较低的层次。
关于其他学术机构，不断有传闻说，德里政府将设法同意让印度技术研究院倒流出一些专业人员，办法是把学费提高到各院校在财政上几乎都能自立的水准。究竟如何去招学生还有待于观察。
旁观者不禁会同情印度高等教育存在这个问题。即使俄罗斯各大学存在的这个问题比这里也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在印度却隐含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各大学质量持续下降，这将会损害国家试图通过发展当地人的技术来赢得繁荣这一雄心。
那么出路该是什么呢？考虑到政府在当前不可能向177所大学予以资助，使之发挥良好的功能，但是政府至少可以挑选出一些大学予以特殊对待，造成一批大学，使之能够成为其他大学的样板。或者，至少是其他大学追求的目标。困难是，这样一个方向几年前12经追随过，当时正是以此为由选择过一批大学（德里大学就曾是其中入选大学之一）。
现在，看来不再有其他方式能够重新走上这一进程了。可是现在，实验可能会更加激进，通过建立本科大学（colleges）体系，以便把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同研究生的教学有效地分离开来，这可能是解决学生数量多的一种办法，可是，从另一角度讲，它也浪费了年轻学生的时间和精力。
本科大学在学生面前树立起尊严或许是有必要的，但是，把本科大学同学生们就读的研究生学校分离开来似乎是没有多大必要。
大学应该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这也是重要的。这同当年重新编排课程或安排老师的时间同样容易。但是，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决策含有猜测的成分，猜测各邦政府下次可能会作出些什么决策，哪一个越来越衰落，以及哪一个正在遭受屈辱。
[Nature 1993年12月16日]
一个试验中的样板机构
蔡鹏鸿 译
新德里全印医学研究院现在是印度第一家拥有核磁共振诊断仪的医疗单位。也是印度一流的医学科学研究院。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是一个包罗美国全国各卫生研究所的混合物，一所医学研究生院，每年进50名新医生，吸收50名谋求后研究生资格（通常以研究为方向）的合格的内科医生，还有一些护士。它创建于1956年，是印度其他医疗机构的样板。该院研究生移居国外比例之商或许也可证明它是很有成就的。
该院医务工作者把哪些问题列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呢？院长否认了人口增长问题后简洁明了地指出：结核病（始终是一个问题）、疟疾（可悲的是，10年前消除疟疾的运动陷入了困境）、病毒性传染性E型肝炎，艾滋病至少在目前还排列在相当的后面。
别的科研机构对这些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所列的名次也都表示同意。由分支杆菌引起的麻风病和结核病这二大疾病现正困扰着印度，情况十分严峻。许多实验室在正在寻觅更好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微生物。
在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院，戈庇那桑教授领导的一个小组正在为攻克病分支杆菌的基本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而工作。比如，为什么结核病分支杆菌的细胞分裂要花差不多一整天时间而大肠杆菌只要40分钟呢？对这么一个缓慢的分裂过程是不是就可以解释为由通常的免疫反应中得到的结核病和麻风微生物的相关免疫力呢？
分子生物学旨在全面了解分支杆菌，以便找到有效的药物。戈庇那桑第一个提出，分支杆菌细胞膜中的过氧物酶可能同这样两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关，这就是，一，为什么药物异烟胼对于分支杆菌是致命的；二，抵抗力为什么很快就会出现。是不是只有解决了那样一整套的难题才算找到了良药的路途呢？还是在把控制DNA中盘绕度的topoisomerase酶分离后，用药物干扰这些酶的关键功能的方法是不是就会产生呢？戈庇那桑若有所思地提出了是否分支杆菌结核病的整个程序都是有益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只是说，他将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攻克这一问题。
新德里的国家免疫学研究院正在探索使用疫苗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设法防止分支杆菌麻风病——这种疫苗是以经过热处理后死亡的分支杆菌为基础而提取的。其原理同用牛痘病毒来预防天花一样。这种疫苗已在印度两家医院作临床试验，并已取得令人鼓舞的但却不是惊人的结果。实验完成后，这种疫苗将继续进行高发地区人们防病效用的试验。
国家免疫学研究院属于生物工艺学部，是由G · P · 塔尔沃教授创办的，他在1991年退休前一直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该院是印度各科研院所中的佼佼者，这不仅因为它具有国际声誉，而且还因为它的一半收入来之于海外，其中有联合国人口理事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加拿大国际开发理事会。
国家免疫学研究院现任院长桑迪普 · K · 巴苏博士特别高兴的是，获得国际承认使得海外访问者经常来访，每年约25~30名。该院每年还招收10名左右来之全国的博士生。
国家免疫学研究院的声誉还仰赖于它制作的避孕疫苗，这些疫苗现在正在几百位妇女志愿者身上进行试验。其原理就是诱发一种对于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即与胎儿着床有关的天然荷尔蒙的免疫反应。
巴苏说，从现在起到制造出可以应用的疫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或许10年。HCG作为一种激素虽然只是一种相当简单的蛋白质，但它却是由2个高度糖基化的肽纤维构成的（意即重组DNA工艺不可能任意生产出来，现在所确立的免疫力一直是由人的a位纤维以及牛的b位纤维合成后产生的，但是，眼下国家免疫学研究院将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将成为有效抗原的完整无损的分子以及那些可能会相对容易生产的各种疫苗组成成分的无性繁殖传染原。
巴苏和他的同事们承认，在他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由几种成分构成的疫苗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不易管理。还有，关于防护寿命也还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太短了可能起不了多大的效用，太长了又可能意味着由这种疫苗产生的避孕免疫力不可逆转。
他们还意识到，假如避孕疫苗被证实为有效的话，还会出现一些困难，他们必须说服妇女们去使用这种避孕药，但妇女们则可能认为，节育的责任可能在其丈夫身上。有鉴于此，该院还在谋求一种能用于男性的疫苗，以便抑制活性精子的生长，阻止受精作用的产生。
同时，国家免疫学研究院和其他科研所还在研究较为先进的诊断系统，这些系统往往在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基础上产生。国家免疫学研究院希望，防链球菌——A的单克隆抗体有助于减轻印度的风湿热病的沉重负担。此外，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来区分分支杆菌麻风和分支杆菌结核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
国家免疫学研究院暂时划出一块地方用作另一个实验室，以供研究兴趣相互重叠的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程和生物工艺学中心新德里分中心使用。该院最近还在建造一幢新的实验大楼，待明年建成后就把实验室的这一部分迁进去（另一部分设在意大利的利雅斯特）。
为实用起见，德里分中心将其精力主要用于解决有关人的健康问题以及通过遗传控制来培植疫苗的问题，其功能之一在于为来发展中世界的人员进行培训。
该实验室还识别出了南亚地区一种常见的E型肝炎的特殊微生物。这种病占印度肝炎病例中的40%，不过，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许多不同的病菌在孟加拉湾东西海岸广为分布。
该实验室在进行的有关治疗B型肝炎的工作已取得一些进展。现在它计划无性繁殖E型肝炎的整个基因组，旨在识别抗原元素。同时，它还在研制诊断工具，以便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来区分各种传染形式。
谋求将现代生物学应用于解决印度公共卫生问题的印度科学界很全面，现在又很富有实力。除了政府实验机构之外，不少大学和独立的研究机构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可是，设在海得拉巴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中心的CSIR实验室则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或许还没有其他人作过考察。
该实验室有一个奇怪的（而又很近的）历史。它原先是普斯巴 · 巴加伐博士提出的，他起先为海得拉巴地区实验室的成员，现在该实验室被重新任命为化学技术实验室。巴加伐有10年时间一直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争取建立一个包含有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艺学的多用途实验室。可是，在其继任巴拉苏勃拉马尼安教授的领导下，这个实验室已变成了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的机构。
该实验室不少研究人员对分子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强烈的理论兴趣。不过，实验室还打算谋求一些比较稳定的实际利益。比如，除了制造用于建立一种印度DNA——鉴别指纹系统的材料外，还要生产改进型的鱼饵，甚至在遗传学上的改进型的鱼。
即使如此，遗传和分子生物学中心到1996年时还不可能从外界获得德里政府业已规定的从外界筹集到其开支的半数。巴拉苏勃拉马尼安甚至在现在也还难以支付该实验室的用电账单。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刘分子生物学领域正在形成中的全国性研究网络而言，这个实验室是不是应该被承认为一个国家级的现代专门知识（以及受训人才）的来源之地。同时，巴加伐说，现在他的梦想已经变成一缕青烟，灰飞烟灭。
昌迪加尔的微生物工艺学研究所将不会有这些困难。该研究所是生物工艺学部主管的两个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家免疫学研究院），1984年建立，成员来之于勒克瑙市著名的药物研究所，现在它藏有印度微生物品种培养菌标本集，而且，它根据国家利益设立的实验发酵桶也是独一无二的。
已用作商业开发的生物技术制品企业中，有一家生产酒精，其使用的方法是从一种出产于印度的标准原料糖浆中更有效地提取酒精。它的工艺就是培养一种酵母菌，使之既能适应引酵原料中的高浓度糖浆，又能适应生产中的高浓度酒精。从发酵操作过程中可节约不少能源开支，不仅如此，利润很大，足以说服酒精生产厂商来很好地加以利用。
[Nature，1993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