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是否应该资助非军用目的的民用通用技术的发展，以保持和提高美国工业产品在国标商品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关于这一问题，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国政府同美国国会之间进行过长期的激烈争论。

在里根当政时代，美国政府的指导哲学是：资助基础研究和国防研究而避开民用应用研究，而通过其他的途径将新产品的开发全部留给私营部门去处理。它坚决反对将联邦政府的资金用来资助通用工业技术的发展，这种态度受到美国国会的激烈抨击和反对。

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终于在90年代初打破僵局，迈出了支持通用技术发展的第一步，从而出现了美国技术战略的雏形。

1992年11月初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使民主党在野12年之后重掌政权，这是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当选总统克林顿在他的竞选讲话中就表示：他决心彻底改变美国的基础研究结构，保证采取积极的政策支持发展关键的工业技术，改革公立学校，把研究基金从国防转到民用。

然而，克林顿政府要想推行它的技术战略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要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而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一方面，克林顿小心地避开了对基础研究机构增加预算的保证，而且在紧缩预算的年代里，由于推行他的技术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会从基础研究中抽走资金，这种可能性引起了支持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部门的担心。另一方面，克林顿已保证支持两个有争议的“大科学”项目——超导超级对撞机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站计划，这又使许多人抱怨他动用了很多本应花在值得搞的一些对提高美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小科学”的钱。正是这两种势力较量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克林顿政府推行其技术战略的走向。

1993年10月30日，克林顿总统遗憾地签署了一项终止在得克萨斯州建造耗资110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的法案，并说终止这一计划是对科学的重大损失。克林顿是在一心关注预算的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结果决定放弃这项计划后被迫同意终止这一计划的。此时，这项计划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一，一条长达26公里的隧道和综合实验大楼已经建起来了。用于该计划的大约6.4亿美元已被纳入一项能源和水利法案中，这笔资金现在将被用来拆除对撞机设备。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克林顿政府本来打算支持的上述两个耗资巨大的有争议的“大科学”项目的遭遇的内幕，本刊在此选登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章，供大家参考。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感兴趣的信息。

——编者

一年之前，比尔 · 克林顿顺应科学技术领域的潮流，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推出系列改革方案，受到美国国民的拥戴和支持，当选本届美国总统。以后的12个月来，包括数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64位著名学者纠集一堂，创立了“拥护克林顿 · 戈尔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联盟。”可以说，这是布什前总统从未得到过的如此鲜明的科技界人士的全力支持。荣膺美国副总统宝座的阿 · 戈尔，首次继下院之后兼任上院的权威性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对此，美国大学和高技术产业界的中坚力量惊喜若狂，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奋心情。国民们惊喜之余发现，是克林顿“给牵引新技术革命的发动机注射了一剂润滑油，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百业待举有望。

国民的兴奋心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恐怕是受总统选举期间惯用的那种振振有词的夸张许诺和信誓旦旦的保证所左右，本来就很自由化的科学界，几年来更是头一遭迎来了民主党政府执政所带来的改革春风。不可否认，政权的交接，对于科技产业的振兴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使没有全球规模的技术革命，克林顿政府的首创精神也足以说明，给本届政府冠以技术革命旗手的殊荣，理应当之无愧。美国的技术革命和经济振兴不能不说遇到了实现重大转轨之前所未有的好契机。克林顿政府正确把握机遇，集中力量向美国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力辟重釜。克林顿的科技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由加里福尼亚州的硅谷公司总裁和董事们组成的团体强有力的支持，足可以说明人心向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团体竟是由历史上一直是共和党科技政策强有力支持者的原班人马组成。

最近，克林顿总统已把精力集中在恢复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景况上来。克林顿是在许诺保证经济增长和制订出失业救济对策的前提下才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的确，选举年是在严重滑坡的经济态势的阴影笼罩下迎来的，恐怕再能言善辩的政治家遇到这种周期性经济衰退年景也只能自认“倒霉”，任何一位任职总统也没有摆脱过这类“运交华盖”的厄运。实际上，克林顿之所以能当选总统还有两大重要因素，第一，针对产业技术领域美国优势的不断衰退，克林顿紧紧抓住了国民关心和不安的这一热点。产业技术是美国经济的巨大基础，从未来发展者眼，目前外国竞争对手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已展示出咄咄通人的攻势，令美国产业技术界深感不安，第二，克林顿给美国的技术革命注入了新鲜活力，并力图以此为方针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锋芒所指，切中要害。克林顿刚一走马上任，就下大决心实施“科技兴国”的经济复苏战略。如果新任总统的雄心壮志能顺利兑现，则美国经济肯定会从经济萎缩、徘徊不前的所谓“正常商业周期”的低谷中走出来。克林顿政府的科技兴国政策正在重建美国与他国的抗衡力量，为实现划时代的经济自然增长这一战略转变，克林顿已下定决心强化既定政策的监督执行。

军品民营

过去40年来，政府的研究开发政策一直以所谓“洒脱自如”的方式增补经费。现在的政策说到底就是，将投入军事领域的研究开发巨额补助金作为辅助经费用于开发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新技术上来。笼罩世界的冷战时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冷战结束而实现军品民营的战略转移政策应被视为上举之措。因为继续投资于军事科研只能是得不偿失。“美国继续依赖于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方式发展技术产业已难以奏效”——这是克林顿在竞选演说中早已阐明的观点，“今天高新科技背后的原动力不是军队而是民品产业，在先前公开的以《技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主题的竞选咨文中，克林顿详细论述了将美国的研究开发补助金的重点由军需转向民品的恢宏规划。

现在政府的研究开发预算还不足800亿美元，其中的60%投向军事研究所，为使军需民品的比率大致相等，克林顿决心在最初的4年任期内将大约300亿美元转向民品研究领域。这一提案已获得通过，但他本人的真正意图说到底就是，旗帜鲜明地将政府补助金一步到位投入应用科学的研究。基础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安心期待充足的“伸手皇粮”送货上门了。与这类部门相比，克林顿政府投入其他部门的第一笔资金几乎跟以前一样没有多大出入。学者们对克林顿时代寄予很大期望，当然克林顿的科技政策还须经受整个执政期间的严峻检验。事实上，在保守的共和党执政的过去12年间，将国家的研究补助金分配给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研究预算由8.45亿美元增加到18.59亿美元。

为进一步突出研究目标明确化和重要性，克林顿大刀阔斧，预定要将国立研究所预算中的20%专门用来扶持与产业界相关的共同开发计划。虽然新政府为强化美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作出了必要的努力，但让地方企业家直接参加与新技术相关的政府计划大讨论，如果真像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好办多了。因为只有出台一部与公私利益冲突时具有权威效力的解决纠纷的法规，才能弥补现在这一领域的真空。目前立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与之无关的人士对此举或许认为徒劳无益。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在民主党的元老派阵营中，曾有人就如何将国家的资金用于产业领域等问题提出过忠告，即为避免引起公私利益的冲突和纷争，要在制订政策上稳妥谨慎为好。再加上民主党内集中了好多有钱的大康采恩财阀，他们的观点在党内有不小的影响力，这一点与自由随意的保守的共和党别有千秋。

据悉，克林顿正在制定一项计划，旨在制约国家咨询委员会法和情报自由法这两大法令的效力，这些法令在地方企业家手中，由于会使包括研究在内的政府活动的全部情报垂手可得，所以“这些法律在外国竞争者手里会像交换普通资料那样方便地把类似美国国家机密那样的重要情报直接纳入信息市场自由交换。”对此，克林顿总统的计划专门强调，应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在不损害美国经济强国地位的前提下开展信息咨询交流。

干预性技术政策

克林顿的施政咨文除对当前美国科学界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大声疾呼外，还专门强调，绝不能让外国人轻而易举地获取到美国科学的专门知识，对美国在其他国家开发的制造技术也要跟踪保密。“这一问题不能只靠科学政策来解决”，克林顿在白皮书中指出“这就要求制订出的科学政策，既要体现政府要达到的特定目标，又要支持科学教育、基础研究及其他实用性研究开发计划，即所谓‘扶持与促进共存’的积极方针。”对此，要有相应的干预性技术政策。“技术政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与开发，恐怕还要包括尽快适应新的观念和善于捕捉问题的焦点。”

按照技术政策的领域，里根和布什政府的方针政策一言敝之即“不干涉主义”，他们信奉的宗旨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最有效地发掘人力、物力、财力的潜力去实践技术创新和开拓新的科技领域。“政府不应插手胜负者之间的事务”——这是选举大战期间布什总统反复强调的观点，“在保守的共和党中，迄今仍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由于没有采取干预行动而招致的惨烈代价愈来愈重”——克林顿竞选班子制定的技术政策核心一语击中要害。持中立立场的地方企业智囊团所属的竞争力审议会副会长丹尼尔 · 布尔顿认为，“由于克林顿的当选，原先一直奉行的政策一夜之间完全被颠倒了。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政策眼瞅着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克林顿的施政咨文指出，共和党的“不干涉”方针“使美国与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相比，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把基础研究的力量成功地转向商业领域的技术方面，美国处于劣势，这是迄今为什么美国不能在技术上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摒弃陈旧的政策才能前进。为使多方努力形成一股合力，对此而专门设立了一个经济安全保障理事会。该理事会是过去40年来最直属总统的一个权力机构，也是唯一能与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威班子国家安全保障理事会——平起平坐的强有力的机关。新机构不仅行使政府“优胜劣汰”的职责，而且还从事其他活动，如调查科学技术运行和信息领域内部结构的技术背景，积极培育、扶持使之更加完善。

与上述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克林顿为使美国的技术创新注入活力，决心授权给副总统戈尔，对政府的努力全权督察。戈尔在议会供职期间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方方面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克林顿和戈尔二人在选举运动中紧锣密鼓配合默契，并于政府事务上密切合作，且由此而建立了深笃的个人友谊，但对于委此重任的副总统来说，既责无旁贷，又空有虚名。这一点恐怕是有目共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使命得依附于美国经济增长期间的克林顿政策的长期和短期目标的实现情况。按照克林顿的计划，美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指技术）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十几年。如何才能使美国保住更高的科技霸主地位，前景未卜。此外，据克林顿过渡小组经济政策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 · 瑞希的观点，他认为制定一部全力振兴科学技术的方针机不可失，刻不容缓。瑞希指出，科学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政府应积极参与全过程，并以支持者的形象出台更为可行的扶植政策。

废弃受党势左右的资金分配政策

克林顿政府始终致力于奉行一种长期持续不变的技术政策。为达到预定目标，不仅要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而且还要形成一整套驾驭职责之上的必要的行政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面对复杂局势临阵不乱，议会是否应该拥有支配包括技术在内的政府各个方面活动的国家资金的权力？目前给人的感受似乎这一棘手问题正陷入迷濛。实际上，科研资助金一直是通过立法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来发挥强有力的支配效力。就政府职责来说，总统及其行政机构只有同议会在政治上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才能保证最佳工作效率，政府的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跟民主党平起平坐的政党，12年以来首次显赫到今天这样如此登峰造极的地位。由于立法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权力与民主党各执千秋，所以总统欲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其保险系数似乎甚微。比如，最后一届的民主党总统吉米 · 卡特，就曾经与比民主党势力大的议会发生过冲突、这意味着不少很有希望的计划弄不好会遭到否定甚至化为泡影。

议会索以奉行所谓“以党势扩张为目的来实行分配资助金政策”，而在美国政坛上臭名昭著，就是说，议员们各自为政，特别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宁可反对那些实质上确有价值的特别计划，也要在各自的选区内投建本位主义浓郁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工程。结果，名义上给各自的地方区域带来了好处和就业机会进而提高了自己在本选区的声誉，私下里却达到了个人拉选票的目的，成为向总统讨价还价的筹码。克林顿的技术规划有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要依赖于国家资助金。根据克林顿的计划，要进一步转变国家资助金的投向。现在看来，党内羽翅颇丰的派势很难说是否在摆盛况空前的“鸿门宴”，如果克林顿能建立一个有职有权的委员会组织来缓解议会，那么他的政府就有可能充分掌握住制定和行使技术政策的主宰大权，最近的国会选举结果表明，在435人的下院议员中有1/4新议员当选。尽管议会成分变化明显，但指望其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作法的希望却增加不大。

巨型科研计划夭折的潜在危险

这种出人意外的大幅度增加新议员的局面，对于岌岌可危的巨型科研计划领域却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别有一番滋味，新议员的意愿被认为会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前景。“超导超大型加速器（SSC）”（投资至少80亿美元）和“太空站”（近1000亿美元）计划，是否会因为最近“中止法案”的通过而构成不可估量的危险的科研断层？克林顿在选举活动中，十分明确地支持中止这两项巨型科研计划。尽管某些选民授权新当选的议员团“改变政府的作法”，但对于今后类似这样的巨额投资计划新议员们究竟能抱多大的同情心，眼下难卜难料。

基础科学界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对于超导超大型加速器和太空站计划的中止公开流泄出可怕的悲观情绪。从两大科研计划和小规模科学研究计划中拨转过来的大笔资助金的投向，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再者，与基础科学界同病相连的是科学技术政策局（OSTP）的命运。该机构的官员和科学家们此刻在提心吊胆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顺捎一句，该局的周长历来兼任总统的科学顾问。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感到有必要“将能表达我们心声的代表派往华盛顿，”亲自向总统科学顾问们面辩超大型基础科研计划的重大且深遂的政治意义。当然有些观点肯定略带夸张色彩，从前几年的情况到新政府班子组建后近几个月来的局势来看，总统亲自点将的科学顾问一职迄今仍未到位，从另一个角度同时也反映出问题时复杂性，木已成舟。在重大预算资金决断上谁执牛耳，人们正拭目以待。

最近以来，虽然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局的官员增加了45人，但他们长期的职责仅仅局限于充当科学顾问。由于该科技政策局主管的是宇宙、生物医学、能源及农业等产业，所以这些科学顾问能“顾”能“问”的领域除纯粹的基础科学（得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外，剩下的自己说了算的实权几乎没有。克林顿政府被公认为奉行的是倾向实用性科学技术的政策，多种预测表明，美国科学技术局将大幅度砍减基础研究经费。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既定政策是，以目标明确并能短期实现的基础研究为重点。将资助金主要投入工程领域——这一举措，反映出克林顿的政策正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估计其中因素之一，是某些现正以科学顾问身份说话、并对国家支柱产业有影响力的议员在发挥作用。

总的来看，美国的科学技术界正处空前高涨的兴奋、乐观景象。换句话说，或许克林顿奉行的技术政策干预主义意味着科学春天的新时代已为期不远。但如果像布什政府那样，仍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胜劣汰”配套政策和措施出台，则由此产生的疑虑和弊病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克林顿的政策能否顺利实施而持消极悲观情绪。

1964年，巴 · 威尔逊任英国首相期间曾指出，“技术革命走过了头，反而会制约社会往新领域迈进的步伐。”笔者认为，他的见解是有一定思想价值的。试想下，如果威尔逊在克林顿执政之后仍处执政地位而不是现在的在野地位，且由他领导的政治上高度自由化的党假设仍在掌权，则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克林顿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究竟能获得科学技术界人士多大程度的支持，这恐怕只能是个未知数了。遗憾的是，威尔逊的科技政策和观点因竞选败北而告终。自那之后30年过去了，人们期待一个既能实现技术革命目标，但这一期望仍很渺茫。又有他山之石可供借鉴的另一国家屹立出来，独创一条新路供美国引玉，但这一期望仍很渺茫。

［（日）科学，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