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军事科学和技术的重要地位。正是物理学家们的前沿领域成功地发明了原子弹和雷达，而战后这些成就并未被军事装备所遗弃。此后，美国军队和领头研究大学发展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资助有用的研究结果及有科学专长的专家，以强调技术学优势的冷战强化并契合了这种关系，军队成丁许多应用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导向和控制、电子学和材料学方面的主要资助者。

一位年轻的科学和技术史学家莱斯列（Leslie）讲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事实，他专心于对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研究，这两所大学早期在军事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为世界上应用科学研究的一流大学。

战前，基金会及私人企业是大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战后的军事资助巨大地刺激了校园研究的发展。昂贵设备的需求，研究生的资助及技术挑战所提供机遇的诱惑可能受到限制。如果大学的科学家仍然在他们战时的研究水平上工作，那么他们没有选择，只有依赖军事资助。

美国国防部提供了大部分的研究和发展的政府资助，并通过求助国家安全部对这些资助进行最小程度的政府干涉，最重要的是军事对高级技术有极大的渴求。其它可能的政府资助部门既不提供资助，对高技术也没有兴趣。战后，海军研究办公室建立了政府与大学成果关系的模式。目前，军事资助较其它政府资助为大学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少的政府约束。

莱斯列认为，大学的研究过分地为军事优先性所影响，且这种情况不仅导致忽视了其它更值得研究的社会需要，还导致许多构成大学本质自由的放弃。但莱斯列没考虑到战后大学所面对的左右两难的境况。军事是应用科学边缘上的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唯一坚实资助。如果大学放弃了这一支持，他们将处于技术的逆流中，而把战后电子及航空技术的智力鼓励扔给工业。

莱斯列还忽视了说明一点，就是从战争开始，军事是如何资助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的，而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计算机科学、固态电子学、微波技术、导航及航海系统以及其它学科方面已取得了非军事性技术的最重要进展。

［王维荣译自Nature，1993年第3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