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担心假如双亲能选择子女的性别，性别失调就会导致社会动乱。但这却是我们最不担心的。

假如夫妇能选择其子女的性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性比会向男性倾斜么？20多年前，现剑桥大学的著名胚胎学家安妮 · 麦克莱伦（Anne Mclaren）曾设想有几种可能的后果：“可能包括一妻多夫的增多，男性同性恋的增多，男性侵害事件的上升（以少年犯罪方式或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

刚刚开诊的伦敦“性别诊所”据说向许多夫妇提供选择男婴或女婴服务，生意兴隆。这一诊所采用了一项有争议的分离精液技术，这种技术能把Y染色体与带有X染色体的“女性”精细胞分开。尽管评论家说其成功率低，但毫无疑问不久便能研究出一种可靠的精子分选技术。'我们应怎样来迎接这一技术的到来呢？是严格限制，还是拒不接受？

伦敦性别诊所一开诊，胚胎研究和IVF诊治的政府督察员、人类的受孕和胚胎学委员会便仓促表态。他们的目的是判断一下性别选择及人工授精对夫妇们是否有吸引力，对一般社会以及对我们的家庭观念、亲属关系和性别方面有何意义。各学会会员、医生和公众不得不在月内提出意见。

到目前为止，压倒一切的大多数考虑已集中在：如果一种性别证明比另一性别更受欢迎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上。麦克莱伦更具挑战性的预言，即人们更喜欢男孩。伦敦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米切尔 · 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说：“假如我们想摆脱一个侵害和暴力盛行的社会，而建立一个男性占优势的社会，我们就处在错误方向上可是别人却看不出忧虑的理由。

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主要医学遗传学家伯纳黛特 · 莫特尔（Bernadette Modell）说，“在得到某些证据之前，我们不必惊慌”，她开了一个诊所，以医治那些患有严重的遗传性贫血症（即致命的地中海贫血症）的夫妇。她说：“我的经验说明在我们社会里喜欢男孩或喜欢女孩的人会完全取得平衡。”“我们只有极少的需求是根据性别来决定的，顾便说一句，我们不会接受这种门诊。”

莫特尔同意子女有严重疾病危险的双亲关系不会影响一般公众。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相信精子分选技术的出现会改变事态。“通过人工授精而受孕是一个真正的进展。如无必要时，大多数人都不需外部干预”。她认为已经有两个相同性别子女的双亲不一定会使用这唯一的技术，所以不会对性比有大的影响。

为了支持她的观点，莫特尔引用了布达佩斯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安德鲁 · 契杰尔（Andrew Czeizel）的研究、他保留者来门诊的第三孕期且已有两个同性别子女的妇女的记录。他发现由于社会的原因而要求流产的妇女都说她们的现有子女中如有一个是相反性别的，她们会是幸福的，但假如是同性别的，她就要求流产。

但在70年代后期，也是由契杰尔记录的另一份对1500对匈牙利夫妇的调查却提示了一种性别偏爱现象。他询问了一些无子女的夫妇，只要有效，他们是否要用一种精确且无害的方法来选择孩子的性别。只有21%的人说：是的。要一个孩子的夫妇之中，有65%希望要男孩。假如将更多的人列入调查，这个百分比便降到57%。总之，实际上有87%的人第一胎想生男孩。契杰尔说：结论是出生的男孩对女孩的比例在106：100到142：100之间变动。同时，更多的孩子是第一胎。

但是1983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上提出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断定许多第一胎孕妇并无性别偏爱，要男孩者和偏爱女孩者数目相当。今年年初，剑桥大学的研究者海伦 · 史塔莎（Helen Statham）、约瑟芬 · 格林（Josephine Green）及其同事在《柳叶刀》杂志上报告说，她们对2000多名孕妇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妇女对男孩或女孩并无特别的偏爱。她们发出了询问信件，问孕妇们是否“牵挂”着孩子的性别。大多数人回答说“不”，甚至说她们在生育之前不想知道婴儿的性别。而那些表示有所选择的妇女也很像是偏爱女孩者和偏爱男孩者一样多。

剑桥大学的这些研究者强调说，她们关于孕妇的调查报告说明“如果妇女们能选择其婴儿的性别时，她们也无所作为”。设在伦敦盖伊医院的威尔克姆心理学及遗传学研究组的主任特丽萨 · 玛蒂奥（Tersesa Marteau）同意这一结论。她说，如果问一下某人，假如她愿要一男孩或一女孩，而她已怀了一个与她所需要不同性别的孩子时，“我有一项新技术，您乐意吗r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玛蒂奥说：“这些调查使我们断了线索”。“我们不能根据一种情形去设想人们对另一情形的反应”。

而且，玛蒂奥争辩道：“大多数调查都是问妇女们想要什么，但是我们甚至不明白假如这项技术有用，作出决定的正是妇女。”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说，“假如70年前就有了这项技术，我们肯定不会有女王”。

她说：“现在，假如你并不考虑选择孩子的性别，对孩子的各种希望和忧虑大概就会产生。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有不同的希望，但是谁都不会有所作为，你不必被不同的看法所左右，你能择善而取”。但是性选择的出现使你会有一种能容易地优先考虑这些希望的感觉。她说：“但是你不能，恐怕也决定不了更喜欢土豆还是意大利面条”。一个困难是配偶可能不同意所期望的孩子的性别。当然，很可能双方会协商解决，而不是只对一方有利。“如果没有性别选择，有人就会抱憾终生；而有了性别选择，又会有冒选择一个对单方永远不利的配偶的风险”。

假如听任人们选择其子女的性别，也可能产生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选择转向比较，性别选择会鼓励两性之间的比较，易于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恶化。斯特拉塞说：“始终不断的比较，我们称为鉴别”。为使性别在受孕霎那决定，为了以性别为依据进行选择，就要加强鉴别，…。甚至可以说一种性别比另一性别略胜一筹，我们才能使鉴别合理化。

玛蒂奥认为性别选择也会使父母变坏。一份由HFEA提出的文件暗示，假如双亲能选择其子女的性别，他们会更爱他们的子女。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论点”。“我们是否要鼓励带有先决条件的父母，即那种说‘只要你是男孩（或女孩）我就爱你’的父母？”她说这种主意在“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人类”。

选择子女的性别也可使父母对控制超生产生错觉，遇到意外会使他们无所适从。

那些从事性别选择事业以努力推动公众接受的人，有明显的金钱动机。玛蒂奥说：“一种可靠的技术的出现也会招来这样的见解：“既然我们得到这种技术，我们就应该使用”。为了监督这种业务，必须独立评价。她说：“在最初几年使用期间必须非常严格地评估其对家庭的影响”。

玛蒂奥告诫要防止不加鉴别地接受性选择。她觉得个人利益与巨大的、潜在的社会不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不认为因为不能选择子女的性别国家就会大祸临头，也不认为因此而可能使事态变得不可收拾”。

[New Scientist，199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