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危机，正如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一方面表征为毁坏性的可见现象（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表征为对可解释性的现代理性的主张已成为不确定的事实。W · D · 雷夫斯拿现代主义意识同一位清晨在一陌生行人区突然醒来的行人作了比较：“一个在行人区骤然醒来的人会立即找到就近的去路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那便是今天的情势：我们知道周边的道路但不知道在何方。”

这样的批评把现代主义提出的客体和变化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但同时又暴露了更深刻的不确定性。原因之一，是存在着由这种认识引起的不确定性，即现实（包括自然）要比自然的机械理论所阐述的来得更加混乱和不确定。原因之二，是存在着这种不确定性，即人脑的认知能力是受其生理结构限制的，而人的生理结构又有大脑能够及到的认识结论。这样，人的认知器官在力图了解整个自然的过程中便成了一种更大的障碍。原因之三，是开始于19世纪的显得越来越深刻的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就是说，要提供对人类和世界的意义的最终证明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每一赋予意义的企图不得不加入同其他探究方法的对话。按这种看法，试图建立包括所有人和生物在内的普适伦理学也必将是徒劳的，但是在讨论各种观点时，并不排除找到能为普遍接受的行动义务标准的必要性。

20世纪末，人们将以一种自取灭亡的怪物面貌出现。在不断加深的南北冲突面前，团结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同样，所有的人——无论是出于富有还是饥饿的痛楚，那种渴望有一天所有眼泪将被揩干和所有的遭难将成为过去的决心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更好地确认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对自然的一般演化进程作一回顾。

自然史回顾

地球上的生命的历史，人类历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约有4亿年以上的时间。这是一个包含许多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动力地、富有适应地吸收了宇宙的侵入作用（辐射、物理变化、气候波动……）。而且，这远非生命只是无生命自然的配对物意义上的情况，山川、海洋、云雾和生物圈是生命的变化万千的历史的结果。所以，地球的生命起源的条件并非总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形式和功能的发生学上的多种变化，生命是能反复地经受抗争的。在漫长的进化生存竞争过程中，像今天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多种多样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发生了。在这过程中，应当把一次又一次获得的新平衡看作是对后来发生的干扰因素的创造性补偿。

遗传后果和选择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复杂性的巨大增加和功能的多样化，当人从进化的活动中出现在“最后的第二世界”时，由于其特有的控制能力，一种新的形势发生了；这种形势带来了好多新问题，特别是在现代。今天我们讲的生存危机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有可能彻底割断自然史和文化史的联系。人类开始赖以维生的这种巨大再生潜能——空气、土壤、水、动植物群、森林和气候——在技术和文明的实际利用控制方面，正在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它们正在行将崩溃。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和移民的过程无疑对生态的多样性也产生过影响。但是，今天在能源消费和污染物质发散物的开采利用方面正在占上风。

社会学家乌利希 · 贝克曾谈到“世界危险社会”的问题。鉴于世界性的放射性应力和化学应力的增加，事故在时间空间上已失去了它们的局限性：它们成了一种没有终点的世界性事件。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所有变化呈现同样的弦弧曲线形式；这些曲线是指数增长曲线，自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以来，此曲线已为众所周知。

迄今，人类的其他文明从未发生过如此这般的变化。这是一种西欧技术和工业文化特有的事态。由于这种发展，我们不得不面对今天势必行将继续下去的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否则，人类文明的维持和继续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为了消除它的基本谬误和寻找选择，这种过程无疑必须加以系统说明。在对这种生存危机具有矛盾心理的开放中，只有付出充满紧张的自我调整的代价，才有可能找到新方向的机会。要想在改变了优先权的情况下继续迈向未来，就得采取谨慎、周全的态度看待至今发生的事态。

热力学解决的见识

自1966年以来，经济学家尼考拉斯 · 乔治斯卡-洛根就指出了H文明引起的弦弧曲线的危险。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增长是可以任意继续的幻想相反，乔治斯卡-洛根证明经济过程在能源和材料方面是“熵的”，因而是遵循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按照热力学的理解，一个封闭系统的能量是不变的（第一定律），假定增加能量的利用，那么有效能便会不可逆转地变成一种非有效能状态（第二定律）。这里可以利用—个众所周知的咖啡杯例子，如果在房间里不再导热，那么在增加能量和技术设备的消耗的情况下，那杯新调制的咖啡就会不可逆地冷却下去。将此道理应用于生产过程意味着，由于世界经济已越来越显得动力学的，而难能可贵的能量和材料的消耗更在稳定地增长，以致这一过程最终不得不在熵的“尘堆”上告终。

无疑，同这一过程相联系的短缺和毁坏现象将导致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在这里，实力更强的经济部门将竭力证明其主张的高明并且自行其事。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新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已有迹象表明，其中“生态安全”的争论将起一定的作用，似乎令人费解的是，那些在损害整体生态中向来是最具破坏性的人将可能首先提出这种论争。

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有两种可供采用的办法。首先是在能源政策的新方针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对能源的坚持不懈的改进利用，大幅度地降低矿物型能源的消耗。进一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用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来代替因改进能源利用而有可能节省下来的那部分矿物能源。来自太阳的能量散落是进化的普遍基础，因此，任务是应该以这种思路来考虑对太阳能的全球性能源需求。在一种比较的意义上说，由生产释放的物质流也必定会变更的——“工业同化作用”。

第一种见识的要领在于打开世界利用系统对太阳的封闭性。这不是离开力谈热力学第二定律，而要把太阳及与之相关的宇宙因素也考虑进去，因为这里的这种联合努力将集中在对一种相对地说是取之不尽的能源的谨慎使用上，所以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无异于一种国际性的和平保证。

但是，这对我们的争论并未告成，接下来要讨论第二种解决法的前景：从生命形成的一般历史看，人的出现是由于他的特有的适应能力。人基于其智慧能力能在一般的生命史范围内探索他的存在的起源和未来。他能反思他的存在的条件，能对未来进行构思和想象，也不乏对和平的想象，当然 · 这里敌意和人类侵略没有地位*这里，超出物理能源和生物能源的物质构造的意见也起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和精神方面的事情。难道这仅只是思辨？仅只是人类心灵的臆造？仅只是从熵存在的硬必然性中得出的一种乌托邦幻想？或者说，在人的希望能力中有一种超出太阳能范围的非普罗米修斯的量度表示吗？各种文化的思想家都把人类智能的能动性看作是对一种由来已久的精神能的表现。在萌芽态生命的连续性中，全开放性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乌托邦思想的这种核心一直受到保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绝对必要，但是它的推理已经变化。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纲领说，希望并不像以往从理想主义思想框架中推论出的那样是线性的。必须把团结一致的思想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看作是一个总的过程，并且在推论上包括所有的文化，甚而包括所有形式的生命和生活条件！在已采用的这种探索过程的形式中，团结一致必须通过检验，民主必须开花结果，正义必须得到尊重，开放必须认'真地对待。如果机械论的乌托邦时代——至少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上已告终——已成为过去，那么寻找一种真正的生态文化仍将是必不可少的。

直至现在，听任生物圈系统（包括许多动力阶段）直接面临日益增加的片面性文明先兆——移民、运输网络、电站、工厂、大型农庄、人工湖、桥、海港和武装系统，这种习惯做法，导致了原材料的迅速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滚雪球式的扩张，必须称之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这里，系统的开放性由于过分片面性目的的硬性侵扰而败北。

为了对全球及未来发展取得一种值得存在的有序状态，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探究过程，轻飘的进化管理必定会失败。为要说明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不妨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进化的一般过程动力学。

一种进化——动力学解决的见解

比较一下这两过程（包括许多阶段的长期自然史和现代进步的短期史）后面的原理，就会立即明白，在前人类自然史过程中有大量的智慧。它不仅只为达尔文主义所崇尚为一思想意识的那种无休止的生存竞争所支配。应当把注意力重点放在开放和缺陷耐量的方面。关于自然史的过程，人们可能听说这是自然进化的高度艺术，它总是能以新的各种新陈代谢和后代繁殖对世界和宇宙环境的混乱影响起作用，并使混乱变为有序。这样，的确不仅物种进化了，而且生物圈的大平衡系统也进化了。在此过程中，没有绝对的和最终的解决办法。

虽然在环境技术方面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我们只是才开始这种系统的思考。这种范例的变化将势必导致由后知之明（它总是来得太迟）的阶段到最终采取防护手段。表征这种定向透视的初步打算将如须包括以下考虑：

■ 多种多样的自然生产必须以人类手段继续下去，就是说应以不毁坏物种和群落生境为准。

■ 自然系统的开放性必须得到保护，就是说，今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广阔物种领域不应因污染和过分开发而缩减。

■ 经济的原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首先是能源部门，要努力在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能差水平上平衡能量的需求。

■ 生产盈利不应为图短期利益而不惜采取长期损害人和自然的行径。

■ 必须更新生产过程，以免错误的发生导致无可挽回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产品的世界性分配应能无损于重新调整并不导致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污染。

■ 最后，那些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的部门必河参与这些生产更新过程的方向性考虑，以便得到适合其自身需要的东西。

总之，这是件调动一套新知识使专门知识的硬事实具体化的大事，同时又必须把它们统一到生态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去并由之对其作出重新评价。对此，不仅要把它的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告诉同专家意见相反的民众，而且要告诉通常被视作低级文化水准的人。这些人习惯于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且必须以这种方式生活。他们构成了一种他人无法表示和无法建议的社会经验。因此，只有在以人权保障的权利平等基础上，才能找到和建立一种值得存在的有序状态。

[Universitas，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