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感激地接受认识伦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图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这是爱因斯坦在评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所说的一段话。对这段话，人们理解不一，褒贬悬殊。有人说爱因斯坦在为自己观点常常多变而辩护；有人说它鼓吹机会主义，向唯心论洞开大门；也有人说它表达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人说它体现了在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和辩证法。

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看，我以为它以本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的切身体会启迪我们：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

科学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科学创造（概念、假说、理论、方法等）也总有一定的文化背景，问题在于：科学家呼吸的文化空气是单一、纯洁好，还是多样、复杂好？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科学家要呼吸多种多样的文化空气，通过比较和选择，从中汲取有益的需要的养料，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品格。

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科学家要接触、了解不同的思想、观点、学派，而不能只与一种文化打交道。一是科学家要广泛涉猎、接触不同的文化品种：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这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生不满足乃至无法容忍单一文化的人。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广泛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自然科学通俗著作，牛顿、安培、赫尔姆霍兹、彭加勤、黎曼等科学家的著作，贝克莱、休谟、弥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阿芬那留斯、马赫等各派哲学家的著作，以及一些文学名著。爱因斯坦拉得一手好提琴，喜欢德国古典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作品。从这些不同的文化中，他努力吸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但从不定于一尊，创建狭义相对论时，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像洛仑兹一样试图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解决以克追光的悖论，结果一无所获。1905年初春的一个夜晚，突然在黑暗中闪现出亮光，受马赫批判牛顿学的启发，他摒弃了同时性绝对性的先验假设，狭义相对论很快破土而出。贝索曾形象地说，马赫引导爱因斯坦“穿越相对论那个地狱。”尽管如此，他还是吸收了许多不同于马赫的文化养料，甚至一再批评马赫对理论思维的忽视。爱因斯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呼吸多种文化空气的典范。

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玻尔，最喜爱“在存在的伟大戏剧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这一东方格言。玻尔倡导互补原理，认为互斥的方面其实也是互补的。例如微观粒子的被动性和粒子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生命和非生命，心理和生理，乃至世界的一切，包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等等。在互补原理中，不是可以强烈感受到演员和观众既互斥又互补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吗？1947年，丹麦政府向玻尔授勋。玻尔亲自设计了一白一黑、一阴一阳的太极图作为荣誉勋章的核心图案，以象征他极为得意的互补哲学。谁能料到，古老的东方文论竟会成为西方一位著名科学家终生不渝的信念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呢？

控制论的创建者维纳自称是科学领域的“世界公民。”他出生在一个犹太族的德裔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法国式家庭教育和美国的学校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去英国和德国师从罗素、希尔伯特等名家。他兴趣广泛，结交了从物理学到社会学的各门科学的许多朋友，热心参加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方法论”讨论会，还经常赴欧洲、亚洲（包括中国）或南美洲参加学术会议、讲学或协作研究。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中，他看到了一个多元的、概率的、柔性的有机世界，而对于那种完全刚性的、绝对必然的、毫无差别的力学世界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他在“撰写关于控制论的书时头脑里所反复考虑的主要思想”，便是给出不同于力学的世界图景，变换人们观察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视角。

普里高津创造性地发展了维纳的图景。他是从人文科学走向自然科学的，这是他和上述三位的不同之处。普里高津成长于本世纪20年代前后动荡不安的时期，小时候过着经常迁徙的生活，受的主要是他母亲的音乐教育。他喜爱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哲学等，至今还保持着浓厚兴趣。在他准备成为一名法学家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被化学所深深吸引，终于成了一位化学家、物理学家。不过，历史始终是他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出发点。人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但科学描述的却是过去和现在一样的可逆的时间。这种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科学，与普里高津从小到的文化熏陶很不协调。人文科学描述不可逆的时间，自然科学描述可逆的时间，这个矛盾困扰着他，也激励着他。他创立耗散结构理论，正是力图解决这个矛盾，因而应该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培育了耗散结构理论的鲜花。

为什么科学家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而要呼吸多种多样的文化空气呢？这可能出于科学创造的本性，也是文化生长和繁荣的固有机制。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科学作为知识文化的特征。

首先，科学是精神劳动、精神产品。科学家虽然免不了要从事一些体力的、物质的活动，现代科学更离不了许多物质设备，但科学家所追求的是知识，科学也总是结晶为抽象的普遍化的知识，例如概念、公式、定律、假说、理论等等。为此，科学家要付出艰辛的智力劳动。

其次，科学要求创新、有创造性。能被列入科学知识宝库的，不是前人或他人的知识的重复，而必须是新的创造性的知识，例如新的发现、新的概念、新的假说之类。即便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家，也不能只是重复他人的工作，而要充实、完善、发展已知的范式。创新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精髄。为此，科学家要有标新立异的勇气和能力。

第三，科学要求揭示对象的本质，大千世界，从外部的自然界到我们人体、人类思维，莫不是科学研究的对像。这些对象，小至基本粒子大至宇观天体，又莫不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不可穷尽的世界。同一对象可以从不同层次、方面、方法去探讨；不同对象也可以从同一层次、方面、方法去探讨，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学派或学科。在这方面，科学家既困难重重又有广阔的天地。

如此看来，就不难理解呼吸多种文化空气对于科学家为什么这样重要了。传说古罗马的门神叫两面神，像我国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那样前后都长眼睛，能同时看到身前和身后的东西。有人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作出伟大的科学发现，得益于其“两面神思维。”其实，倘若把两面神的视野理解为投向不同的文化，那么，许多科学家都具有两面神思维的特点，都得益于两面神思维。他们有多种文化背景，视野开阔，知识广博，思想活跃，往往能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小小的涨落有时也会导致巨大的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的后果。在科学研究中，也不乏类似情况。当科学发现呼之欲出，只差捅开“薄薄的一层纸”的时候，有的人因一念之差而功亏一箦，有的人因一得之见而功成名就。以太漂移实验之类引起的困惑，洛伦兹等人也清清楚楚，但他囿于牛顿力学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爱因斯坦才终于突破旧的窠穴而创立新说，

在科学探究中，永远存在客体和主体、需要和可能的矛盾。从客体来说，任一探究对象都有多侧面的表现，多途径的联系，多层次的本质，而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手段很难甚至根本无法穷尽它。就需要而言，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变化f定的。如爱因斯坦所说，实在论、唯心论、实证论、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从特定角度看都需要、都有用。既很难说某种知识、方法绝对需要、永远有用，也很难说某种知识，方法绝对不需要、永远没有用，可是，科学家所能把握、提供的知识、方法却相当有限，难以满足需要。面对这一矛盾，尽可能地呼吸多种多样的文化空气，建立比较合理的、适应探究需要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科学家明智的选择。我曾说过，创造是异质的综合。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随机碰撞，常常会不期而遇地迸发创造的火花，孕育创新的智慧，在这种碰撞中，异质文化说不定会提供某种类比、灵感、思想、启示……，如同普里高津从对音乐的内在感受联想到是否存在“内在的时间”一样。

不过，我要接着特别强调：这种碰撞是随机的、不期而遇的，千万不能误会为立竿见影的、定向的。1897年前后贝索向爱因斯坦推荐马赫的著作，他们谁也不会想到8年之后竟会催生出相对论。提出介子理论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他有一天在思索基本粒子问题时“完全突然地想起了”庄子关于 混沌的寓言，而庄子的书是他做小学生时接触的。同样，我国著名的肝癌学家汤钊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老子哲学时，怎么料想得到竟会有助于他日后研究肝癌？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神秘莫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可是，程咬金不隐伏着，永远也不会杀出来。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各种文化有时又浑然一体，表征某种风格、某种精神气质，很难具体地、个别地指明它们在某一科学探究中的作用。维纳创立控制论是这样，一些华裔学者在美国作出卓越成就也是这样。对此，汤川秀树也有引人注目的自白。他说，他在文化方面的“世界主义素质”对于他的物理学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作用是不容易确定的。”这也许是精神生产的特点或思维的神韵吧？因此，要呼吸多种文化空气，切忌抱急功近利的态度。

写到此，我想向读者朋友推荐上海戏剧学院徐企平教授的两段话。这两段话是：

对于那些看起来似乎与戏剧影视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不要以为与我无关而置若罔闻。恰恰相反，你要尽量去了解，或许那正是你赖以破旧立新的依托，谁能料想得到呢！

对于那些看起来没有实用价值的玄而又玄的思辨，不要嗤之以鼻。恰恰相反，你要费力气去思考思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你提供意想不到的神奇的援助。

这些话虽然是针对文艺工作者说的，但同样适用于科学工作者，而且说得那么中肯，那么深刻。

当代脑科学对大脑左右半球的研究，为呼吸多种文化空气提供了新的可能的科学支持。自从上一世纪发现人的语言中枢在大脑左半球之后，左脑一直被认为是集中大脑高级功能的“优势半球”。著名脑科学家艾克尔斯甚至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坚持右脑不过是“动物脑”、“低级脑”。然而，斯佩里等人却用大量有说服力的实验表明，右脑也具有判断、推理等高级功能和社会意识，并非是左脑的附属物。在裂脑人实验中，当裂脑人的右半球“看到”丘吉尔、漂亮的姑娘以及芭蕾舞演员的照片时，他用拇指向上表示赞赏；对希特勒以及战争场面的照片，他则拇指向下以示不赞赏。对于尼克松的照片，他有些犹豫不决，后来用拇指平指以示中立。最后，实验者出示裂脑人自己的照片，受试者咧嘴笑了笑，并且拇指向下。斯佩里之后，科学界对左右脑的关系特别是右脑功能更为关注，出现了所谓“右脑革命”。人们发现，大脑思维可以分为左半球型、右半球型和综合型三种类型或风格。试验表明，右脑风格者和左脑风格者相比，大多更有直觉力、对声音和形象更敏感，尤其是更富创造性，例如少为权威认可、少有必然感、缺少求同性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大脑左右半球既分工又合作。左半球主司言语的、分析的、抽象的、算术的功能等。右半球主司非言语的、综合的、直观的、几何图形识别的功能等。前者多用收敛式的因果思维方式，后者多用发散式的非因果思维方式；前者多用抽象思维，后者多用形象思维。通过胼胝体等联络渠道，左右脑又密切沟通，整合为一。

这一切和我们的论题究竟有何关联？我想，有理由认为：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整合正是人类思维的一大特征、一种本质的要求。你看，左脑主理智、主收敛方式、主抽象思维，而右脑主情感、主发散方式、主形象思维，两者互斥又互补。人类思维这一最瑰丽的花朵就是通过左右脑的互斥又互补而开放的。人们常说，科学家是理智型的，科学思维是抽象思维。但科学家并非是也不能是“右脑偏瘫症”患者，一如文艺家不能患“左脑偏瘫症”。倘若没有一个正常的、健全的右脑，是难以从事科学的精神生产的。科学思维不仅需要来自左脑的大量信息，需要左脑的抽象，而且也离不了右脑的形象和直觉。有的时候。说不定正是右脑非因果的发散接通了山穷水尽的短路，开辟出柳暗花明的境界哩。因此，科学家在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左脑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实、丰富自己的“右脑文化。”

人脑是一个最最神奇的王国，其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据认为，目前多数人对人脑能力的开发尚不足20%。“左脑文化”也好，“右脑文化”也好，任何人都还可以吸取、储备很多很多。脑海中的文化因子越多，文化品种越多、越有可能通过随机的碰撞出现优化组合，激发创新的观念。而文化单一、知识狭窄则势必导致思路单一、固定、僵化，从而束缚、窒息创造性的恶果。你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脑海中的文化因子就那么一点，没有比较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已经设计好的狭窄的单一的路上走啊走，或者陶醉于自以为正确的“广阔天地”，或者闷死在单行道上。这是文化创造之大忌。而呼吸多种文化空气则有可能为多种模式、多种层次的思维网络提供材料、提供动力，从而推进文化的创新和繁荣。在一定条件下，甚至那些沉睡已久的、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文化因子也会被唤醒，转入兴奋状态，犹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黑夜中的亮光，引导人们走出单行道的死胡同。这或许是我们对于呼吸多种文化空气不能抱急功近利的态度的一部分原因吧。

或曰 :现代科学分工那么细、进展那么快，跟踪专业文献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呼吸多种文化空气呢？呼吸多种文化空气，并不是漫无边际地东张张西望望，也不像狗熊吃苞米那样边吃边丢，更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尽可能汲取其他文化中自己需要的、有用的营养，以开拓视野、启迪思维。现代科学分工细、进展快的特点确实给汲取多种文化营养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同时也突出了吸取多种文化营养的需要。越是专业化，越需要吹进专业之外的文化空气。当然，个人的知识、精力总是有限的，呼吸多种文化空气'还要仰赖于科学共同体内外的交流、协作等社会互动。其实，社会互动恰恰也是呼吸多种文化空气的有效形式。

或曰 :根据库恩的理论，极大多数的科学家必须忠于已知的、既定的范式，而不能怀疑它，更不能超越它，因此根本用不着呼吸多种文化空气。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剖析这一辩难。首先，库恩的范式本身就是多元的而不是纯一的，既包含比较刚性的符号概括，也包含相对弹性的形而上学信念、价值标准等，也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结晶。库恩一再强调范式是具体的范例，强调范式概念与科学共同体概念的接近，表明范式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概念，而不是纯一的认识论或逻辑学概念。库恩自己在科学哲学中提出的新范式，不也凝聚着多种文化，是典型的异质综合吗？其次，正如国内外好些学者所批评的，库恩的常规科学过于常规，似乎常规科学家根本用不着创造性是缺乏根据的、背离科学真实的。创造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种种必要的条件和偶然的因素，但取消了创造也就取消了科学。

我们缺少大科学家，我们需要大科学家。去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是出不了大科学家的。科学家们，去呼吸多种多样的文化空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