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杂志为庆祝其创刊125周年，在去年11月3日一期以较大篇幅，刊出一组总标题为“未知的领域”（Frontiers of Ignorance）的文章，从宇宙学、粒子物理学、生命科学、天文学等角度概述已有的成绩，分析面临的诸多未解之谜，内容丰富、翔实。本刊特组织专人摘译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奉献给读者，同时也以此表示本刊同仁对Nature杂志创刊125周年的祝贺。

——编者

现在，谁都难以否认，过去一个世纪的科学事业是非同寻常的。而这确实也正是125年前本刊创办者们的期望。在本刊创刊前10年，达尔文以自然选择学说为基础的进化论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基本认识，本刊的创办者们就是一群因此而倍受鼓舞的热心分子。他们创办《自然》杂志的初始目的，是要向世界报道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也以改善科学事业发展的条件为己任，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世界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于科学可能提供的物质利益和知识财富，注意太少。

本刊最初的读者群是哪些人们，现已所知甚少，但从早期编者们选刊的稿件，尚可推知一二。自然史和考古学方面的文章是常见的。有关进一步开发非洲的内容常常作为选题。有关普通教育、大学行政管理、重要工程项目，以及比较研究西欧各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政策性参考文献也每周经常刊用。

在大学重要职务正式任命前列举竞争者名单，常有不少内幕新闻。书评和现在一样具有权威性，但作者多是匿名的。柏林、巴黎、费拉特尔费亚、圣彼得堡和维也纳著名学院的学术性会议报告在刊物上定期发表。同时，从一开始，在有关科学的重要性、教育的意义，以及应如何正确对待像在30年代的德国那样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科学家等当代重大问题上，《自然》杂志的言论也是无拘无束的。

因此可以推测，《自然》的早期读者乃是一个由共同的知识兴趣而非由狭义的自然科学连结起来的杂合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可能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变成了隐修士继承者的乡村牧师和传教士，这些人在地方上被看作饱学之士，人们企求扩大对世界的认识，也得依靠他们。英国的大学教育，其发展（苏格兰常走在前面）虽慢得可怜但却一往无前，也可能有助于这本杂志的成长。

工程技术在19世纪早期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但当时的自然科学家还大多R是地区博物馆的管理员、负责监督技术立法和业余爱好者的公职人员，而并非全部时间在大学工作的学者。例如，1897年发现电子的J. J. 汤姆逊，就是剑桥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而不是物理学教授。

《自然》是由于纯粹偶然的机遇而成为一本科学杂志的。创刊后几十年，当记者们写文章夸耀自己目睹了光彩夺目的日落、令人惊异的流星雨或反常的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应当用某种新的方式来描写一种学说，一个发现或应用新知识的一种计划（在本世纪初），也一定变得十分自然的了。（正因此，《自然》现在能以它早在电视机出现前四分之一世纪发表有关电视机功能的最早报道而自豪。）

到本世纪30年代，传播有关重要科学发现（受激原子核分裂、中子、原子核自裂变等等）的最新消息的传统已被确立起来。本刊之能做到这一点，得归功于本世纪上半世纪主编诺曼 · 洛基尔爵士的那种不偏不倚的开明精神。由于主观的选择，也由于客观的需要，《自然》就这样变成了一本专业杂志，其主要读者是渴望知道其同道中有哪些人本星期内发现了些什么的科研工作者，其他读者则可能觉得《自然》还能为他们提供一条考察哪些专业最有经济效益的门路，这当然也是令人高兴的。

洛基尔也是促使《自然》与英国国外的科学事件建立联系的重要人物。从他主持工作的时期起，这种联系大大地，同时又很审慎地加强了。现在，本刊的英文版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时出版。每周版也在北京发行（有时延期）。而在莫斯科，则发行《自然月刊》，其内容取自上个月中出版的各期。值得庆幸的是，英国国内的发行量虽下降了10%，但国外的发行量却在增加。同样，稿源的增加也充分反映了科学事业在许多地方的繁荣。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