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秋天，是伟大的德国化学家霍夫曼（August Von Hofmann）逝世100周年。霍夫曼一生充实而富有，被拥戴为具有世界声誉的化学家。跟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位恰巧也死于同年秋天的化学家库柏（Archibald Scatt Couper）。库柏去世时，完全被化学界遗忘了，仅仅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他的天才在死后方为人们所认识。今天，科学史家承认，碳形成众多化合物的能力（这正是有机化学的基础）在于其4个共价键和它独特的自身成键能力——库柏对此所做的解释是前无古人的。他在这基础上画出的有机物分子结构式，实质上与今天通用的分子结构式相同。因而，他开创了由有机化学的类型理论——尤其是杰哈德特（C · F · Gerhardt）所验明的——向被归功于克库勒（F · A · Kekule）并由其宣布的结构理论之过渡。可悲的是，克库勒是满载着荣誉辞世的，而库柏后30年却作为一名精神错乱者活着，只有母亲才关心他。

1831年3月31日，库柏出生于苏格兰的基尔金蒂罗奇（Kirkintilloch）。由于健康状况太差，他的教育是在家中接受的，但后来仍考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为使自己的德语更流利些，1851年及1852年的夏天他都是在德国哈雷（Halle）度过的。随后，他回到苏格兰爱丁堡，师从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跟英国的大多数学术同行不一样，他精通德国哲学——攻读玄学和逻辑学。令人困惑的是，以库柏的背景，为什么他的兴趣会突然转到化学上来？或许，是因他对将词的组成及结构与组成词的字母联系起来有浓厚的兴趣——原子和分子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不知何故，他于1855年又回到德国，在无机化学教授朗梅尔斯伯格（K · F · Rammelsberg）的实验室工作，并聆听桑莱舍恩（F · L · Sonneswchein）讲授分析化学。由此取得资格后，他于1856年8月前往巴黎，在伍尔茨（C · A · Wurtz）手下工作，后者主持着德国以外为数不多的一流化学实验室之一。其后的8个月里，库柏在那儿撰写了3篇使他出名的论文。实际上，其中的两篇论文并无特别价值 :它们分别描述了两种溴代苯化合物的制备及水杨酸的合成。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第三篇论文《关于一种新的化学理论》，在该文中，库柏相当明确地提出了一种关于碳原子的连接的新理论。在这方面，他特意用了词的结构作例证，确认碳的化合价是2价或4价。他为一些有机物（包括醋酸、三聚氰酸、水杨酸和丁醇）写出的分子式，今天很容易辨认出来。对三聚氰酸，他甚至绘出一个环状分子式，从而比克库勒的苯环结构超前了7年。

不幸的是，这篇本应使库柏声名大噪的具有创见的论文，事实上却毁灭了他。1858年初，库柏请求伍尔茨代他向法兰西研究院（French Academy）呈递这篇论文。然而，伍尔茨不是该院院士，他自己还得找个担保人。他似乎并没十分努力地办这件事，因为直到1858年6月14日，论文才由杜马斯（J · B · A · Du-mas）递交上去，不久后即被发表。但是几乎就在这同时，克库勒已于5月19日在《里厄比格年鉴》（Liebig's Annalen）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据此，克库勒要求对它拥有优先权利和进一步的解释权。他宣称，在任一特定时间，某些悬而未决的概念，其优先权必须属于第一位发表它的人。最有趣的，是1858年曾在伍尔茨实验室待过两个月的布特奈洛夫（A · M · Butlerov）。他起先是批驳库柏的观点，但后来，尤其是在1861年的“施佩耶尔会议”（Speyer Congress）上，又认为正是库柏影响了自己对化学结构思想的拓展，尽管克库勒曾经20次试图重复溴代苯和水杨酸的合成工作，但均未获得成功——这更使他对库柏观点的排斥显得理直气壮。

由于伍尔茨的延误，致使库柏的优先权因如此小的时间差被否定。他在极度失望之下而责备伍尔茨，这是可以理解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库柏当即被解雇。1858年晚些时候，他回到爱丁堡，给普赖菲尔（Lyon Playfair）当助手，但没隔多久便发生了精神崩溃。使库柏余生蒙上阴影的漫长精神病史，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此，库柏完全陷入了退隐状态，烦躁不安地在他家附近的乡下徘徊，照这样来看，他几乎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了。他的名字得以再次出现，应该归因于克库勒在波恩的接班人安舒兹（Richard Anschutz）。1885年，他在研究水杨酸时，偶然看到了库柏1858年发表在《康浦茨报告》上的论文。克库勒当初未严格按照库柏的程序实验，安舒兹则不然，结果他发现库柏的实验其实完全是正确的。1896年，当安舒兹开始写作一部详尽的克库勒（他已于是年去世）传记时，库柏的名字又出现了。在此过程中，他不仅看到了由杜马斯向法兰西研究院呈递的库柏论文原稿，而且发现了对该论文稍有扩展的译文——1858年用英文发表在《爱丁堡自然科学杂志》（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上，后者进一步强调了结构的概念，

安舒兹立刻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库柏所遭受的严重不公正，遂致力于为他平反昭雪——虽然此时库柏已逝世将近5年了。多亏爱丁堡的化学教授布朗（Alexander Crum Brown）在苏格兰所做的调查，真相才逐渐大白于天下。布朗可谓是库柏的天然盟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化合理论》（1861年）中，即包含有一个最早使用的图解分子式：其中的原子，是呈线状结合在一起的。

最后，库柏谢世近半个世纪后的1931年，一群著名化学家聚集在库柏故居前，为纪念馆牌匾揭幕。它使人们追忆起一位命运多舛的科学家：他对化学理论的开拓性贡献，为他赢得了国际性声望；他的天才因过早罹病而受到抑制，失去了臻于完善的机会。当时在场的某些人肯定会神思飞越，联想到50英里外的爱丁堡另一座纪念馆——这属于另一位苏格兰天才，落泊而倔强的诗人彭斯（Robert Burns）。他由于贫困潦倒，37岁时便英年早逝。据说，在纪念馆揭幕仪式上，彭斯年迈的母亲悲叹道：“罗比，罗比，你需要面包，他们却给了你一块石头。

[Endeavour New Series，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