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写《自动化》一书时，并未将它作为未来主义的运用来写。相反，我想告诉人们，尤其是管理者，有些事情的意义极其重大，它将会改变一切，譬如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就会改变我们的办事方法。我们回顾以往，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事情的影响，但在当时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
50年代早期，当我还是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时，有时在晚上我会走过小桥，到刚建立的计算机实验室去，那儿霍华德 · 艾肯（Howard Aiken）正在制造类似于Mark Ⅱ的大型计算机。我回到商学院，建议我的教师们去看一看，但没有一个人愿去。
只有我的两位教授认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一位是会计学教授，他知道何勒内斯机（读卡机），并认识到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将改变我们正在做的许多事情。另一位名为齐治斯F. 多里特。他说：“教授们当然不会对这些事感兴趣，他们停留在过去，对新事物毫无兴趣。”
那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计算机将会改变世界。相反，他们争论一些神秘的事情，诸如，“一辆载着金属屑的卡车驶过街道，并消除磁记录，会发生什么？”在那时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然而，渐渐地，一些事物发生了，计算机应用于商业银行、航空、运输及电话公司突然有了飞速发展。
《自动化》一书写于50年代早期，主要讨论使事物发生的技术，但不仅于此。在第一次计算机狂热时期，人们以为买了计算机，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人们很快发现他们还需要确定怎样用新的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过去40年的经验中有许多东西能够运用于21世纪的设想。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改变旧的理解模式是困难的。人们还是用那种惯常的单一的参照模式来看问题。而许多他们处理的事，尤其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着重要的变化，人们很难跳出旧圈子，以新的眼光重新看问题。
有些在技术上可能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许多预测认为：许多在技术上可能的事情并在经济上也能做到，那它就会实现，但事实并非如此。
前提总是必要的。例如：一部分医生反对使用计算机，一旦我们有一代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受过良好的计算机教育，那么就会在医疗实践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
事情的发生常常要比你所期望的来得迟。一旦你确定，哪些是可能的并断定哪些是你做得到的，你就会以为别人也会开始这样做，但是，事情明显地发生往往会推迟很长时间。
你无法预计人们对于一种新技术会有什么反应。除非可以用市场价格向人们提供新技术，否则人们肯定不会用你所期望的方法使用它。因此，示范、试验计划和竞争是重要的。施乐914复印机被IBM摒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研究表明具有使用体积较小的机器的趋势，而不使用像复印机那样大的机器。但是，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用普通纸来得到高质量的复印件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一切都改变了。IBM的市场研究完全没有想到人们会彻底改变做法这一点。
由于过去40年来新设备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些模式。在我的早期工作中，我认为计算机首先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应用占很大的优势。第二，我相信计算机将改变我们的工作类型——这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开始发生的。第三，我相信这些技术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这是从9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和自动化进一步飞速发展的起点。
技术逐渐渗入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行业，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第一次利用技术，认真地改变公用事业服务的方式。如教育、保险、医疗和运输，是十分重要的。
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现已趋向成为一个专业的领域，是我们用技术更新陈旧的过程。尤其发生在更新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运输、通讯等设施）方面。更新基础设施往往被看作对桥梁重新油漆，填平坑洼的道路。重新装备20世纪初设计的系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有能力考虑21世纪的公众需求，以及为这些需求匹配相应我们掌握的技术。我们必须确定如何以另一种方法途径促使这些服务。
卫生保健是一个特别需要重新装备的领域，某大学的一位急救医学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令人伤心的信。他说，对于每一个患者，医生不得不从头开始，没有病史，——对患者一无所知。
现在还没有使用能改变医疗服务的计算机技术，得到病人病史的困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阻碍我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我们有机会做一些全面的重新考虑，如何提供卫生保健，使它不仅仅涉及医疗，而且还必须包括疾病的预防。在医院，可由医生，开始一些试验和示范计划。医生能向患者表明这些尝试的结果，以及什么是可供选择的方法。像多媒体和交互式计算机这类技术使得患者能够在自己家里，向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提出疑问。
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取得很大进展，由于瑞典在卫生保健体制上重新布局并使用计算机，使得国家在卫生保健上的开支从GNP（国民总产值）的12%减少到7%。三分之一以上的荷兰人的医疗记录已计算机化。在美国一些医院里将患者病史保存在计算机内，然而，这些病史只反映了患者在院期间的情况，并不包括他们整个医疗史。
我不喜欢创造词汇，但在考虑如何解决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问题时，我发现自己用“信息结构”一词（infostructure）来替代“基于信息的基础结构”（information-based infrastructure）。
信息技术提供了许多改善公用事业的机会。“信息结构”消除了地域上的限制：我们能和另一位在全球任何地方的人通讯。将医生的办公室和病人的信息数据库联网，病人就能找到合适的专家，使得病人的疾病得到快速的诊治。再也不需要在候诊室里等上数小时，计算机革命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瞬间得到信息，向个人提供服务。
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进步，也反映在另一个公用事业部门——运输中。智能车系统能够使司机不需停车直接通过收费站，费用自动记在他们账上。
这个传输信息基础同样能告诉我们；能提供房间的最近宾馆在哪里；如果你汽车发生故障，它指引你到最近的维修店，那里有你需要的零部件。如果你发生了事故或需要急诊，它能告诉你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怎样到达那儿，和其它必需的信息。日本和欧洲正在研制这样的系统，单单在日本，就有25万辆汽车装备有定位装置和电子地图。
作为我在50年代的预测，另一个变革的浪潮即将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计算机和自动化已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对象——他们正改变着我们在其中工作着的这个世界。但为使这个变化尽如人意，我们还得思考某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譬如像隐私、标准和责任等问题。如果一台计算机发生故障，信息丢失，我们必须确定从哪里找到替代者。
毫无疑问，解决许多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公共和个人的合作。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有关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公共问题，但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私人方面，以从这些计划中获取最大的革新效益。
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概念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价格结构和有关的规章制度这些问题仍然必须回答，但正是概念问题，阻止了社会从由于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信息结构那儿得到效益，譬如更容易共享和更有效地使用资源。
社会必须使公用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发挥更大的效用，使得我们需要为每一个特殊领域，创造各种类型的软件和硬件——就像智能高速公路和智能卫生保健系统——这些软件和硬件构成了信息结构。
在此完成后，像实时数据收集，历史和现在信息的数据库存贮，通信网络和服务提供软件，为信息结构的使用者和维护人员服务的产业就会在数年之内兴旺发达起来。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Futurist，1994年5~6月号，Copgright）（c）1994 world Future Society，S. F. S 1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