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治疗疾病的症状吗？我们应该帮助疾病康复吗？恐怖症、惊恐发作和孕妇晨吐对患这种病的人会有什么好处吗？老年期的常见病，如早老年性痴呆和骨关节炎，在青少年时期会有什么遗传优势吗？

这类问题并不是反问，事实上，它们已构成医学研究新动向的主流，预示着将要推翻医学核心的传统结论。人类及其疾病是长期进化历史的产物，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现代医学的全部高科技治疗和预防策略迄今大大忽略了这一事实。目前，仅有少数研究人员把他们的精力放在世界的另一边，耕耘在迥然不同的医学科学领域。现在这些朴素的革命者正在系统地组织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创立的学科已获得了一个名称，即达尔文医学。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简化论基础上的，有机体被看作为器官的集合体，而不是功能统一体，仍旧很少被看作物种的成员；疾病及其症状被认为是能够被排除且必须被排除的人体的孤立缺陷。

1991年，伦道夫 · 内斯（Randolph Nesse）和乔治 · 威廉斯（George Willians）在一篇论文中对现代医学的范围提出了质疑，号召用进化论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密执安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内斯和纽约州立大学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威廉斯认为 :“如果医学专业人员像重视巴斯德学说那样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医学进展甚至会更快！”

内斯解释说，达尔文医学的核心是把每一种疾病都看作一种进化，并作出贴近的解释。例如，感染不是遭遇致病微生物的后果，而是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权力竞争；创伤不是一种组织损伤问题，而是保护机制和修复过程的相互作用，符合自然选择学说；引起疾病的基因不是有害突变的产物，而是适合环境需要的选择，这种选择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癌症、心脏疾病和其它“文明疾病”不是代谢失调的产物，而是当今人类生存条件不断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达尔文医学从物种的观点考虑疾病而不是从个体的人考虑疾病。

支持达尔文医学学说的是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化可能会有明显的消极和积极后果的理论。内斯和威廉斯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适应性变化都应被看作一种妥协，例如，背痛是常见的一种症状，它是站立姿势的代价；有效组织修复的代价是癌；强大的免疫系统的代价是免疫紊乱；焦虑（对危险的适应性反应）的代价是惊恐疾病。自然选择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但它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有机体不是一个完美的机械，而是由“大鹅卵石砌成的”折衷物。

一、症状康复

以传染病为例，除艾滋病、结核和黄热病外，传染病实际上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征服。感染过程是一个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过程，所表现出的症状相当复杂，现代医学不能对其作出完善的解释。达尔文医学认为，人体对感染的反应很可能是帮助抵抗疾病的一种适应性变化。马萨诸塞大学的保罗 · 埃瓦尔德（Paul Ewald）于1980年首次提出了这种思想观点。

尽管医生们已意识到了某些症状的好处效应（例如，肺炎时的咳嗽），但很多症状都被认为对人体有害，并常规给予治疗，有时治疗会产生副作用，对患者不利。发烧是最好的例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发烧的适应性益处持怀疑态度，直到最近才被看作为对感染的有益反应。这种发烧反应由细菌毒素所触发，人体体温升高的结果是对入侵的微生物产生敌对行动。约翰 · 笛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的蒂莫西 · 多兰（Timothy Doran）说，若使用阿斯匹林退烧，则疾病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最近，这一理论已被水痘病例所证实。

接着，考虑铁分离。在细菌感染的早期，铁与蛋白质结合得更牢固，并被肝脏从循环中移除。从适应性观点来看，这种反应对宿主有利，因为细菌为了生长繁殖需要大量的铁供应，同发烧一样，铁水平的降低有助于对抗感染。然而，这种“缺乏”常常被饮食补充所治疗。因此延长了疾病病程。另一个例子是使用药物阻止腹泻，在某些疾病，这种治疗将减缓致病微生物的排除，从而延长病程。

迄今，达尔文医学并不认为所有的症状都有好处，必须让它们走完全程，例如，抑制剧烈的咳嗽有利于患者，但更好地理解疾病过程将能使医生决定何时以及要否开始干涉。正像内斯和威廉斯所指出的那样，治疗“应建立在充分理解宿主——寄生物竞争的进化性质的基础上。”

二、耐药性

寄生物的突变速度比人类宿主快得多，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得到公认。突变的最明显后果是细菌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某些微生物具有改变，其表面蛋白质的能力，人体免疫系统只有根据表面蛋白质才能识别出该微生物，因此，侵蚀了长期牛痘接种的价值。人们了解最少的还是致病力进化，

按常识，寄生物长期寄生在宿主体内应降低寄生物的致病力，寄生物必须通过保持宿主处于相对的健康状态来寻求其利益，因为宿主的这种相对健康状态可维持寄生物自身的食物供应，不过，“冲突模型”认为这种观点有缺陷，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寄生物的进化速度，寄生物会对宿主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使其致病力不断增加，传播寄生物的途径，如咳嗽和腹泻，可能就是由高度的致病力所触发的。埃瓦尔德使用“冲突模型”成功地解释了宿主一寄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可影响致病力这一复杂的情形。

有昆虫或其它媒介动物的寄生物，其致病力在人类宿主内增高，而在媒介昆虫体内则降低。例如，传播疾病的蚊虫的严重损伤可减慢寄生物向新宿主的传播速度，但在人类宿主内的高度致病力可能使寄生物受益，因为人体就相当于一种食物源，严重的疾病可使媒介动物更易接近寄生物。

通过无生命的携带者（如水）传播的寄生物（如霍乱菌）亦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如宿主——宿主式传播不可能时）进入具有高度致病力的寄生物。另一方面，从父母传给后代的寄生物致病力可能会降低，如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I型（HTLV-I），这种病毒可引起艾滋病。因HTLV-I感染而导致的死亡通常需要几十年。两个宿主的健康生存者为HTLV-I长期生存所必须，使用“冲突模型”能够预言药物治疗的有效程度如何以及能否阻止疾病的传播。

与感染过程相比，对肉体创伤的反应相对简单，因为它只涉及到一种有机体。不过，进化理论会使你摆脱这种偏见，如当一个关节被扭伤时，会发生一系列生理事件，包括疼痛、青肿以及各种净化细胞开始涌入损伤的组织。内斯和威廉斯建议，应问及下列问题：肿胀是创伤的伴随结果，还是固定关节促进愈合的一种适应性变化？减轻肿胀会导致什么样的有害后果？体温升高会对愈合过程产生什么效应？疼痛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固定关节方面起什么作用？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

三、惊恐发作

人体还发展了对避免创伤的反应，包括极度恐惧（恐怖症）和伴发紧张的各种症状。恐怖症通常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威胁，恐怖症可能是防备早些时候所经历过的威胁的“有准备的恐惧。”内斯还认为，惊恐发作不是胡乱随意的发作，而是“经过精心协调的适应威胁生命情境的一种方式”，像精神病学家一样，内斯主要关心人类情感，遗憾的是人们对情感的功能还不甚了解。内斯说：“原则上，达尔文方法将使临床医师知道何时阻止情感有益，何时阻止情感无益，使人们更理智地使用影响精神的药物。”

毒素可导致人体的化学创伤，脑干的神经细胞区域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中。毒素可使这些细胞触发防御反应，包括呕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吉 · 普罗费特（Margie Profet）认为，各种疾病以及孕妇在孕期所经历的厌恶某些食物的反应与这种防御性反应有关。她推断，孕期的这种反应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保护发育中的胎儿不受毒素影响的一种机制。一项观察资料表明，仅患轻度恶心呕吐的孕妇与患严重恶心呕吐的孕妇相比，流产率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这一观察资料支持普罗费特的假说。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更可能直接适用于遗传性疾病，而不是医学的任何其它领域，因为，它阐述自然选择对特定基因的影响。多数突变是有害的并迅速丧失，因在正常人群中罕见。那么为什么某些遗传性疾病极常见呢？达尔文医学的支持者猜想，很多基因突变的结果具有某些相关的好处，这已为镰形细胞贫血所证实，缺陷基因的单一复制品将免疫力授予疟疾而不引起镰形细胞贫血。在某些老年病，如早老性痴呆和骨关节炎，致病基因可在生命早期授予好处效应。

对于三个医学领域——感染、创伤和遗传病，达尔文医学的启示是看来不像医生所想象的那样。询问功能进展变化情况，医生能够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对于第4个医学领域——现代文明病，达尔文医学试图理解“人类”进化和现代之间的错配。现代文明病，如心脏发作和癌症，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占死亡的70%以上。

埃默里大学的放射诊断学家博伊德 · 伊顿（Boyd Eaton）预言：“21世纪人类将是石器时代者。”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作为猎人和采集人而生存，1万年前当食物产品被第一次采用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代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然而遗传变革却微不足道，据推测不到0.005%。“作为上帝安排好的猎人——采集人，人类现在正在遭受在不相容环境中生活的后果的痛苦，”伊顿说。

前农业时代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最显著差异就是运动和饮食，多数疾病源于过度消费，特别是过多地摄入脂肪和食盐。不过，问题更复杂，进化论认为它还是人类遗传构造可预言的结果。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猎人——采集人，人类在有计划地储备脂肪，用以抵抗贫瘠的时代。内斯和威廉斯提出，猎人——采集人很少进行体育活动（除非绝对必要）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储备脂肪。

四、猎人——采集人式生活方式

伊顿的研究兴趣是癌症，且不是与饮食有关而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癌症。例如，他认为，西方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她们患发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性为仍维持猎人——采集人生活方式妇女的100倍。危险性的增加是下列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和绝经晚。另外，现代妇女进行母乳喂养的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差异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生命期间，猎人——采集人式妇女平均排卵158次，而现代富裕妇女则平均排卵达451次，研究表明，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

伊顿承认，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绝非简单之事。“增加母乳喂养的普及率已广泛为妇女所接受，”他说，“但其它因素必须主要通过激素疗法（模仿猎人——采集人的生殖方试，而不是寻求恢复这种生殖方式本身）加以阐述。”例如，激素疗法能导致乳房导管的早熟，减少排卵次数，降低血中的生殖激素“促性腺激素”的水平，所有这些均可降低女性癌症的发病率。

据几位研究人员说，现代婴儿护理方法亦使婴儿处在危险中。例如，西方的文化习俗是让婴儿在自己的居室里单独睡眠，与父母分居，这可能是婴儿发病甚至死亡的一个原因。

父母和婴儿一起睡眠会在呼吸、心率及唤醒形式上发生生理上的相互影响。这对婴儿相当重要，他（她）会逐渐学会正常睡眠形式，包括偶然的醒来期。所有的婴儿一天夜里都经历数次极浅的短暂呼吸期或呼吸暂停期。为了与其父母协调一致，婴儿学会了定期醒来，这样可使婴儿避免死于猝死综合症（SIDS）。

五、妊娠疾病

当用进化理论评价孕妇及胎儿时，妊娠的很多问题都可得到解释。尽管母亲和胎儿在妊娠和分娩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目标，但两者有可能发生冲突，原因是胎儿不是母亲的遗传复制品，其遗传基因的一半来自父亲。母亲必须平衡在胎儿身上的投入，而胎儿为了生存则100%地自私。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戴维 · 黑格（David Haig）已花2年多的时间研究妊娠问题，重点研究某些化学物质冲突，其中有一类物质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排卵后不久，卵巢开始分泌黄体激素，使月经停止并建立妊娠。

到妊娠的第7周末，胎盘（从遗传角度上看为胚胎的一部分）开始分泌hCG，其功能与黄体激素相同。母亲对建立妊娠感兴起，但若胎儿有某种程度的缺陷，则她便通过流产的方式来结束妊娠，而胎儿则不惜一切代价想生存，因此，它便通过产生足够的hCG做此项工作，奋力维持妊娠。尽管如此，仍有10~30%的妊娠以流产的形式结束。

第二种化学物质冲突由母亲产生的胰岛素引起，胰岛素用来调节母血中的葡萄糖水平。对母亲来说，维持葡萄糖在正常水平对健康很重要，而对胎儿来说，血中高浓度的葡萄糖可促进其生长发育。这种冲突的后果是逐渐升级的化学物质冲突，胎儿产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一种激素——催乳激素，它使母亲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母亲则不断产生逐渐增加的胰岛素用以抵抗胎儿的催乳激素效应。到妊娠末期胎盘催乳激素的产生量为开始时的2000多倍。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达尔文医学会对现代医学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理论，将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对它产生兴趣。

［New Scientist，199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