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传染病重析呈现出巨大的威胁，但还是可以予以控制的。对付其威胁需要一个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监控和反应系统。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以为传染病已基本上被征服了，然而它却带着复仇的气焰又卷土重来，其病种不仅包括新近在非洲爆发的致命的埃博拉和已遍及全球的艾滋病，而且还包括Lyme病、霍乱、新种类的流感和汉坦病毒肺部综合症（感染此病半数以上的患者都死于呼吸衰竭）。尽管有不少有关“新”病种的讨论，其实其中大多数却一点都不新。在使人感到十分头痛的微生物中，包括引起对抗生素耐药的肺结核微生物，有一种类型只不过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细菌的特别顽强的菌株。每当抗生素使用不当，它们所杀灭的仅仅是比较脆弱的个体，使得那些顽强的菌株仍然能十分兴旺地生存下去，某些最使人恐惧的传染病，譬如艾滋病，其来源只不过是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区或者获得新的宿主的病毒。许多传染病源于动物，其出现常常由于生态的改变，而生态改变的根源又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活动，譬如砍伐森林或开垦土地可以扰乱某些与世隔绝的天然宿主的寄居地，像老鼠和蚊子，增加了它们和人的接触。随着诸如此类的人类活动的增加，动物源性传染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

更加糟糕的是现在传染病传播到大范围人群的机会要比任何时期都大。从历史上看，疾病往往作为探险、贸易或战争的副产品来到人间。人群、动物群或者货物的迁徙将那些原来在地域上隔绝的传染病带到了，新的区域。带有腺鼠疫的老鼠就是由于战争和丝绸贸易经陆路从中亚进入欧洲的。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传播黄热病的蚊子经从事黑奴贸易的船只从西非扩散到美洲，如今卡车和飞机已经大规模地替代了行动迟缓的商业驼队和蒸汽船，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大得多的机会。

而且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状况鼓励人群大规模流向城市。因此，那些一度隐匿于农村的传染源就有可能闯进大规模人群之中。另外在工业化国家中，高密度生存环境像日间托儿所可以使得已经站稳脚跟的疾病迅速蔓延。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超越了政治和国家的界线。一种传染病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出现，在数日数或周内跨越整个大陆。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数个专家小组，包括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的微生物对健康威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Emerging Microbal Threats to Health）。达成如下的共识 :一个发现新出现传染病的监控系统——“早期预警系统”（Early Warning System）是第一道必要的防线。但是，及至今天，我们还看不到一点这样一道防线的踪影。1993年，由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倡议，创立了国际新出现疾病的监控计划（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 ProMED）。同年9月，该组织协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公共卫生专家开会。他们一致同意这样的看法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水平上，传染病监察能力的不足都已处在危险的程度，亟需加强。

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的前沿，需要三个要素I首先是确认“新”的临床综合征，即要有一种方法能够鉴别具有如此综合症状的病人以及能够接近他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其次需要作流行病学实地调查的资源；最后是实验室诊断，这是其它两者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通过临床医生从病人身上采集的标本像血液或痰液的化验，实验室有助于鉴别常规传染病和新出现传染病，估计其规模和发生频率。通过对实地采集的受潜在感染的材料的化验，实验室同样也在确定传染源和传播方式上起关键作用。根据所发现的，下一步骤是采取直接行动，控制传染病的扩散，可以是通过控制蚊子和老鼠，保护水源，免疫接种，或者使用抗微生物的药物。但是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缺乏监控系统，往往连这个阶段也无法达到。临床、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的配合还远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流行病学专业知识和实验室资源严重缺乏。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个能对新的世界性传染病作出迅速反应的国际性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在地区中心的基础上组建。每个中心融合了临床、流行病学和实验室3个专业部门。这样的中心可以在国家政府的协同之下，发展由地区医院和卫生工作人员组成的地区监控网络。工作人员应该受过专业训练，以发现不常见的并且危险的临床症状。可以通过在地区内建立广泛的支持基础增强网络的力量。为了达到该目的，工作人员应和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医学院校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以在需要时获取专业知识，以及和政府机构、志愿团体及其维护公共卫生的组织密切合作。网络还应得到综合性实验室的支持。而网络控制中心应该从全球各地接收信息，协调各个中心的工作和组织对紧急情况作出恰当的反应。

评估完成后，我们即能在现存的机构中指定数十个地区中心。这些中心能够综合临床、流行病学和实验室专业技术，去发现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和无法解释的死亡事件。为了防止工作面过于分散，它们可以首先集中关注少数重要的综合症状。这些综合症状则为某些特别严重的传染病所特有，像严重或致命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和急性神经系统疾病，这些综合症特别要在成年人中引起注意，因为一般认为成年人对常见的致病因子已形成免疫力。对抗生素耐受的菌种也应成为关注的对象。

在这个网络的基础结构开始运行之后，WHO在其成员国政府的配合下，可以将网络扩大，以包括其他种类的疾病。地区中心也应该去发现另外一些既符合必要标准又容易升级的机构而有所扩展。着重点应放在处于生物多样性很大而且正在发生重大生态和人口改变地区的机构。总之，由于许多新出现的传染病都是动物源性的，而且其出现常常在自然居留地遭到破坏之时，其传播往往随者人群的迁徙，因此，这样的地区极可能成为热点，埃博拉病毒起源于非洲，人免疫缺陷病毒（HIV）亦非常可能起源于非洲，而非洲则是地球上生物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D. A. 亨达森（D. A. Henderson）在WHO倡导了非常成功的消灭天花的计划。他建议在热带城市的边缘正在扩大的城区建立“警戒”中心（“look out”centers），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其他人口密度和流量比较高的地点亦应予特别关注。另一个敏感措施是在制订重大的建设规划时，譬如灌溉工程、道路建设和消除空地等，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应该把卫生监察考虑进去。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来，还应当考虑到预示增加疾病自然宿主的生态改变的范围更广泛的监察。

一个传染病早期预警系统一旦到位，它就需要良好的通讯手段。传真机在长距离之间快速传送重要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在不久的将来，像电子邮件这样的技术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对有关卫生的紧急状况在国际上作出即刻的反应成为可能。ProMED现已建立一个基于交互网（Internet）的电子邮件会议系统，鼓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发现疾病的讨论。ProMED电子邮件网络也可以引导用户使用交互网上其他很有价值的资源，如由CDC管理的传染病数据库和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信息栏系统。

先进的实验室诊断也很关键。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开发的新的高效的方法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有效利用这些方法的资源还常常很缺乏，譬如诊断病毒性感染往往很复杂，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得到鉴别的病毒，由于技术的进展，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而已成为常规检测。在这些试验中将标本（如来自有可能感染的病人的血液），和病毒的组分或其他感染因子接触，看看身体是否产生了称为抗体的蛋白来抵御感染因子，如身体产生了抗体，则可确定此人已受感染，另外多聚酶链反应技术（PCR）可从单一基因扩增得到大量DNA分子，从而可以极高的灵敏度检测病毒。ELISA和PCR等技术不仅检测速度快和可靠，而且能广泛地开展，因为所需要的材料可以得到大量的标准形式的供应。

除去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外，对付新出现传染病的长期战略还应该对我们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方法作出评估，建立反应系统，改进目前的方法。一个有效的反应系统应该包括对意外事件作出预先的计划，应该和监控系统结合在一起，受由监控提供的信息的启动，并使用相同的通讯线路。监控和反应应看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部分。正像加强监控系统需要优化和协调可以使用的资源，加强反应系统也是如此。

另一项需要是使用更好的方法进行卫生教育。譬如，由于抗生素耐药菌株是通过抗生素使用不当形成的，所以对抗生素的处方者和使用者进行教育非常重要。更好地懂得如何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也很重要。这一点可以通过延伸公共卫生的基础结构，去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口迁移的模式和其他涉及到疾病传播的人为因素。最后应该鼓励病源学和免疫学的基础研究，以及对潜在的动物传染威胁的研究和对迅速和廉价开发疫苗的研究。

然而最重要的是，随着公共卫生基础结构的扩大，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必须持之以植，费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低廉，而且在少数已经建立大规模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国家及早地需要更多的资源，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维护和改进这些系统。如果要将基础设施上升到期望的水平，尤其是美国，需要很大的支持。

即使这样，在这个资源日益紧缩、需要多样化的时代，要形成能够将诸如此类的倡议坚持到底的政治意志尤其困难。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对传染病置之不理的话，会付出很大代价的。谁能设想如果HIV被及早发现并制止扩散的话，可以节省多么巨大的财富。1993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即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仅1992年工业化国家共支付了47亿美元用于艾滋病人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容易受到种类繁多的传染病的侵袭，我们还不具备一个统一的全球监控系统，更不用说反应系统了，有些人被自我满足冲昏头脑，错误地认为传染病的威胁已经成为过去，而另一些人则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感到构造一个能够保护我们的系统实在太困难了。但是，即使是尚不完善的系统总要比什么都没有强，鉴于当今的紧迫需求以及将来我们可能面临的更大的需求，耽误的危害更大。

[Technology Review，199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