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进步向生死观和人生观提出挑战

推测未来技术进步将改善生活质量的情景，并不困难。医学的进步，通过子宫内疗法、基因控制、人造器官、药物设计，以及其他修复器官功能的精巧设计，将大大增进入的健康。也不难想象，通过采取不同手段阻止传染物的侵袭，消除现代生活的疾病，人的寿命将得到延长。

尽管有这些乐观的期望，认为人将生下来更健康和活得更长，伦理学界的许多人却在皱眉焦虑。这些伦理学家问：明日的医学将使我们能够活得更长，但它能使我们活得更好吗？他们注意到，人口统计与财政状况的普遍趋势，大都预示着不幸。

他们认为，在科技拯救和延长生命的同时，我们的子孙前景将更加麻烦。更长的寿命将使我们这个日子已很难过的星球上住满了大量行动蹒跚的老人。当医学能更好地抢救危重病人，延长他们的生命时，自然资源的紧张，经济资源向保健需要的转移，国际之间乃至代际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都会加剧。当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进入70岁、80岁、90岁时，老年人常见的病痛也会上升，关节炎、中风、老年性痴呆症、帕金森氏病等等在迎候着人们。

还有更令人不愉快的。一些专家认为，高技术对生活资源的精确分配，不久将会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中一个不幸的事实（不发达国家的居民离开人世比较快，一个接一个，他们的政府用不着费神去考虑决定该把哪些公民从集体的生命之舟上丢出去）。另一些专家担心，假如国人、瑞典人、德国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继续把保健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上，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收入很快就会花得净尽无余。还有一些专家表示惊奇，人类怎么会如此贪婪地追求更长的生命，以致宁愿从子孙后代的钱包里抢钱，去偿付这一极端可疑的沉迷。

应当承认，这些预测揭示了医学迅速进步带来的某些重要危险。然而，像这样的担忧可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医学的进步至今已显示出是代价巨大并产生矛盾后果的，它延长了生命却又常常忽视生命的质量。然而21世纪的技术用不着走这条道路。

看上去，如果医学从当前偏重于治疗公开的症状和器官损伤，转移到在分子水平上诊断和治疗疾病，医学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可能真正会降低。从尸体上移植肝脏到一个因先天性疾病而器官受损的儿童，资源很难得，因而花费很大。儿科肝脏移植需要高明的外科医生，长时间的住院，大量的输血，病人的免疫系统将终身抑制，其家庭和儿童亦将有所禁忌、在妊娠期间发现胎儿的先天性肝病，运用基因疗法纠正失调，花费当然要便宜得多，特别是如果这种治疗能在生命的初期就一次性地进行。

与此相似，对于患慢性精神分裂症、严重的抑郁症或虐待狂的病人进行收容治疗，花费是很大的。用针对这些疾病的化合致幻药进行治疗，用集成电路把治病所需的化学物质植入人体，或者采用“虚拟疗法”，让患者在计算机造成的迷幻世界里感到缓解，其花费将会少得多。

事实上，如果近来的临床手续（像无侵害的高精密度磁共振内脏造影）和刚开始出现的新技术（包括基因症状检测，水痘和甲型肝炎疫苗）是个迹象，那么医药对病人来说将会更加经济和更少危险。明智的公益政策和总体的好运气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将发现自己的未来会活得更长，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内身体更健康，免于病痛的折磨。

因此，尽管有这种引人注目的预测，认为医学的进步只会带来财政的毁灭与社会的失望，这样的趋势还是应当受到抵制。然而，除了人口、金钱等常规性问题以外，还有别的事情引起人们严重关注。例如，假定我们能通过改变人脑的化学成分来治疗精神病，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对事物的识别力？假如我们能通过对分子的修补更有效地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有谁能从事同病人谈话借以获取报酬？或者，是不是一剂速效药就能提供我们指望从保健单位获得的所有东西？社会是否会认为在生育要儿前不进行一次彻底的基因检查是不负责任的？既然我们已经更多地了解基因如何调节人体功能，谁又能确定人的身材矮小、秃顶、白化病、耳聋、多动症、过分自信等等究竟是疾病呢，还是仅仅属于人与人的差别？这些差别又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

缩微到分子水平，点燃了医学革命，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道义上最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决定将子孙后代安排延伸到什么地步。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将直接碰到我们这一物种的易适应性与可完美性。这场遭遇战将会引发对基因的相关影响的争议，而教养看起来是不重要的。

是不是哲学的思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应当控制医学（特别是基因疗法）前进的速度？是不是医学技术正在出现的革命将使我们陷于这样的困惑，搞不清我们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以致有一天我们会怀着渴望回顾以往简单得多的日子，那时儿童死于脑类脂质沉积症、镰状细胞性贫血、囊性纤维变'性，而成年人则受到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侵害？

不见得吧。如果说做人的意义就在于运用知识来提高生活的质量，那么在消除基因灾祸方面也就不需要存在道义上的矛盾心理，正如我们在消除小儿麻痹症、天花等传染病方面已经做的那样。把人类从这些破坏性极大的疾病威胁下解脱出来，使人们过上更像人过的日子，这难道还有争议吗？改变我们的生物结构以求得更长、更健康的生活，其作用就好像从饮水中取出杂质以保护人们健康一样。

这个逻辑也可以推延到那种最引人敬畏然而最终是可行的念头：生殖细胞中的基因变换。这些细胞中的改变，使接受治疗的人及其子孙后代改变了DNA的构成。生殖细胞疗法永远改变了人的基因储存，然而它看来是一种道德的义务，因为它将永远消除脊柱裂、婴儿无脑、血友病、肌失养症之类的疾病，从而造福于人类。几千年来，通过战争、选择婚配、改善饮食和医药的进步，我们的基因库已经有了改变。通过基因工程直接改变我们后代的基因，对一点儿治疗来说无疑是更高的层次。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小心的调控、立法和社会舆论，来塑造我们的子孙后代，谨防这方面能力的滥用。

［Scientific American，199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