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 · S · 库恩（Thomas S. Kuhn）于6月17日逝世，终年73夕。他以把“范型”和“不可比性”这两条原理引入关于科学的研究之中而著称。然而，他的工作之影响所及已超出这些范围。
托马斯 · 库恩与1994年去世的卡尔 · 波普尔一起并称近世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已被译成25种语言，仅英文版就已销出百万册以上。
一如波普尔之被认同于可错性原理，说起“范型”，也就让人想起库恩。库恩在《结构》中区分开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一个科学家群体所持的世界观（即范型）的基本轮廓为人们所充分理解。料学家们知道他们该去做什么，也知道怎么做。例如，孟德尔派遗传学家确定了各个纯系，把它们杂交，再把所得的各个杂系杂交，弄清楚他们得到哪些种比例。后来的孟德系派遗传学家不必再是大材，非要为孟德尔遗传学建树殊勋。他们唯需追随前驱亦步亦趋。
革命科学就大异其趣，因为科学家们对自己脚下的基础发出疑问。事实上，科学上的一个时期被称为是“革命的”，是指在这个时期里，该科学的基础、也许科学本身到了令人生疑的时候。在科学革命期间，科学家们不仅就事实问题（如物种究竟进化与否），而且围绕科学本身发生意见分歧。真正的科学是否可以诉诸上帝和奇迹，或者说，是否必须由科学出版物来这样做？科学家是否必须假定：现在在起作用的各种自然力无非就是过去就在发生作用的那些力，别无他者呢？更浅薄地说，科学家是否必须老是用被动语态写作呢？
过去，我们中那些对科学感兴趣的人一直倾向于强调发生科学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举例说来有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的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牛顿物理学的过渡以及再从牛顿物理学到相对论和量子论概念的过渡等所引起的大变革。不过，许多科学家有所以喜欢库恩的著作，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他的常规科学观念。大多数科学有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从事常规科学。凡是想解释科学的人，都最好注意典型的情形，而不要完全专注于罕见的、非常规的革命性变革时期。
科学家们所以赞同库恩，还因为他力主，实际事例、由于从科学史撷取的事例应当在各个可替换的科学观点的评价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其实，他正是由初次读科学史而成为激进主义者。他作为一个年轻物理学家所了解的那一点点历史是那辉格党式的历史，它把全部早期科学都按现在的科学加以校准。当他读了一点真实的历史之后，才发现，事情原来根本不是像他根据作为一个科学家所接受的训练而料想的那样。
库恩本人一开始先研究哥白尼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太阳取代地球作为太阳系的中心。他面临种种问题，其中之一以上面的陈述为显例。显而易见，地心说者并不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我们今天这样称呼这个由太阳、月亮、地球和其他行星组成的天体系，这表明，我们认为，哥白尼主义者是正确的。正因为这个原故，我们采用他们的术语，而不是地心说者们的术语。
《结构》发表之后，库恩很花很大精力治物理学史，尤其是量子论的早期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在他后来发表的著述中，他自己关于科学的各个一般观点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其他史学家倒力图在自己的工作中应用库恩的观点。科学史能否解释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间的交替呢？哥白尼理论、细胞说或进化论的引入算不算库恩意义上的“革命”的例子呢？史学家们不得不引出的常见结论是，库恩对他的科学革命观点的表达不够精确，因此他们无法作出判定。
然而库恩最认同的口号是，各个可替换的范型是不可比的。尽管“不可比性”尚未成为鸡尾酒会上的流行词语，但“范型”无疑已经如此了，以致一些比较严肃的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的编辑每每在文稿上一见到提及范型，就勾划掉。库恩认为，一切词项，哪怕是最观察性的词项也全都荷载理论。即使两个不同的理论都提到“质量”，这个理论概念在这两个理论也可能有不n的定义。因此，这些意义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被纳入到观察的表面上看来是直截了当的描述之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安东 · 范 · 勒文霍克引以为自豪的，是描述了他通过透镜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提出了关于这些东西的理论。然而，他把自己看到的那些小生物叫做“微动物”，暗示他认为它们是什么生物一一小动物而不是小植物。不同范型间的理论差异、认为甚至观察陈述也荷载理论的观念所引起的一个推论是，两个理论不可能就数据作绝对精确的比较。此外，表征某些革命的裂口非常深，因此，甚至“数据”和“推理’’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成为问题。例如，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内省的报告作为数据接受，而行为主义者则不这样。有些科学家坚认，科学上只接受演绎推理，另一些科学家则愿意作概率推理。
由于这一切缘故，科学范型是相互不可比的：科学家不可能仅仅根据理由、论据和证据来决定对两个可替换范型的取舍。并且，其他各种因素也全都在科学上的理论变化中起着作用。库恩甚至于把科学革命去同政治革命相比较，但没有人会认为，后者完全是理由、论据和证据的问题。
专业的科学哲学家讨厌库恩的观点，尤其他的不可比性原则。哲学家看重概念和术语的精确性，早期的批评家还觉得库恩的风格太过诗意，感到不对劲。例如，库恩时而说不同的范型不可比，时而说它们不相容，可是，如果说两个范型真是不可比的，那么严格就说来，它们就不可能相互矛盾的。这正是不可比性的证所在。不可比性甚至使两个被认为是相互“可替换的”理论的冲突成为问题。库恩为他的观点所遇到的哲学反应深感失望。他甚至因而声称，他的著作的所有读者中间，唯有哲学家不能理解他。
就科学家来说，他们不想去深究有关不可比性的任何主要细节。他们仅仅用它来对付反对者提出的批评。“你们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们陷身旧范型而不能自拔。一旦你们作出信仰上必要跳变，事情也就豁然开朗。”在有些社会里，毁损年轻姑娘的性器官，是完全允许的。在另一些社会里，则不接受这种做法。评价这种习俗，是没有超然物外的、客观的准绳可凭的。一个社会想把它的道德态度强加于另一个社会，任何这种企图都恰恰是文化帝国主义。同样，科学家试图把一种科学世界观强加于我们其余人，也只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库恩的读者中，有许多人认为他就知识倡言一种类似的相对主义。
社会相对主义源远流长。当着它又流行之际，对于科学的与日俱增的敌视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科学家变得越来越有权威，宗教右派和政治左派人士都感情用事地作出抗争，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忽视了。进化论“仅仅”是一个理论，应当与其他理论，尤其“创世说”一起被教授。生物学课堂里也应当教《圣经》故事。同样，社会生物这也不应当完全根据理由、论据和证据来评价。它的社会意义和隐含的社会假设也必须列为重要考虑。在某些情境里，“善”可能优先于“真”。事实上，真理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科学无非是旨趣不同的人之间的争斗。好恶也许决定着正确与否。
随着社会相对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认为的简单化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呼声高涨，越来越多的传统科学哲学家下结论说：他们对库恩作出的迫不及待的、极带批判性的反应太过片面。对库恩作解释，只要略施宽容之心，他本会就科学的本质告诉我们许多东西。专业学会成员，选举一个同仁当会长的主要理由是要表明，他们重视这个专家已作出的贡献。库恩继许多比他年轻的、影响较小的哲学家（包括本人）之后才于1988年当选为科学哲学协会会长，这一事实既表明哲学家过早对库恩的哲学待保留态度，父表明，他们已经改变主意。（我还记得，库恩在就任会长后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谁适合哪个委员。实际上他对协会中的其他人不甚了了，只知道他们发表的著述。）
在这个时期里，库恩还忙于重新估价他自己对科学哲学的贡献，对他的各个观点作广泛的综合，这将会解决传统哲学家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改变相对主义者作的错误解释。科学原来迥异于库恩根据他在大学里所受的物理学训练所料想的那个样子，但也不足是当权者用来压制有公民权的群众的乂一种武器。这本书及至库恩逝世之际已基本完成，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我对托马斯 · 库恩感到惊讶的是，一个人居然能够以这么多不同方式影响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人。我揣测，往后的100年里，库恩将跻身少数科学哲学家之列，他们因根本改变我们的科学观而让人缅怀。谁晓得后来的学者怎么看待这种改变？文化名人每每命该因一些简单至极的口与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例如密斯 · 范 · 德 · 罗厄的“少就是多”。要是库恩只是因为他力主，不同的范型相互不可比而为人们所记取，那么，就太岂有此理了。
[Nature，199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