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无畏地跨越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界线的伟大科学家的回忆。

当爸爸从乡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向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柏克莱大学提出了申请，哈佛大学同意给他半工半读的助教职位。并在5年内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的A. A. 诺伊斯教授同意给他提供全部奖学金和在3年内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柏克莱大学的G. N. 刘易士教授根本未给答复。爸爸后来知道他的申请书被埋没在一大堆刊物里丢失了——这是柏克莱大学的不幸、却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幸。

爸爸常常说他对能入加州理工学院深怀感激之情。那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明年6月将是我父亲接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70周年，我是抱在我母亲手里参观了那次仪式的。那时加州理工学院还很年轻。该校的创办虽可追溯到1891年的特罗普大学，但现代加州理工学院仅在爸爸来校前4年才成立。因此该校同爸爸一样都是“乳臭未干”。而我爸爸尤其如此。他来自俄勒冈州西部的乡村大学。他一直对诺伊斯为什么竟会在并未见过他的情况下选中他感到惊奇。

爸爸同加州理工学院一起成长，并相得益彰。他曾对我说。如果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古板保守的学校，像哈佛或柏克莱那样，他也许不可能做他在这样一所新学校中做的工作。他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他勤奋工作并获得了成就。我想，爸爸是加州理工学院天空中的一颗璀璨明星，他帮助这所学校达到了今天的水平。

爸爸个性中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具有深刻的伦理道德感，他强烈地感觉到，科学家们如果在制造这个世界的某些灾祸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应有责任来建立社会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灾祸是核辐射。当时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公众的。当然也是政府的态度是认为微量辐射对人无害，甚至有益；再说，无论如何，为了保持核竞赛中的领先地位、我们也有必要甘愿承受一些牺牲。爸爸却不愿附和这种观点。虽然他并未参与过原子弹的制造，但他深知原子弹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他认为发起一个运动来使人懂得核辐射的危害，是他的道德责任，而他真的这样做了。并引起了许多人，特别是美国政府中人的不快。

我对他竟有勇气甘冒受到他的政府、同胞和同事的责骂的风险而做了这件事感到惊奇。但他一往直前地站到了运动的前头，并且成功的让美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认识到无限制进行核试验的危害。其结果是产生了1963年的禁止核试验协定。

但当他被授予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校园里并没有出现如同1954年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样的欢腾景象。有的人看见爸爸走来甚至故意走到了路的另一边。这是奇怪的。但它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为加州理工学院问事们的遗弃而深感伤害了。当然也有几位同事庆祝了这次成功，他设法征集了全世界11000位科学家的签名，并在禁试协定签订前呈交给了联合国。但加州理工学院似乎因此而感到了某种羞愧，不久爸爸就离职了。人们可能认为他的离职是由于他的实验室、办公室面积和专有权利被削减了。但我却猜测潜藏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的原因，是他因缺少了同事们的支持而受到的伤害。

他的慈祥，乐观和敏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听到他说过一句有关他的敌人或有关加州理工学院的坏话，离开该校以后，他成了一名在多处学术机关巡回访问的科学家，直到21年前他在帕尔·阿尔脱创立了林奈斯 · 鲍林研究所，他才真正有了一个家。但他最初爱慕的，以及他给予信任以发展他的事业的学术机关、则是加州理工学院。

[以上二文均由陶家祥译自《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学和科学”1995年冬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