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性繁殖绵羊成功的消息轰动了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成熟细胞的核移植克隆出哺乳动物。这一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一经传媒报道，立即引起了全球公众的极大关注。克隆技术既给人类带来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也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对这一重大科技热点及时作出反应。3月12日，本刊编辑部与文汇报科技部等联合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克隆羊的问世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的专家讨论会。现将讨论会上专家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施履吉（中科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一个科学新发现一出来，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估价的问题。这次多利羊的建立实际在基础理论上、在技术路线上不是新的创造，但是它有其自己的贡献。让我们先来看看无性繁殖在动物里是怎样发展起来，根据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给这一工作一个估价。
在19世纪末至本世纪70年代前，始终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受精卵在发育成单独个体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两栖类动物。如青蛙，它的卵发育成两个细胞时，每个细胞都可以发育成一个完整的青蛙，但到了4个细胞时，只有其中的两个细胞中的任何一个可发育成完整的青蛙但是分裂到8个细胞时，则没有一个细胞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青蛙，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只有一个笼统的回答 :由于细胞的分化，至于细胞为什么分化，有的人认为这是细胞质的关系，有的人明确提出是由于基因分离的关系。这些争论都未能用实验来证实。到了本世纪50年代，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细胞核移植。美国肿瘤研究所的布雷克斯首先在两栖类动物里将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里，受到核移植的这个卵能发育成青蛙。这一技术的突破帮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证实细胞核有全能作用，能使去核的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个体。但这一工作的不完善之处在于，你仅仅是从胚胎里进行核移植，而不是从分化到成长个体的组织中进行核移植。
正是由于这一不足，60年代末英国科学家戈德的工作就更令人关注。戈德成功地将已经高度分化了的青蛙的蹼表皮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中，形成胚胎，并最终发育成青蛙。实际上到这个阶段无性繁殖的整个技术路线已经建立了。遗憾的是这一工作未能及时地扩展到哺乳类动物。所以，在多利羊出世前，在哺乳类动物里只进行了相当于在两栖类动物里做过的胚胎细胞的移植、如猴子、兔子、老鼠、羊、牛等都做过，都是用胚胎细胞做的核移植。这种核移植技术上是过关的，但要把它说成是无性繁殖，能复制某种表型还达不到。因为胚胎细胞的基因组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是这两种杂合的东西，只有到了成长个体，将其体细胞取出来，作选择性的无性繁殖，才是真正的无性繁殖。
从以上背景可知。这次多利羊的贡献并不算是开创性、基础性的贡献，而只是证明，哺乳类与两栖类一样，可以用体细胞通过核移植来繁殖个体。
这一技术在生产实践上具有板其重要的意义，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十分巨大。首先，在动物杂种优势利用方面，与目前通常采取的方法相比，哺乳动物无性繁殖技术具有明显的优点 :费时少，选育的种畜性状又稳定。如在乳牛中建立无性繁殖技术，将高产乳牛拿来进行无性繁殖，可以获得相近的乳产量。 过去的方法虽然乳牛产很高，但由于它是通过基因的优势组合产生的，一通过有性杂交，基因分离后就难以维持原来的优良性状。这是一个例子。
其次，这一技术在挽救濒危珍稀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今后，即使在自然交配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也可以从濒危珍稀动物个体身上选择适当的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达到有效保护这些物种的目的。
第三，在医学科研中十分有用的试验小鼠疾病基因模型，以前建立时需要进行基因剔除等，费时费力。而且要等到子代才能找到所要的特定基因组合个体，这方面的工作将来如果梁用无性繁殖就很方便了。
顾健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想先谈几点感触，这次哺乳克隆动物的出现在科学发展史上是很大的标志，但从技术上来讲，并非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我们国内有好多科学家都能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科学家不是头脑不行，而是涉及到科研基金的导向问题。国内好像你技术越复杂（如都要搞基因水平的，不搞基因就拿不到钱），就越能显水出水平，也就容易得到经费，对单搞核移植的往往认为水平不够，这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英国人的这一工作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国际竞争性的工作。美国就有很多实验室在做，但最终英国人领先了。
英国的这个小组，也就十几个人。在苏格兰的乡村里，是一个私人研究所。英国人值得借鉴的是它没有动用很多的人，投资也远不及美国，但它方向选对了，就做成了。所以看来不是最复杂的技术。照样可以做第一流的工作。我曾在英国留学，我觉得英国科学家比美国人懂得如何用少量的钱、少量的人力来达到效果。单克隆抗体就是剑桥小组搞出来的、后来的转基因猪也是剑桥的小组先搞成的，他们搞出来后美国人再搞的，这次克隆技术也是这样。
美国人搞科研是靠人和钱堆起来的，别人无法比。相比之下，英国人这次工作的方法很聪明，技术不是很复杂，这点很值得我们借鉴。今后我们国内科研工作的导向不能只看什么水平，关键要看你做出的结果是什么水平。
关于克隆人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禁止，不应该搞。
对国内的克隆动物研究，我认为也要有一定的单位审批。以避免混乱、重复。应有国家权威部门负责审定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实验室做这件事，在资金上于以重点支持。现在看来，这次突破的技术不是十分复杂，而它产生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是很大的，国内应抓紧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赵寿元（复旦大学教授、遗传学家）:
现在公众对克隆技术感兴趣的不是生产上有什么用途，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复制人。对复制人我现在听到好几种说法。一是若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子一下子死了。大人很悲伤。那是不是能从小孩身上取下一点细胞，复制一个小孩，这样可以告慰小孩的父母。其二是器官移植。现在研究用猪的器官移植到人体，而若通过无性繁殖，用一个人自己细胞去复制个体，不使之发育成人，发育到胚胎就冷冻起来。哪一个器官坏了，就把这个胚胎里的器官挖出来，经过培养，装在身上，这就成了原配件。没有排异问题，这样人的长寿问题似乎也更容易实现。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这些问题。关于人的复制。美国作家罗维克在70年代末写了一本轰动西方世界的科幻小说，题为《人的复制一一一个人的无性繁殖》。内容讲美国有一个富翁，他不娶老婆，但希望有一个人和他一模一样，将来把他的本领全部接收过去（这里当然牵涉到后天的知识和培养的问题），并继承他的财产。他把他的皮肤细胞培养后，把细胞核取出来，做法跟现在克隆羊多利一样，再把妇女的卵细胞拿来，移植到另一个妇女的子宫里去。但他说这一成果暂不发表，因为这里有法律问题。他担心发表后他的财产至少有几个人会来要，提供卵细胞的妇女可以来打官司，借腹怀孕的妇女也来争，所以他秘而不宣。这一类东西实际上就涉及到伦理问题了。这在科普时应该讲清，在人当中是不该这么做的。
但在科普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科学家本人也应加强宣传，以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品格素养。80年代初，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的马丁 · 克莱因首先开始做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治疗。但当时美国政府未同意，他就拿到以色列去做。结果美国政府取消了他的研究经费，到现在为止整个科学界都没有承认他的基因治疗是首次尝试。不承认他，是因为他未经很好的科学实验就做人体试验，违反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职业道德，这是一个例子。
现在对克隆技术涉及到人的问题。美国、日本等已相继宣布应予以禁止。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人克隆试验也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做。如果美国有些科学家说把这个工作拿到中国来做， 给你很大一笔钱，你做不做？这就涉及科学家本身的道德品格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普宣传不光是对公众的宣传，而且也应对科学界加强教育。
曾溢滔（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遗传学家）:
关于克隆技术，我收到许多材料，综合来看，这次克隆绵羊的诞生，其最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 :证明一个已完全分化成熟了的体细胞。还能完全恢复到早期的原始细胞状态，还能像胚胎细胞一样，完整地保存全部遗传信息，这同过去的科学结论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虽然做了猴子，而且猴子更接近人类，但猴子的这一工作和多利羊的工作相差太大，是两个范畴，两个水准的工作。 猴子是胚胎细胞的核移植，它移植进去的是胚胎的细胞核。这个工作没有任何大的突破，做羊也行，做兔子也行，做猴子也行，而绵羊多利是取自一头6岁成年绵羊乳腺的体细胞，通过核移植而获得成功的。这对胚胎学、发育遗传学来说，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算高。
这一工作之所以在全世界反应强烈。首先是其经济价值非常大，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与罗斯林研究所有关的英国PPL药物公司是最早做成转基因羊用以生产药物的公司。他们做成的这种转基因羊奶中，含有α-1抗胰蛋白酶，可用于治疗肺气肿，日前这种羊奶每升售价高达6000美元。但这种羊的繁殖是有限的。若想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把表达最高的那头转基因羊繁衍下来，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无性繁殖。将这种羊“复制”下来，从而使羊奶能“规模化生产”。所以，PPL马上出资支持开展克隆羊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多家公司利用转基因家畜生产的医用蛋白质，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荷兰的PHP公司用牛生产人乳铁蛋白，估计产值可达每年50亿美元；美国的GTC公司用转基因羊生产血清白蛋白。每头羊每年产值为3万美元，这些转基因家畜，若能用无性繁殖技术进行繁衍，其经济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对医学上的器官移植和生命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纯系猪，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按照育种理论，即使是近交系的猪，也要通过近亲交配，繁殖到20代，其遗传纯合度可达到99%以上，就算近交系猪了。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花了20年时间，已获得第16代的近交猪，到20代还要4~5年。而若采用无性繁殖技术， 就可以很快地建立起某些动物的纯系，这对医学科研的价值无法估量。
对这次多利羊技术的评价，我同意施先生讲的。这一工作在技术上不是什么大的创新，但它实施的技术路线里面肯定有巧妙之处。这一工作的价值主要是在科学理论上，即发现原来认为已经完全成熟、分化了的体细胞，它还有全能性，还能变成原始细胞。这就是这件事引起世界很大震动的原因所在。
这一进展也为我们研究核质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以前人们所讲的核质关系，是讲细胞质对细胞核基因调控的影响，但同时细胞核的基因怎样影响细胞质内遗传物质的表达、调控？发育遗传学里有一些基本问题，如一套基因组怎么变成个体？什么时候基因打开？何时因关闭？过去只知道这一切是在细胞核里进行的，现在无性繁殖技术的出现就开辟了另一条思路，即细胞质也可能影响细胞核的时空表达调控、这些研究无疑会为人们研究发育遗传学提供新的视角。
这一工作公布后，媒介的宣传多引导到克隆人的问题上。很多人担心伦理上的问题，这无疑是要关注的，但我觉得应该先恢复这一工作本身的科学面貌，然后根据它会带来的社会影响再作研究。在多利羊的工作刚公布不久，一位美国科学家在白宫举行的听证会上说 :你们不要惊慌失措，若是放任对克隆技术不懂的新闻媒介对公众进行片面宣传，可能导致哥白尼那样的悲剧，在伟大发现的边缘止步。今天这个会很必要、很及时。让科学家直接出来向大众宣传，认识科学的本来面貌。其实，目前的技术水平我看距离克隆人还远着呐！人是很复杂的、不仅有生物性，更具有社会性。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过多地朝克隆人这方面去宣传，应该首先将这件事本身的科学价值讲清楚，要让公众了解这一点。
对克隆人的事我们毫无疑问不会去做。但是我也确实担心，禁止克隆人以后，与克隆哺乳动物相关的工作也会受到制止，如是这样，那就是自我束缚了。我认为我们国家不但不应制止克隆动物的研究，面且应大力资助，使这一技术赶上世界水平。我们只有首先有了这方面的本事，才有科学上的发言权。由于这一工作的巨大经济价值，我认为应借今天座谈会的机会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上海重点支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生物新药，就完全可能受益于这一工作的开展。
施履吉 :对复制人的问题我认为不那么简单，以我举例子。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抽烟、好多有害物质都进入我体内，X光照射不知有多少次，基因突变一定很多。如拿我的这样一种突变基因很难保证能复制出完全一样的我，即使基因完全一样，那也有另外一个社会人的问题，一个是Nature（天生、自然）、一个是Nurture（后生的、受后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教育等条件影响）。比如讲要复制我，我相信复制出来的人不是施履吉，因为我经过大跃进，经过文化大革命。他能够再来吗？这些都是内外种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可能复制，许多人老是担心复制出希特勒，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傅继梁（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医学遗传学家）:
在自然界，生命繁殖开始时都是无性的，后来才发展成为有性。有性繁殖增加了变异的可能性，无性繁殖导致群体的每个个体都一样， 从而增大了这一物种被消灭的风险。从无性进化到有性，这是生物进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尽管整个生物群体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但是值得，整个生物的进化越来越有竞争力，不会被轻易淘汰。
从有性繁殖再到无性繁殖，这是反自然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一直在做反自然规律的事，这次又成功了。无性繁殖使育种、医学上动物模型的构建、有价值经济动物的复制成为可能。但这也是一件可怕的事，这不仅涉及到伦理道德和宗教感情的问题，还有许多现在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科学家应有社会责任感，对这一技术的应用要持慎之又慎的态度。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刚才曾先生也讲了。多利为什么伟大，就在于它是由一个具有明确表型的完整成年动物体细胞的核做成的，这说明这个核在遗传上是全能的。多利羊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它使人们相信体细胞，特别是高度分化的成年体细胞，有可能在遗传信息的保存上是全能的，而且这种全能性会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这一点在理论和技术上都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确，人体上并不是每一个细胞都是全能的，而且这种全能性的体现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作核移植的细胞核一定要放在去核的卵细胞里，这个卵细胞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定处理，这当中有很多条件，只有这些条件统统满足以后，多利羊才会出现，多利羊是247次失败后的产物。
就这一工作的经济意义来讲，刚才施先生讲了好几点。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动物医学模型的建立。这种动物模型是很难做的，现在我们做的模型都是单基因突变的遗传变异模型，但实际上我们人的大部分疾病，无论是高血压、肿瘤、心血管疾病等，都绝不是单一或极少数基因的改变所致，而是多个基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无性繁殖对建立医学模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某一疾病的整个遗传背景搞清楚，来研究一个或若干个与此种疾病相关的基因。如高血压可能与100个基因有关，现在通过无性繁殖就可以把这100个基因拷贝到一大群同样的动物模型中，这是现在的转基因动物做不到的。今后，与成百上千个基因相关的疾病的动物模型，原则上我们都可以建立。
关于克隆人的问题，我也同意顾先生讲的，我们中国应该明确宣布，我们不搞。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任何政策都必须慎之又慎，要考虑到一代二代若干代以后的事，在明确宣布不搞克隆人的前提下，我觉得中国下一步也要推进克隆动物方面的研究，当然这件事要有法规、有组织地实施。
朱恒顺（上海农科院副研究员、畜牧专家）:
我是搞应用，搞畜牧育种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振奋。
我觉得“多利”羊的诞生，对应用来说，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很突出。一是能大大加快育种的步伐，提高育种质量，几十年来我们在育种上花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搞一个品种，通过杂交这种途径至少要十年以上，还不能保持100%的纯度。但通过无性繁殖，就能够产出相当纯的后代。第二是保种，我国的品种资源在世界上最丰富，动物有260多个。每年国家要有相当大的一笔经费用在保种上，效果还不是很好。如果应用无性繁殖技术，那么保种的数量就可少些，到了必要时再复制，所以在畜牧方面的好处是很大的。
施履吉 :无性繁殖是否能代替作为常规育种方法看来还得研究。一是成本太高，这与植物不同，它有其局限性。迄今为止，在哺乳类动物里成功的也只有羊，其他地方报道的猪、牛、猴子等都不是一回事。
陈仁彪（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从生物学来讲，多利羊的出现确是百年一遇的大事件。魏斯曼的种质学说提出至今已有130多年了。 一百多年来，生物学家一直认为。生殖细胞与身体细胞有着质的区别，两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线。现在多利羊的工作是将体细胞的核通过核移植重新启动了胚胎发育的过程，这就打破了种质与体质的界线。
据报道，维尔穆特的小组做成功这件事也是在失败了上百次后才成功的，这表明这一工作在技术路线与操作上肯定是有诀窍的。这里面的窍门肯定涉及到生物学里的一些基本原理，我觉得至少可能与这样几个原理有关。
一是细胞周期，把一个细胞核移植到细胞质里，如果细胞质本身处于一个静止期的话，细胞核进去后就不会有反应。细胞核要与细胞质作用，肯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期。这个关键的时段选不好肯定是这一工作成功率较低的原因。细胞周期在细胞学里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仍有一些细节未搞清楚，用这种核移植的方法会对细胞周期的研究带来突破。
其二，这件事表明，一个完全分化了的、成熟的细胞核还可以指导胚胎的发育。这表明一个分化成熟的细胞核所应有的全部遗传物质在经过了长期的分化发育后没有丢掉，都在里面。现在有人提出基因组功能性的可塑性，基因组是否存在功能上的可塑性？
其三，一个细胞（如乳房细胞、神经细胞等）进化到高度分化状态时，基因组进去后能稳定多久？多利羊是由乳腺细胞的核移植成功的，如果改用神经细胞会怎么样，它能起同样的作用吗？这些问题所揭开的奥秘将是无穷的，这也都是生物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其四是细胞的重新编程问题。如可以这样来打个比喻，一个完全分化了的细胞它已经走到三层楼的屋顶，现在它又能再回到楼下，重新开始上楼的过程。这期间东西没有少，但这个细胞核必定是经过重新编程的。我们想一想，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复杂的个体，这过程中谁给它信号，谁下的指令。现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中最棘手的黑洞就是基因组里有大量不编码的东西，不知道它们派什么用场，我认为今后很可能会用核移植的方法。在体外培养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其DNA结构，引起非编码部分的变化，再回过头来分析其结构、功能。真正要搞清人基因组黑洞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核移植技术至少在技术路线上可以为进入黑洞打开一个缺口。
下面想再谈一下这一技术对生命伦理学提出的挑战，并呼吁国内加强对遗传学研究成果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早在197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那本《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幻想，“无性繁殖技术将使人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再生，使世界充满了他们的孪生兄弟姐妹。”27年后的今天，当这一高新技术真的来临时，我们发现它是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格格不入的。这一高新技术决不应该应用于人类自身。
首先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将彻底搞乱世代的概念。他们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他们类似于“一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 这将在伦理道德上无法定位。世代的概念搞混了，法律上继承关系也将无以定位。由于个体识别是法医的重要内容，因此相应的执法也将遭到严重障碍。
其次，如果这一技术被科学狂人滥用，有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随哺乳动物无性繁殖的成功，科学狂人可能借机掀起新的优生运动，再次鼓吹保存和推广所谓“天才人物”的遗传物质，通过无性繁殖来复制“天才人物”。
再者，通过核移植进行无性繁殖取孵成功，可能会有人进一步试验将人的成熟细胞核移植于猴或猪的卵细胞去除了染色体的细胞质中去。妄图培养人猴杂目科或人猪杂种，这在理论上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将是对人类尊严的毁灭性打击。或许还会制造出毁灭人类的怪物，这就真的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随着遗传学的迅速发展，遗传学成果涉及人类自身者日益增多，由此更多地引起了遗传学研究成果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发展，我国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了，中国人类基因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已于不久前成立。对可能进行的人体无性繁殖，亦应尽快宣布予以禁止，以确保现代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沈铭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科技进展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科技越发展，对社会的渗透越广泛深入，就越有可能引起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与人密切相关的成果，更容易引发伦理的冲突。“多利"羊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价值冲突上。（1）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复制”人在科学上或许很有价值，但它会带来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人们已经对“复制”人提出如下批评 :说它使人丧失尊严，因而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或者说只有负价值。人在实验室里的器皿中像物品一样被制造出来，这样无性繁殖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其有人形的自动机器。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独特的个人品性，“复制”人恰恰剥夺了这一点。它可能使人类失去遗传的多样性。甚至使人类退化。它可能被有权或有钱的人滥用，造成严重恶果。在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服从社会价值。 （2）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冲突。一对夫妇来说的幼子或幼女即将死亡，把死亡的幼儿“复制”出来。对这对夫妇无疑弥足珍贵。可是，这个“闸门”一旦打开，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很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而危及群体的整体利益。因此，个体价值应该服从群体价值。（3）暂时价值与长远价值的冲突。 某些“天才"被复制出来了，可能一时很热闹，但人类的基因库减少了，最终还是对人类不利。
基于上述冲突，对于像克隆技术这样易于引发伦理问题的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社会控制”，这很重要。大致有三种途径。首先，提高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的社会应用虽然不取决于科学家，但总要通过科学家，这是缺少不了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科学家要努力使科学成果为人类造福而不要成为祸害。有人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参与成果应用就“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这种观念看来与现代科技很不协调。其次，通过伦理的制约。比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新技术出来了，应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以确保其造福人类。最后，通过立法。总之，社会控制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为了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
我相信，通过这些社会控制的途径，克隆技术同样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福音。如果由于担心目前尚未成为现实的“复制”人可能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而禁止克隆技术，那就是因噎废食，大错特错了。目前西方反科技的思潮相当盛行，有人说科技的本性就是坏的、恶的，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是科技造成的，克隆羊很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来推波助澜，对科技泼污水，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李晓玉（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
多利羊的诞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这一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提供了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前景，比如药物学家关心的是，怎样将转基因动物作为生产一些蛋白或肽类的模型， 这比我们现在的基因工程药物大大提高了一步。另外这一技术可以提供与人类更接近的疾病模型，特别是一些遗传性疾病的模型，从药物治疗的角度而言，若能找到一种与人类尽可能相似的动物模型，这样得到的效果将更具临床价值。我们很希望能通过这一技术得到这些模型。再如器官移植，现在因为基因不一，所以器官移植排异是一个大问题，尽管用许多药物来控制排异反应，但终究不是办法，而克隆技术就可能提供这种解决方案。
我希望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看到了克隆人今后带来的危害，在伦理道德上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把这样一个重大的科技成果给抑制了。重演科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但的确也要防止复制人的工作，我们中国科学家决不做这方面的事。
施履吉 :我认为上海可以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上海在生物方面的工作是全国最好的。对这类高技术的东西，希望能在上海启动、组织起来。这也不是少数人能够做得到的。要有一个队伍，不可能一个人包打天下。关键是好好组织，而且不能一窝蜂，重复搞。如大家感兴趣的哺乳动物的无性繁殖、异种器官移植等问题。我想这个在上海搞也有基础，我对上海的生命科学界寄以很大期望。上海的管理水平、各种基础条件较好，还有开发区，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多做事，做实事。
（以上专家发言纪要由江世亮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专家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