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由科学决定是否人类“克隆”（无性繁殖）能被施行，该由大众决定是否应该这么做。

在这家大城市医院的克隆实验室里，一个繁忙的早晨来临了。与平时一样，一些要求“克隆”服务的人排成了长队，队伍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对夫妇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实验室能否为他们复制出一个6岁大的女儿。最近，他们的女儿被查出得了白血病，只有骨髓移植才能救她，但必须找到一个与患儿骨髓相同的捐献者。如果以前能发生孪生事件，这个女孩就会有一个与其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姐或妹妹。这个姐姐或妹妹原本可以提供女孩治疗所需的骨髓，但是造物主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克隆实验室将尝试给女孩一个双胞胎妹妹。在9个月里，这对本来极有可能失去他们唯一女儿的夫妇将获得第二个女儿，这个女儿是为拯救第一个女儿而来的。

（一）苏格兰胚胎学家宣布，他们已从单个体细胞中成功地克隆出一只绵羊，一周后，有关遗传学及其它领域的人士逐渐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想法：一旦克隆技术完备了，也就是说人类一旦能解决如何把遗传物质从一个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活的卵细胞的问题，并且使这个脆弱的胚胎从形成到妊娠一直成活，那么，绝大部分人类基本的生物工程问题就解决了。克隆引起的社会和哲学的震动不过才刚刚开始。

这项新技术将如何被控制起来？这种用遗传模板复制出我们的瞬时能力对于“人的独立存在”将作何解释？如果原本神秘的怀孕变成仅仅是一种如同翻拍照片那样简单的标准化生产时，人类失去了什么？

上周克林顿总统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责成美国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调查这项新技术所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并且在90天内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本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就初步调查提出意见并对相同命题作进一步论述。那些会议的论调可能是建立在上周的，当时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院长哈罗德 · 瓦姆斯（Harold Varmus）对另外一个小组委员会说：“克隆人类对美国公众来说是矛盾的。”

世界各地的反应也是消极的。法国官方谴责人的克隆，并称其为“不可思议的”，欧洲秘书长会议称它是“不可接受的”，德国技术研究部长明确表示“决不允许有一个克隆人诞生。”大阪近畿大学胚胎学专家入谷明教授同意以上观点，并说：“我们必须制止对人使用这项技术。”

尽管官方的回答是可预测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些回答可能会有失偏颇。公众也许会十分欢迎政府能控制克隆，但他们更希望人类能够对克隆理智地进行探索。身兼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主席两职的哈罗德 · 夏皮洛（Harold Shapiro）说：“调查在90天内将无法完成。既然我们已拥有这项技术，我们就应该有某些超前而又实际的想法。”

（二）今天早晨也等在实验室外的是当地的一个工业家。他不必为无病的孩子担忧，实际上，他从来就不关心孩子。最近，他开始有些变了，是因为克隆激发了他的兴趣。在克隆实验室的帮助下，他现在有机会得到一个与他姓名、鼻子、头发颜色一模一样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的任何一个细小的遗传密码都与其毫无二致。事实上，一旦第一个克隆男孩诞生了，他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后继者。

“复制人是一种可怕的犯罪”，作家兼科学评论家杰里米 · 雷夫金（Jeremy Rifkin）这么认为，“你们在给人类上枷锁，我们第一次掌握了工业设计的原理——质量控制，可以想象，不久将把这运用到人类身上去。”

但是，这真的是第一次吗？难道克隆完全不同于利用遗传工程制造一个胚胎去消灭类似囊肿纤维化之类的遗传疾病的作法？到目前为止，克隆已摆脱了在试管内受精的束缚了吗？哈佛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利莎 · 盖勒（Lisa Geller）说她没有看出试管技术与克隆有什么区别，“但我承认它使我感到不安，”她补充道。

对于某些生物伦理学家来说，医用克隆人比单纯复制人更令他们感兴趣，一个婴儿的诞生是为了给原患者提供移植器官。没有人提倡从一克隆新生儿的体内取用诸如心脏之类的器官，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制造一个克隆人，然后再杀掉他（她）。但很难反对一个家庭深情地爱着孩子，以致要再生一个与前者一模一样的孩子的想法，因为第二个孩子的一个肾或者一点儿骨髓就能使第一个孩子活下去。“很难对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作出争辩，”原全国卫生研究院伦理学家约翰 · 弗莱切（John Fletcher）说。

症结在于一旦你开始对克隆问题闪烁其词，对一个假设予以认可，同时贬低其它假设，你就开始做类似联邦最高法院弄得特别糟的那类事情。当初·联邦最高法院试图给色情文学下定义时就是这样，最后还是含糊不清。假定那个生下来是为了给其姐姐提供骨髓的克隆婴儿能永远被当成家中二号人物看待，并且能被好好照料，你会禁止这个家庭去克隆第一个女儿吗？接受你因她的死而被谴责一辈子的事实？圣玛丽大学的一位基督教伦理学教授简单而又诚实地回答了克隆问题，他说，“我相信，在道义上没有理由去克隆人类。”

并不是所有人看问题都那么肯定，不过，某些伦理学家试图来调停，如何做却根本不清楚。“科学总是与某些可怕的分界线紧紧相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学家利昂 · 凯斯（Leon Kass）说，“这里有一个机会给人类去决定是否我们仍然继续站在‘技术压路机’碾过的路上，还是控制技术，将它引入正规

（四）在要求克隆的名单里，排在当地工业家后面的是一位摘取科学桂冠的物理学家，他得了不治之症。如果他死了，科学界最突出的思想将随之消亡，可能有一天会有另一个“他”如上帝恩赐的礼物被复制出来，但何时出现仍是个谜。这位物理学家不喜欢如此不确定的时间。他今天到克隆实验室来是为了看自己是否能做些什么。

（五）如果人类基因库被当作一种广义的物种自然资源，最好能节约使用这些极为珍稀的基因，让每一代人都能从这些基因上受益。即使连最热心的平等主义者都很难对每隔50年出现一个爱因斯坦或每隔100年出现一个肖邦提出异议。要是我们能被保证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爱因斯坦而且就是原先的那个爱因斯坦就好了。如果科学方法被人类发展了，在本世纪前半期那个能够阐述广义相对论的人能被送回本世纪后半期用来破解迄今无法解释的奇闻怪事，我们会拒绝使用这样的科学方法吗？再设想一下，被复制出来的人不仅研究深奥的物理学课题，而且还研究紧迫的医学方面的疑难杂症。有机会把乔纳斯 · 索尔克（Jonas Salk，已去世的美国免疫学家，因研制出抗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而蜚声世界）送回来，但不合乎道德我们就不去试了吗？

波士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约翰 · 帕里斯（John Paris）说，“我们发现人们对克隆态度的差异有‘兴趣’和‘热心’两种，

复杂事物发展了，所以，文化价值的取向也就不再一成不变了。如果克隆在几个世纪前就存在，虎背熊腰的男人和大骨盆的女人可能会是当时社会要求复制的首选。但是在工业时代，脑力比体力更显重要。大概在那个时候，克隆技术的保管员要面对这样的景象 :让高大强壮的男人和多产的女人渐渐灭绝，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头脑发达的新人类。

即使我们认为每一个个体可视为完整的人的模板，但也无法保证后来的“拷贝”与“原版”丝毫不差。毕竟天才并不总是天生的，如果一个生下来就具有极高天分的人没有良好的环境和激发其潜力的诱因，他（她）最终还将是默默无闻。一个科学天才小时候经常挨打，那么他（她）长大了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科学狂人。一个有潜力成为艺术家的人从小以饮酒为乐，到头来，不过是个酒鬼罢了。一个从起点奔向最终成功终点的孩子要听到一千个铁轨转辙器咔嗒咔嗒连续的响声。如果有一个转辙器出毛病了，那么高速奔向诺贝尔奖的冲刺也将终止于蒙大拿森林的偶发地震。

无法断言人类克隆是否会进行。即便政府彻底禁止人类克隆，警方也很难知道在那些不用公款和不盗用国外资金的私人实验室究竟在干什么。多年以前，苏格兰科学家研究体外受精时遭到过舆论严厉批评，以致他们只得秘密进行研究直到试验成功。所以，人类克隆研究者也可效仿他们。

科学家假装不知道人类克隆何时会出现，但一些科学观察家担心它即将到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 · 凯帕拉（Arthur Capla）预计第一个克隆婴儿将在7年内降临人生。如果被他言中了，科学界最好能尽快整顿有关克隆伦理的事务。对日历而言，7年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面对科学来说，它只不过是明天下午。

附：民意调查

1. 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克隆自己吗？

赞成：7%反对：91%

2. 克隆人类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吗？

“是”74%“否”19%

3. 联邦政府应当控制克隆动物吗？

“是”65%“否”29%

2月26日、2月27日有线新闻电视网抽查了10005名成年美国人，误差率士3.1%，回答“不确定”的删除。

[Time，1997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