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力山大 · 罗伯托 · 托德（Alexander Robertus Todd）于1月10日在英国剑桥不幸逝世，享年89岁，从每一种意义上说，托德都是一位大人物。他身高过人、说话机智风趣。易凭一时冲动慷慨助人，这使得他常常成为人们的终生朋友。但一时脾性导致的心胸狭窄也招致了某些人的敌意。青年时代，他是一位奇才，步入中年，他则更是百折不挠。

从埃米尔 · 菲希尔（Emil Fisher）开始，20世纪从事有机合成的化学家们对这个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托德，其父亲是格拉斯哥公共电车系统的一个线路经理，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显得早熟，后来在法兰克福花了两年时间从事胴汁酸的研究工作。因此获得博士学位。30年代。他和牛津传奇式的成功人物罗伯特 · 鲁宾逊（Robert Robinson）一道工作，从他那儿学得技艺。而后作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穿梭往来于爱丁堡和伦敦的李斯特（Lister）研究所，完成了如下化合物的结构和合成研究 :维生素B₁，a-和β-维生素E以及后来使他感到高兴的大麻醇的作用机理。

1938年，年仅31岁的托德担任了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主任，在那儿他的研究小组阐明了维生素B₁₂的结构。参与了搞清青霉素结构的工作，并且合成了ATP。

1957年，由于嘌呤和嘧啶的研究工作，托德被授予诺贝尔奖。这项研究为最终使得华生（Watson）和克里克（Crick）建立起似乎合理的DNA结构的模型构造工作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料。托德及其合作者表明核苷酸中的脱氧核糖是环状结构的，糖和碱基之间以β一键连接。在聚合体中，磷酸基因一定连接在糖分子的3和5位上（这样给了单链的DNA以至关重要的方向性）。奇怪的是，托德自己却从来没有去从事模型构造。

50年代末期，托德已经开始感受到从事社会活动的乐趣，在争取在剑桥建立一个新的化学实验室的斗争中，他初试锋芒，那时他似乎已经懂得了 :一个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明确信念的人经常能够如愿，只要以不同的语气提出要求，从明确肯定的到坚定不移的，甚至威胁的语气（他高大的身材又助了他一臂之力）。

托德为自己是一位苏格兰人感到自豪，当然也为作为一名化学家所取得的成绩骄傲，但是在他与人的交谈中还经常提到另外两项荣誉标志，一是在1952年到1962年期间，他担任英国科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向英国政府提供研究基金耗费的咨询，在此类委员会中，其独特之处在于发表经常是带有批评性意见的年度报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请一位文职公务员来安排这件事，”他有一次说道，因为后者是一位对穷人富有同情心的人。

托德是Nuffield基金会的一名理事。在发起名为Nuffield科学数学方案的学校课程发展计划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4年到1966年我是这项计划的协调员），有一，次为几个新项目争取额外200万英镑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首先向托德说了这件事。“哪一位理事能说基金会做过比这更好的事情？"他只说了这句话。我们就得到了基金。

1965年，托德——这时已是终生贵族，因此被称作托德爵士——当选为剑桥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院长。虽然仍然活跃在实验室，但他好像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兴风作浪”，他对许多事情表示不支持，如1963年建议扩展英国大学的Robins报告，关于英国科学组织的报告，甚至1964年工党政府的选举。“他们认为我走到了盖基斯 · 卡恩（Ghengis Khan）的右边，”他常常风趣地说。

尽管持这样冷漠的态度，托德还是在其有关公共政策的观点，没有打动所有听众之时很容易受到伤害。1970年，他对英国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致词（演讲于格拉斯哥大教堂）的许多方面在政治上是错误的，除了其它的事情外，他鼓吹研究基金朝名牌大学倾斜，正如许多基金委员会现在所决定的那样，于是受到数家报纸的嘲笑。一边品味着一杯宽心的威士忌，似乎对于他已经捅了马蜂窝确确实实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还不明白，制订公共政策是一回事，争论又是另一回事。

那时，托德已经迷上了旅行。他极其钟爱旅行，与其说是因为美丽的景色或气势宏大的场面，还不如说是因为他能遇见各色各样的人。他的相册一定放满了各类人的照片，在机场，在饭厅，从东京到塔什干（Tashkent），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这位身高两米的苏格兰人。

1975年，托德的旅行引起了一场有趣的风波。那时，他即将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我则是Nuffield基金会的主任（于《自然杂志》任职一段时间之后）。10月的一天，他顺路来到我这儿，向我解释道，他的新职位需要作很多旅行，他不得不辞去Nuffield基金会理事长的职务，而我能够向他人游说任命一位接任者。我们选定了特伦德（Trend）爵士（可笑的是，10多年间，在他担任英国内阁秘书时，他的报告终止了托德的咨询委员会）。很快，他被选为代理理事长。

于是托德终于能够自行将旅行安排进日程，在该职位上又留任了5年（稍后不久，他每隔一月去香港，管理类似Nuffield基金会的名为Grouch基金会的组织，它由一位身为船王的老朋友提供资助）。我说应该由他向特伦德解释，但我猜测这解释更像是宣言。托德就是这样的人，并非他对自己充满自信，而是他善于把这种不信任隐藏起来。

[Nature，1997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