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的土木在中国，中国的土木在上海。虽然这句话的可信度尚未得到证实，但凡是近期在上海稍作逗留的人士多少会有置身于一繁忙工地的感受，以至于一位本想到上海传授经验的美国土木工程专家一到上海，目睹了中国同行的工作。他立刻觉得已没有必要再介绍自己的工作了。提供这一信息的是同济大学地下建筑与工程系的博士生导师杨敏教授。一周前，杨敏作为《今日启明星》的采访对象，我们有过一次交心的访谈。

杨敏并不讳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光，20年前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当时17岁的杨敏尚是初中毕业下放到江西老区的一位知青。在中国社会最底层苦熬的杨敏不甘沉沦，他勇敢地抓住了这一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他考入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的求学、求知、学做人的寒窗生涯，1990年1月他获得岩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随即回校任教。一条平稳的教学、研究之路在向杨敏招手。

然而杨敏再次赶上了好时光。本世纪最后10年逼近之际，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速度和力度让世人瞩目。90年代初，邓小平那次足以载入史册的南巡讲话把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再次推向市场经济的前沿，人们再次感受到生产力顿然释放的巨大威力，几乎是一夜之间，上海浦东浦西高楼林立地铁、高架、隧道连网成线，这样的一种建设速度、规模，如此的一种资金流量，恐怕当年的欧洲重建计划都难以并论。

于是乎，土木工程师、建筑师一下子成了最抢手的资源。从土木学科的发展来讲，市场需求如此之大，实践提出的需解决的问题如此之多，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整个学科和各相关专业的发展。从岩土工程来讲，建国30年的工程量都不及现在2~3年的工程量大，且由于上海的土质、地层结构，在建设中不断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如高层建筑与地基基础，与桩土相互作用问题，软土地基与深基础、深基坑工程的相互关系等。

杨敏再次牢牢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以一个年轻学者渴望有所作为的全部热情投身于这一“大工地”中，去发现、解决问题，并上升到理论、规范的高度。他在研究了上海软土桩基的沉降特性和桩基倾斜问题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可直接应用的计算桩筏基础、差异沉隆和基础内力的整套公式 :他首次以试验的形式研究了基础刚度变化对上部结构内力分布以及变形刚度的影响，并从共同作用角度提出按刚度设计基础板厚的方法和基础“临界厚度"的概念 :他提出了按沉降控制设计桩基础的理论方法，并应用于实际工程，取得了减少用桩数量、节省基础投资的显著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发起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软土地基变形控制设计理论和工程实践学术讨论会，这一工作成为岩土工程的新研究方向之一。由于杨敏出色的研究成果，94年1月他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95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上海科技启明星计划 :96年1月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杨敏曾作为研究助理到香港大学做过一年的合作研究，以后又去香港大学做过半年的研究工作。

在追溯自己的奋斗历程时，杨敏这样袒露心迹 :我之所以能做出点事情来，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我们每个有志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我觉得我少时的经历和我在香港的学习工作经历也同样对形成我的人生价值观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我们去过农村、去过煤矿，可能不少人会将此视为苦难和灾难， 但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财富、—种磨炼，它使我对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增添了一份振兴国家、建设国家的责任感：我在香港学习工作的经历则使我看到了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中国人只要人人都能踏踏实实地去努力工作，我们就照样能建设出一个文明富裕的国家。我很欣赏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世界上的事情要靠自己去创造，而且应该相信我们同样能够做好一切事情。

可以说时代的机遇+个人的经历+勤奋、自励、自信、自律成就了今天的杨敏。然而还不是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全部内涵，在与之较为深入的恳谈后，我发觉杨敏已经少有浮躁，尽管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浮躁过（这在当今的中国是不为怪的，普遍的浮躁，这可能是一个国家转轨时期国民特有的心理调适期）。他现在的一些想法、做法，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我想也可能会令闻者深思。

杨敏说他近年来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科学家如何在发扬上一代科学家优良品格的基础上体现自己的特色。身处市场经济大环境 :面对国际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们绝无可能像过去那样，发表几篇文章就算数，并以此为唯一的目标，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美国大学、实验室的新一代教授除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立身之本外，还大多是社会活动家，和新闻界、产业界都过从甚密，并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公关能力。他们论文一发表，马上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怎么去推广它、转化它。如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每年都有几十项专利申报。

杨敏指出，现在国内有一种倾向 · 包括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很多青年学科带头人仍把发表论文看成是最主要的奋斗目标（纯基础研究另当别论）。对此他认为，这样搞下去是有问题的。现在的重点应放在考虑怎么转化上，即如何为提高国家的产业化水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我们永远只能是跟踪别人。

杨敏是从自己这些年的实践、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形成以上想法的。他的依据是，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较之以前迥然不同，当代青年科技人员必须具备、树立一些新的价值观、科技观，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杨敏以这种想法、思路指导他的好几位研究生，他本人也积极这样为之。这些年来杨敏除了以专家教授身份直接参与某些大型建设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规划外，更多地是应邀到全国各地的建设系统讲学、培训。巨大的市场需求、层出不穷的施工技术问题促使杨敏考虑编制相应的计算机软件， 把国家行业标准与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结合起来，模拟、指导开发过程。一旦编制成软件，就能以更快更有效的方式辐射这些技术规范，使更多的项目受益。目前上海的基坑工程设计已有半数以上采用了杨敏他们设计的软件。现在这套取名为“同济启明星”的建筑地基基础软件几经修改、已日臻完善。这套软件的问世一改过去土木工程主要凭经验的传统模式，帮助使用者精确计算各种内力、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模拟分析，使整个工程施工更科学、更经济、更安全。（有关该软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期封二内容）。之所以取名“同济启明星”，杨敏解释说，这种软件在土木工程界是个新事物，孕育着新的路、新的希望，我一直尝试着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中国的土木工程界有几代人的辛勤积累，加之现在国内的建设形势对土木界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有责任结合前辈的工作，做出更多创新性的工作。

杨敏走的这条路是把科技成果开发成可操作的技术（工艺），再将这种技术有偿推出，为社会所用，产生出更高的价值，更多的财富。杨敏很务实，他说暂还不考虑组建公司推动这件事，他的观点是青年人要洁身自好、多积累、多做事、做实事。

对教授下海，杨敏称自己目前还无此打算，目前的大部分工作是科研攻关、带教研究生等。然而杨敏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今后的市场就是科研、教学的主战场，特别对搞应用研究的人们来说，今后判断你成败优劣的依据只有市场这一标准了。杨敏的这句话令我思之良久：看准的东西一定要坚持搞下去，一定要沉得住气，市场这么大，真正有本事的人怕什么？市场意味着什么？市场就意味着机会。

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热门话题——知识型经济，种种事实和迹象表明，今后的经济更多地将有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在中国，已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更有一些人在实践、丰富这一新概念的内涵。同济启明星软件的研制者杨敏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是一批不简单、注定要让人刮目相看的科技启明星！

（江世亮采写于1997. 9.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