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访问启明星时，喜欢问的问题是，在你的成长经历中，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虽然得到的回答各不相同，但往往能从中引出一段令闻者思索的经历故事。几天前，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采访对象——93年人选科技启明星计划的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建夫教授时，他略作思考后说，转专业的事对他印象最深，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对他的访谈亦就从他的转专业开始，并涉及他的一些人生经历。

赵建夫是在浙江嘉兴一个农民家庭中长大的。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自己割草负责喂养两只兔子，每年将养兔的钱作为自己的学费。他自幼好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这使他的知识面和灵活学习的能力得到很好的开拓。进入高中学习后，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他萌发了念大学的想法。在一次全乡的数理化竞赛中，他获得三项第一名，得到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的奖励，建夫如获至宝，从此每日利用所有课余时间，用心自习，不到半年时间就啃下这套丛书，并默下决心，8后献身国家的科学事业，1979年，赵建夫如愿以偿考进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系分析化学专业。4年以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的硕士研究生。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环境保护专业在我国日渐兴盛起来，极大的市场需求和这一学科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引起了建夫的关注和思考。思考的结果他决定转专业。建夫回忆当时的思想时说，那时候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时我就有预感，由于指导思想的改变，经济建设将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这就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而环境污染必然会随之出现。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是沿着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们国家也会面临相同的环境问题。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走发展与环保同时并举的新路，这就必然要极大地发展环保方而的工作，而在当时，高层次的环保专业人才在中国几乎数得过来。于是我就着手改变专业方向，并在硕士论文阶段，开始了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这以后（1986年）我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录取，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内最著名的环境工程专家顾夏声院士和钱易院士，从此开始了在环保科研领域的艰苦探索。

环保的重要性今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环保产业也已被视为能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可是在十多年前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意识到这一点并迅速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就更少。幸运的是，由于赵建夫当年的正确抉择，使我国的环保事业增添了一位高层次的研究专家。

环境科学是一门典型的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都对它有影响，特别是化学。具有扎实化学功底的赵建夫正是因此而能较快地深入到环保中的一大棘手方向——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然而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在转向环保专业后，建夫意识到自己亟需补生物学、微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当时已在清华读环境工程博士的他经常是上午念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下午再赶到北大、北农大学旁听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生物课。就这样，在上博士基础课的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里，建夫利用课余时间补完了从本科到研究生的生物学课程。

建夫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难降解有机物的生物降解规律与机理。工业污水中难降解物的降解是放在全世界环保专家面前的难题。一些发达国家也没能攻下此关，而采取了把这些物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1986年底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归来的钱易教授带回来的正是这一题目，这也成了建夫博士论文题。建夫凭借自己分析化学的根基，对污染物的结构、形成过程的了解胜人一筹，并能在此基础上对污染物作人为调控。这些工作为国内系统开展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工作创造了基础条件，这方而的课题在建夫90年博士毕业后被列入国家攻关计划。

当时正逢鞍钢委托清华大学做焦化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生物降解课题。接下题目的赵建夫带了几个学生直接下到鞍钢焦化厂进行现场分析和实验。在导师的指导下，建夫弄清了焦化废水中有机物的组成和它们在生物处理过程中的降解规律。这一课题历时半年，由于前期基础工作的成功，为鞍钢后来建立焦化废水处理工程的整个工艺过程奠定了基础。这一课题也被评为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奖。

90年博士毕业后的赵建夫即到同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就此在同济、在上海安营扎寨。博士后期间，他结合博士论文期间的工作，完成了上海焦化厂废水处理和桃浦工业区混合废水处理两个项目的研究任务，其中桃浦工业区废水处理项目是他首次担纲完成的。

在同济的7年多时间见，建夫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筹建“国家环保局同济水污染控制设备质量监测检验中心”和“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前者于1993年通过了国家环保局、国家技监局的审查认可；后者于1995年通过了国家教委的验收。在科研方面，他先后得到了上海市科委的科技启明星计划、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和四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赵建夫认为，通过承担和完成这些项目，使自己的科研动手能力和组织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带动和培养了一批比自己更年轻的学术人才，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和学术梯队。

通过以上履历式的介绍，笔者试图粗线条地描述—位年轻环保专家的成长轨迹。但这些对于要了解我的这位主人公还远远不够。就以转专业为例，从一个自己已驾轻就熟的领域转向一个陌生的学科，许多课程要从头补起，这绝非易事。如果没有对未来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体上的清晰把握，是难以作出此决策的，这要归于赵建夫从小养成的读书多的好习惯。由于多学多思，他的知识面相对更宽一些，这使他能超前注意到一些刚露端倪的问题。当中央在80年代初确定把环保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时，他马上意识到该有所行动了。这以后十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建夫当年选择的正确性。

赵建夫的经历也算是丰富的，他就读过4所大学，在清华大学担任过一年半的校研究生会副主席，主办过清华研究生通讯周刊；主办过校研究生运动会等，这些都是他当学生时的经历。现在讲到对年轻人的培养更强调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与人相处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对未来的判断能力，而这些都很好地体现在赵建夫身上，正是这些能力的培养，使他日后能组织实施多项跨学科、跨部门的环保项目。95~96年的一年半时间里，赵建夫教授又被国家科委借调，参与全国性环保项目的规划及调研，这些经历使他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中国大江大河的防污治理，其中对淮河的污染治理他已有专文发表。

环境科学本身是多学科综合交叉的产物，搞环保科学的专家有一部分最终也同时担负起社会活动家的职责，无论中外都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因为环境的治理除了需要先进的科技手段外，社会民众的参与、支持、政府政策的协调配套都是不可或缺的，赵建夫正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学家，他具有干这一行的素质。

今后赵建夫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有变动，在当今这个时代能人是难得轻闲的。但我相信无论他个人今后如何发展，他对祖国环保事业的挚爱和关注之情是不会改变的。

（江世亮采写自19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