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财政预算作出均衡的需求正在增强，这种需求产生了渐渐增长的压力，它要求为在本世纪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用于科学和研究的大笔财政支出提供法律根据。为此，大学和研究所的决策者们确有必要作自我反省：我们是怎么得到研究和开发的资助的？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在最近争论的那些突出主题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研究工作应该是有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应该为着一个目的而不是为研究本身。实际上这完全不是新的主题，因为50多年来，它一直是公众政策争论的基本构成部分。为了懂得为什么在那些日子里它始终没有处于最前沿，我们必须对联邦政府为研究作出支持的历史作出反思，反思那段历史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看待研究和开发事业的方式的。这段历史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在那些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如同它涉及预算上的事情一样，必然会涉及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支持的基本宗旨、这些日子以来，一切事情都恰好达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

绝非偶然的是，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和他在1945年对杜鲁门总统的报告《科学一无穷无尽的新领域》一直在关于对R&D的联邦政府资助性质争论的每一次讨论和报告中被提及。更有甚者，布什和他的报告已经影响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的论战的本质，

布什在谈到他自己时说，“我不是科学家，我是一个工程师”。布什是在1916年被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授予工程博士学位的。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院的一员，他在其他许多器件中发展出求解微分方程的积分器，它是模拟计算机的早期产品，可用于求解标志电力网待征的许多方程，他先被擢升为工程学院的院长和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1938年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以后，担任了二次大战前科学的最大资助者之一的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所长。在华盛顿，他还担任了一个联邦政府机构——飞行器建造科学和技术的国家咨询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个机构（NACA）可直接向总统报告，它有自己的预算并且可以把研究工作集中到科学和研究的实验室中来进行。

布什在NACA的供职使他增加了与防御事务的接触，而他和他的挚友（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物理学家卡尔 · 康普顿和化学家詹姆斯 · 科南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中知道，军事结构对于有效发展新式武器包括可能的原子弹都不是很有利的。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可能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逻辑上的协调者，但是布什相信它的非政治的传统而且相信缺乏一个独立的预算会使它失去效率。因此布什一直被描述成“始终准备着成为一个组织的创始者”，他设想一个新的联邦机构，称之为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NDRC）。NDRC在1940年6月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建立和为其提供资金。

由于布什成为NDRC的主席，该委员会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活力，但是它的权力却由于研究新的军事器械而被终止，而且总统的应急资金不久被发现受到了限制。布什——《纽约时报》称他为“研究的特权人物”——于是就设想一个重组的NDRC，这个机构有一笔直接的议会拨款，它不仅有权研制新的武器，而且有权进行试验和生产这些武器。这个新的机构就是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OSRD）。OSRD预算的近90%用于在科学装置上的研究和开发，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已用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进而，绝大多数合同最终还对契约人得到的任何专利授权，而不对给工作提供资金的任何公众赋予专利权。

这些特征引起了某些新政要员的注意，例如西弗吉尼亚的塞纳托 · 哈利 · 基尔戈就是其中的一个。1941年当基尔戈抵达华盛顿不久，就积极倡导政府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控制的另一种方式，而且当大战的尾声临近时，他已竭力争取到一笔国家科学基金，其内容包括科学技术的中心规划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倡导。基尔戈认为，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应当为社会的和商业的目的服务，他还要求按照地理位置上的均等来分配研究基金。

万尼瓦尔 · 布什认为基尔戈的探讨将会导致政府按照社会需求来确定研究方向，这个探讨完全不提1944年后期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要求布什拟订一份关于战后科学政策的报告。联邦政府的开发和研究使布什感到有责任就下列问题提出报告，即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使战争的机密为和平时期的需要服务？我们应该组织什么样的医学研究？政府应该做出什么举措来支持科学研究？在美国的青年中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和培养科学的天才等。

1945年7月，布什向已经继罗斯福以后就任的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他的这份报告。这份题为《科学——无穷无尽的新领域》的报告主要论点是，通过无拘无束的基础研究而带来的科学进展对于征服疾病，对于提供新的产品、新的工业和新的工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能为国家的防御发展出新的武器。布什写道：“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的资本”。布什对研究和开发提出的范例是一个明显的线性范例；基础研究先于应用性研究，应用研究依次先于技术的转化。他建议设立一项国家研究基金，这项基金应是高度自治的，而且应包括医学研究、自然科学和国防的各个部门在内。关

于究竟由什么内容构成国家研究基金的争论居然延续了5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的健康研究机构已经发展得更加强大，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也已经相继创立起来。还有，军用的设施，特别是海军研究办公室当时正越来越多地给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赞助。通过布什的竭力推荐和到处奔走以及与基尔戈的激烈竞争，最后国家科学基金终于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对于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新模式，它在开发以前真正从口头上、地位上、事实上和实际行动上推进无拘无束的研究工作。工程和技术被看作仅仅是应用性的科学。

1957年，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的科技政策无疑是当头一棒。这就导致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建立，也带来了新的联邦政府拨款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这种努力并不出自在纯科学意义上去认识苏联人造卫星的需求，而恰恰是由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苏联的这种实际的和工程上的目标所推动的。“阿波罗号”的发射，像“曼哈顿”计划一样更多的是一项工程，而不是一种科学的尝试。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工程师们已经着手寻求与科学家们平起平坐的一席之地。

1964年，美国创建了国家工程研究院，而在1970年医学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这些都表明了，纯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自从原子弹爆炸以后，物理学在政治的影响下几乎一直是所向披靡的——正在从它的雅座上跌落下来。60年代提出了确立研究和开发的日益增长的详细的调查，而且国会重新规定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使命就是对应用于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给予直截了当的支持。在70年代，能源危机导致了对与能量相关的研究和开发的重新组织，正在增长的环境意识还提出了其他新的研究焦点。到了80年代，国际上的经济竞争达到了关键时刻，因而在研究和开发方面，政府、工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中期，国家科学委员会重要的不定期统计报告的题目：《科学指南》已被改为《科学和工程指南》。如今到了90年代，国家预算方案不仅加速了对科学和开发的进一步思考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可以在绝对保证不削弱国防的前提下设想进行大幅度的重组。在一个全面的研究和开发预算实施期间——这种预算充其量也是不足的——日益增长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要求把国家科学基金重新改名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的舆论压力也正在继续增长着。人们预计对于成立于1951年的国家科学委员会也会作出类似的名称的改变。

在90年代新的氛围下，万尼瓦尔 · 布什的线性模型虽然最终导致了开发，但是它已经显得不仅过分简单化，而且明显地落后了。国家的政策，即使还没有变成科学和技术界实际上运行的现实，但也面临着一个重新考虑如何分配和为什么如此分配资助的问题。的确，如今要守住这块能导致对应用有益的纯科学研究的阵地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们更多地注视着能证实研究费用支出为正当的那些开发最后达到的目的。因此，研究和开发的预算在过去某些情况下可能被描述成“研究和为更多研究进行开发”或“研究和研究的开发”或“研究和为进一步研究所进行的理论的开发”，而现在却已经被看成是自我服务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本身就是开发和研究。R&D已经变成了D&R，或者可能甚至变成“开发和为开发的研究”。最后这种说法可能最好地表明了我们在现实世界进行有目标的研究中所能发现的那种连续的反馈回路。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最近对一项联邦政府的科学和技术预算的建议中，上述这个说法得到了具体实现。这个“联邦政府科学和技术”的概念使基础的和应用的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在现有的分配资助的系统中，整个联邦政府的R&D的预算是每一个单独部门和机构的R&D的总和，而上面所建议的联邦科学和技术预算（FS&T）是由首先确定的那些重要性上升和减弱的领域而构成的，然后分配数量不等的资助，并且相信它们对于保证国家优先的重点领域（而不是对于面上单个的部门和机构的研究课题）必须是足够的。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和技术事业”将会遵循所选择的领域发展，而不是靠机遇发展。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发是需要设计的——需要明确的工程上的各种活动和正确观察事物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在这个建议下，一些传统的研究和发展预算这块“馅饼”将会转变为一类发展和研究的“层状蛋糕”。

开发和研究的现实也已经开始在研究生的科学和工程的教育中被人们所感受到了，在这类教育中哲学博士学位已经在他们的教授的思想中历史性地被产生出来。这一点可以被追溯到和布什范例相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上。确实，在《科学——无穷无尽的前沿》一书所论述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补充和保证研究人员的队伍有一个稳定的梯队从而使战后研究人员推进的研究和开发的议项得以进行下去。最近几年来，求职市场的现状已经迫使人们看到在传统设置的专业通道上哲学博士学位的供大于求的情况还在继续增长，许多大学不得不通过缩减哲学博士学位学生人数的方式和改变课程、教学计划和晋升前程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以使研究生在工业和其他一度被藐视的另外求职市场上谋取工作而作好准备。

老一辈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在二次大战以后使研究和发展基金的工作面发生了转变。如今当他们继续向前迈步的时候，新的有影响力的呼声却正好改变着科学和技术受到支持的方式。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在报告和建议中究竟发表了什么看法：“无穷无尽的前沿”的比喻以及它所隐含的研究和发展范例现在已经达到了它的影响力的极限，走到了它的有效作用的尽头。

无论如何，布什的线性研究模式在它形成的年代里已经大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关于由联邦政府资助科学和技术事业的观点。根据前所未有的预算现实并借助于敢于冲破旧的科学、技术和国家防御范式的新一代顾问人员和工作人员，对科学事业的重新思考已经迫使研究和开发社团从镜像中观察自己。持谦逊态度的人从那些镜子中看到的将不是研究和开发（R&D），而是开发和研究（D&R）。

[American Scientist，1997年5~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