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根据概率统计求得的早期人类出生后的估计寿命大约只有20-30岁。而到1900年时，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寿命已比历史早期增加了一倍。如今，当我们即将进入2000年时，日本和其它几个国家的出生后估计寿命已达到80岁左右，而且其增长势头经久不衰，

在最近数10年里，发达国家的人群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出生率越来越低之故。所以，立法者和民众都已开始考虑不断膨胀的老龄化群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在新的人口统计学报告中，有关人类未来寿命的问题对制定政策和财政计划有着特殊的意义。

人口统计学家主张按照所预测到的将来的死亡率水平来作出评价，他们所选择的方法往往只是对过去趋向的推断。生物学家等常常批评这一做法，因为它似乎忽略了基本的生物学机制。尽管人类老龄化和死亡率的许多组成部分已被广泛描述，我们仍对于社会和生物因素在决定死亡率水平的复杂关系知之甚少。此外，即使我们搞清了这些关系并在一种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预测将来的死亡率，我们仍需弄清每个相关因素的趋向问题。

用推断方法预测人类的死亡率是不得意而采用的手段。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类普遍渴望获得既长寿又健康的生命等。第二，历史证据表明经济发达的社会其死亡率会稳定地下降，而寿命会不断地增加。第三，长寿的获得是许多复杂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生活标准、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和公共保健，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时期起作用。第四，这种降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个人和机构的互扣作用，而自觉改善健康水平和降低死亡率的努力将持续下去。

通过推断来预测未来寿命所得的数值与今天实际观察到的情况并无太大的差别。美国社会保障部通过比较1995年男性寿命为72.6岁和女性寿命为79.0岁，作出预测：到2050年美国的男性估计寿命为77.5岁，女性为82.9岁。然而，美国社会保障部的预测并非单纯的推断，因为他们假设了将来特殊年龄段死亡率的降低是个缓慢的过程。一项由纯推断所获得的更乐观的结果是美国到2050年两性总和的平均寿命为84.3岁。

在预测死亡率中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的构成。尽管短期的波动是常见的，但工业化国家长期的死亡率趋向仍是相当稳定的。一个较普遍的错误是推断要比形成推测的时间更远离未来的情况。在50-60年代死亡率暂时下降时，提高人类估计寿命的预测成为常规的结局。同样情况，在1968年之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促使人们产生对今后几十年里寿命不断增加的预测。很显然，基于不到20年的经验来估计50-100年以后的人类寿命是有些草率的。

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由过分强调估计寿命而产生的。尽管估计寿命方面的变化还在继续，而相对于20世纪前50年而言最近几十年的变化还是减慢了。这种观察可能产生这样的结论，即将来的死亡率的下降要比过去来得慢。

上述结果并不矛盾。根据定义，估计寿命是任何群体的平均死亡年龄。20世纪初期，青少年死亡率的下降对于估计寿命而言要比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二个原因：其一在婴幼儿时期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要远远高于任何已观察到的老年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类在不同年龄段的死亡危险相差很大，如婴儿期和儿童期较高，青少年期较低，30岁以后又很快上升。因此婴幼期死亡率的下降对于平均寿命的影响是最大的。

近年来，死亡率预测的推断方法已经受到主张人类未来的平均寿命的变化要比过去来得慢这一观点的挑战。比较乐观的学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寿命将迅速增加，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死亡率较快下降的结果。但从历史的分析得出这一结论是新近产生的，故在推测未来的寿命时应多加注意。如果新的模式能维持几十年，就强烈提示老的趋向已被新的模式所替代。

另一个乐观的想法是近来生活条件的改善及个人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如营养的补充和吸烟人数的减少等）使死亡率明显降低。另外，某些长寿群体的出现也会影响平均寿命。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使延长人的寿命成为可能。如近来发现染色体端粒部分的长短与寿命呈正相关。有实验表明阻止端粒的缩短能延长生命。科技的发展还给治愈癌症和艾滋病等顽症带来希望，这又将大大减少死亡率或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对于人类的未来寿命预测方面比较悲观的论调是基于生物宿命论的概念而提出的，并产生大家比较熟悉的推论，即人类平均寿命不会超过85岁。这个观点的某些证据来自进化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在过去过度生殖的年代里死亡率也会陡然上升。这是因为过量繁衍后代会导致有害基因的开放，从而使负选择作用的压力加大，最终降低了相对生殖适合度。然而，现存的理论很少谈到死亡率的快速增加是否会通过人类的干预而得到控制。

事实上，近来的生存模式表明人类未来的死亡率可能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进一步降低死亡率是不可能的。此外，死亡率的趋向显示并无任何能对此加以限制的迹象存在。相对照而言，较乐观的想法可能更远离实际情况，并造成更大的误差。

推断随着过去的死亡率趋向稳定地发生变化。而大众和科学家在讨论死亡率时常常背离历史的趋向，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又过于悲观。历史教育我们要谨慎从事。推断也并非完善。比如，谁也未能预测前苏联的死亡率会在1990年之后迅速上升；谁也未料到80年代会在某些群体出现艾滋病的流行。然而，这种观察缺乏一个前瞻性的证据。事实上，影响未来死亡率的不确定因素与其说是来自技术因素，倒不如说是来自社会和政治等因素。

推断的要求还有赖于历史上死亡率的稳定下降以及各种复杂性状的共同作用。这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结合能促使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单纯的干预或阻碍将影响未来死亡率的下降。而由科学界创立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结果可能依赖于预测。确实，历史可被科学界的一致意见所否定，但并非指未被证实的理论、直觉或推测。

［Science，199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