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相对于人的经验显得日益神秘和遥远，我们越来越需要像阿尔鲁 · 塔泽夫（Haroun Tazieff）—类难得的科学家，他们坚持向公众传递有关自然界中奇异现象的知识。今年2月2日，塔泽夫逝于巴黎寓所中，享年83岁。

塔泽夫出生于华沙。他的俄国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死去。塔泽夫和他的母亲先是搬到圣彼得堡，尔后随着革命的爆发，又移居比利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比利时军队服役，并参加了抵抗运动。二战后，他完成了地质学和农学的学业，以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的身份前往比利时殖民地刚果工作。在那儿，塔泽夫撰写了几篇关于非洲火山碱性火成岩的科学论文。在亲身经历了1948年Kituro火山的喷发之后，他开始全身心投人活火山的研究工作。他的第一本著作《喷火的火山口》于1951年出版，并获得了成功。

回到比利时之后，塔泽夫先在布鲁塞尔大学执教，以后去了巴黎和奥尔赛大学。1957年，他在比利时成立火山学研究中心；1961年在西西里岛的卡坦尼亚组建了火山学国际研究中心。他在巴黎的地球物理研究院任火山学实验室主任，之后在Gif-Sur-Yvette建立一个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下属的实验室。他深入熔岩喷发源取样，从而获得了最准确的气体分析和温度测量结果。他与同事们为此项工作而设计的一些仪器现在已广泛被用于科学和工业界。尽管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火山喷发机制的了解上，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自然灾害中人为因素的关注。

塔泽夫是研究世界各地火山喷发灾害的一名专家，同时也是法国几个地区的自然灾害顾问。1976年他应邀到瓜德罗普岛去评估苏弗里耶尔火山一次喷发的潜在危害。当时国际考察队建议疏散住在火山山坡上的居民，而塔泽夫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代价很高的过激行为，这次火山喷发并不会造成直接的危险。最后还是用了很高的费用疏散73，600名居民，而火山喷发结束得相当平静。之后，塔泽夫在一篇简短的文章（Nature 269，96-97；1977）中总结了他的观点，并为火山学家评估人口密集地区火山喷发带来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专业化指导。

当时，我是《火山学和地热研究》杂志的编辑。由于确信塔泽夫提出的专业问题值得引起火山学家们的注意，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短评，概述了他的主要论点。该短评很快引起了反响，大部分是反对意见。主要的争议是，那次疏散行动是正确的，因为火山学家们无法预见火山喷发所有可能的发展过程。一场重大喷发事件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得无法让人去冒丝毫的危险。不管这场争论多么激烈，由于这一事件变得家喻户晓，也为那些研究自然灾害的地质学家们带来了公正的评价。

在以后的几年里，塔泽夫继续发表引起争论的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原则：

首先，解释灾害的责任必须落在专家身上。火山现象的复杂性和预期个别火山活动的困难度并不像一些地质学家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没有机会足够广泛地接触到各种火山现象。

其次，主要的工作并非预测火山的喷发，而是预见喷发所会引起的灾难性事件。极少有火山喷发会产生严重的威胁，但是必须始终把意料之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考虑进去。甚至一个最有经验的观察者也无法预料到成熟的大型火山的每一种可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当它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活动记录时。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专业火山学家的角色可以说是政府官员的顾问，官员们必须按照他的建议来决定正确的行动方案。那些通过新闻界向外发表意见的所谓专家们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代价过大的反应。甚至是最好的专家之间也会有相冲突的意见—如果这些意见被公开发表，负有责任的官员们可能会失去信心，从而采取最保守的措施，哪怕采用这些措施必须承担巨大的费用和困难。

塔泽夫日益关注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在1984和1986年间，他在当时的法国总理洛朗 · 法比尤斯手下任国务秘书，负责自然灾害和工业技术引起的灾害的防御工作。他继续为各国政府作顾问，直至逝世前的几年。

塔泽夫非常乐意做一个对传统观念进行抨击的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率直敢为。他最后发表的作品，是对所有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政治家们的一种连珠炮似的谴责。对于那些要求研究资金，名为减轻自然灾害，实则用以秘密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他同样表示了轻蔑。

诸如此类好斗的评论引起了部分“严肃”科学家的强烈反响，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然而，最终，塔泽夫长期以来的重大工作实现了两个主要的目的——他使科学家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而且唤起了普通市民对于宏大的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

（Nature，1998年4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