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伊索（AESOP）曾经写过有关野鼠的寓言，他会围绕善良的草原野鼠（prairie vole）与无情的山地野鼠（montane vole）杜撰一个故事。栖居美国中西部草原的草原野鼠对它们的配偶和后代很忠诚，极少另觅新欢，即使已经丧偶也罢。常筑巢连片，尽量让长大的后代也能住上，而不是把它们逐出巢穴。
与之显著不同，它们的近亲，栖居洛基山区的山地野鼠，却几无群居的纽带，它们的性关系是杂乱的；它们独居于洞穴中，幼鼠出生不久即被弃之不顾。
根据艾摩里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兼神经科学家汤玛斯 · 英舍尔（Thomas Insel）的说法，伊索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两种野鼠截然不同的家庭重要性，可能在大自然设计它们大脑上编码一种激素受体的单个基因的细节上。
这两种野鼠的行为，并非生物学宿命论者最近偶然发现的仅有例证。今年8月，遗传学家宣称，发现了第一个被认为对单个物种的行为有巨大影响的正常、健康的基因。有某型该基因的果蝇倾向于离家远游，有另一型该基因的果蝇则倾向于待在原处。
在人类，一个健康基因的变异，也能使行为截然不同么？极端的联想使人想象出未来的景象：情侣用简单的基因检查来探知对方是否忠诚；律师在有关对子女监护的辩论中以何方有更好的育儿基因为理由；对基因提示太害羞、太懒散的求职者，雇主将不予考虑。
神 话
如果上述景象使你不寒而栗，那么，下述事实将使你感到慰藉：关于单个基因对健康人的性格会有多大影响，尽管有英舍尔的著作，在行为遗传学家中几无舆论。但他们一致认为：基因与行为的关系，远非神话那样简单；非行为遗传学家的人们，实际上都站在错误一边；没有表达害羞的单个基因，没有表达善作父母的单个基因，也没有表达好冒险的单个基因。实际情况是，机体上每个生理过程基于多基因，同样，动物和人类的每个行为也必基于多基因；加上环境对这多基因的巨大影响，对某些遗传学家来说，这提示，由基因来预测一位健康者的性格，仍属科幻范围。
“我们将不能指出特定基因的精确贡献，有那么多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的非线性交互作用，太复杂了！”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精神病学家、分子神经生物学家斯蒂芬 · 海门（Steven Hyman）说。
但是，其他学者则较乐观。他们坚信，在行为遗传学里，没有什么问题会复杂到连正在建立中的新工具都不能解开。有些学者甚至感到，正如在野鼠和果蝇，人类的某些行为，可能为有不相称之影响的单个基因即“主效”基因所编序。
美国癌症研究所研究遗传与行为的亭 · 汉默（Dean Hamer）说，许多行为，基于数十数百个基因，它们都可能有小的效应。但他又说，“有些行为有主效基因。”
即使这样，发现人类行为主效基因之不易，犹如要在交响乐中分辨出各种乐器的声音，而音乐厅外正雷电交加，风雨大作。
雷电风雨，当然是比喻环境对行为的效应。环境包括：从在子宫里暴露于性激素，直至是过着养尊处优还是衣食无着的生活，等等情况。但是，认为环境影响可能压倒任何基因组成对人类行为之影响的人们，最好考虑一下伦敦的精神病研究所的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 · 普洛明（Robert Plomin）所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普洛明研究组比较了同卵孪生子（所有基因相同）与异卵孪生子（相同基因平均为50%）的成年智力。虽然年龄增长使获得的独特经验增多，人们可以料想，我们正逐渐成为环境的产物，但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成人期，基因对智力的贡献保持显著的恒定，约为62%（New Scientist，1997年6月14日，P16）。
普洛明认为，该研究以及所有对性格特征（从害羞至愉快）的孪生子研究，其结论都是，一些基因是行为的奥妙的成形机。但普洛明不像汉默，他对人类有否主效基因持怀疑态度，“如果有主效基因，遗传学家早该发现它们了！”他说。
他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计算基因与环境的相对贡献率令人误解。随便举个例子，一个生来就有“音乐”基因的人将寻求音乐环境。这音乐环境反过来又启动某些基因，接通某些脑细胞间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联系使他甚至更有音乐才能了！
显然，即使某些基因对某行为有强联系，计算出个别基因的贡献率却是巨大的挑战。不像眼睛的颜色那样的遗传特征，行为是难以界定的。例如，你该如何给友好性与适应性的变动制定标准？而且，量化行为的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行为特征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有些人很害羞，有些人很合群，有些人居其间——即使用最完善的心理测验，也几不可能测出它们的差异。
过去，行为遗传学家为回避上述问题，在有显著行为异常的家族搜寻与异常联系的基因。他们对一个家族中有特殊特征（例如抑郁）与无此特征的成员监察遗传标记物（易于认定的若干段DNA）的遗传。如果该标记物只为抑郁的成员所遗传，这表明它们的位置靠近导致抑郁的基因或基因簇。一旦基因组中的这段DNA被缩小到可操作的大小——可能仍包含数百个基因的一个区域——基因搜索者凭借转录定位（transcript mapping）与彻底DNA测序（exhaustive DNA sequencing）等技术分离出真实的基因。凭借这样的“家系”分析，已发现一些有缺陷基因与一个荷兰家族的穷凶极恶有联系，与某些类型的智力发育障碍有联系，与恒定暴食有联系。
脏火花塞
麻烦在于，这些研究都是搜寻导致明显异常的受损基因；这些基因在健康状态时对维持正常行为所起作用，迄无证明，虽然遗传学家曾经那样猜测。这很像汽车因脏火花塞发动不起来，就认为火花塞决定汽车行驶的质量一样。
相反，需要搜寻在维持正常行为上起作用的基因的研究人员，正在建立各种统计工具，使有可能在染有行为疾患的家族之外，注意大量的有各种基因与个性的无关的人群。现有数百个研究组在此领域你追我赶。有关一个基因与一个正常行为（略举一、二，如猎奇、快活、活泼、倾向焦虑等）的可能联系的研究，不需几周便有新的报道，如同家常便饭。
但是，正如任一新发明，技术上难免不够完善；所以，在审慎细察下，每几周便有一项被提出的联系不再成立。“这些联系的某些报道的生命半衰期约为6个月，”白朗第斯大学的神经遗传学家杰夫 · 霍尔（Jeff Hall）说，他是研究果蝇行为遗传学的。
那么是什么使英舍尔感到对野鼠的研究已使他迫近复杂的人类行为，如社会联系的主效基因呢？
因为英舍尔及其同事是在动物中做研究，能用较直接的方法搜寻基因。他们比较了雌性草原野鼠与雌性山地野鼠的大脑，发现这两种野鼠的后叶催产素（大量分泌于产后）受体分布于完全不同的脑区；这提示：后叶催产素受体在脑区的分布样式对雌鼠与其后代及配偶之联系起重要作用。英舍尔在研究中排除了行为差别由于激素水平本身之可能性。
“不论你给雌山地野鼠多大量的后叶催产素，它仍然不会忠诚于其配偶的，”英舍尔说，“因为它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分布的脑区使它专注于抓挖，而不是与配偶的联系。”
独夫骗子
接着，该研究组搜寻了编码后叶催产素受体的基因。当他们比较了两种野鼠编码后叶催产素受体的基因，在启动子部分发现微小差别。启动子像刻度转盘那样调整基因活性的大小，从而协助决定哪些细胞将有此受体。英舍尔现在认为，这就是雌草原野鼠忠于其家庭而雌山地野鼠是独夫骗子的原因。两者编码后叶催产素受体基因的启动子有差别，受体分布的脑区不同，基因活化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英舍尔研究组对编码后叶加压素（导致雄野鼠联系其配偶与后代的激素）受体的基因作平行研究，获得了相似的结果。
这结果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像所有的哺乳动物，我们的大脑也有编码后叶催产素与后叶加压素受体的基因。但是，在野鼠研究中，他们考察了两种野鼠的差别；上述基因，在亿万年的过程中，演化为不同的变体，从而有不同的行为。而人类，是单一的物种，其社会联系行为，从终身一夫一妻到无节制的性乱。
英舍尔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对人类行为有主要影响的基因的性质提供线索。这些基因将不是指导大量较不重要之基因的“基因长”（“Master genes”）；可以明确，基因没有严格的等级组织。作为代替，很像交响乐团的各种乐器，大量的基因协调一致地工作，生发出行为。即使如此，有些乐器，例如首席小提琴比其它乐器如第五席长笛更重要。编码激素受体之基因是自然的首席小提琴，因为它们调节各种激素（其中许多被认为是影响大脑、行为和其它基因的）的作用。英舍尔说，如果编码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受体的基因对人类社会联系行为确有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从个体到个体，理应有实质性的基因差异。这一现象尚未有人发现，但一个关系密切的基因——编码后叶加压素2受体之基因——被认为有广泛差异，提示这类基因易于突变为新变体。
在多个漫游的星宿下
首席小提琴位置的其他候选者中，对大脑有影响（或者在胚胎发育期影响线路如何安装，或者在成年期影响脑细胞如何彼此通讯）的一些基因；例如，指令果蝇离家多久的foraging基因，编码一种酶，促进脑细胞间信息之交流。
“爱漫游”果蝇的foraging基因在脑内编码的酶水平稍高于“爱栖息”果蝇者。不同于所有其他改变飞行行为之基因之处在于，它不是人工引发之突变。一个基因自然发生的微小差异，足以造成正常果蝇飞行行为之差异。
并不是说环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让爱漫游果蝇挨饿，它将更爱栖息，”约克大学的玛拉，索科罗斯基（Narla Sokolowski）说，他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该基因，“而如果饲料质量差，爱栖息果蝇将开始漫游。”
人类也有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在我们脑内可能有相似的功能。该基因甚至可能在人类正常进食行为上起作用，索科罗斯基说。但是，她告诫说，把果蝇与人类作比较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类有远较复杂的大脑。人脑含有大约30000个活化的基因——远较果蝇为多——使搜寻任何主效行为基因更为困难。“这在果蝇是很难做的。在人类，我只能想象它多难做，”索科罗斯基说，她的研究组在研究了20年后发现了果蝇的foraging基因对其行为的强大作用；研究了其他7种行为，没有发现单个的主效基因。
但是，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正迫近人类行为的主效基因。今夏，伦敦的儿童卫生研究所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大卫 · 司库斯（David Skuse）在《自然》杂志{Nature Vol 387，P705）报道，他有证据表明，在X染色体上存在一单个基因，或可能一小簇基因，对正常的社交技能（如对别人感觉的认知、交谈的能力、交友等）起主要作用。
司库斯从患性腺发育不全综合症的女孩们（她们都仅有1个X染色体）获得存在该基因的第一个提示。从母亲获得X染色体的女孩们缺乏社交技能，但从父亲获得X染色体的女孩们社交技能正常。接着，司库斯证明，无此综合症的正常女孩们（她们全都仅从父亲获得X染色体），较之仅从母亲获得X染色体的男孩，通常有较好的社交技能。
不似疾病连锁研究，司库斯的调查表明，一个活化基因的完全平常的缺失或存在，为二个非常不同但全然正常的性格型奠定基础。司库斯猜测，该基因或基因簇可能改变大脑前额皮质（涉及记忆、推理与判断等任务，由它居间促成）一些化学分子之分布与水平。
“我想，女孩们几乎凭本能知道如何解释社会暗示，是遗传上有预编程序的，”他说，“而另一方面，男孩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必须努力才能达到同样水平。”
改变野鼠行为
这尚须证明。但即使人类遗传学家永不从事搜寻主效行为基因，有朝一日，从一些“小效”基因簇（这些基因正越来越容易被发现）预测某些人相当数目的性格将是可能的。遗传学家已经认出一些基因，是正常人类行为细微差异的原因。
例如，汉默已经发现，一个编码影响脑内血清素含量的蛋白质的基因的变异，是正常人感受焦虑量有4%之差别的原因。
“该技术正变得更有力，”他说，“问题的解决将不断增加，我们将不断检出人们将不再感兴趣的、这样的小效基因。”
推动这个进程的有若干科学进展。首先，人类基因组规划正扎实完成大量的新基因测序工作。对有特定顺序的基因的功能的了解，正不断完善。结合两者，研究人员有丰富的候选基因供研究。接着，有“性格DNA数据库。”在全球范围，行为遗传学家正要求志愿者送血样或颊粘膜试样，供作DNA试验，并填答心理问卷，以估量性格。
最后，改进了的计算机程序与统计技术，使遗传学家能对大量资料进行筛选，去除各种基因、环境、各种性格特征之间的细微的交互作用。凭借这些工具，遗传学家更能信赖“联系研究，”在整个人群搜寻候选基因与特定性格特征之关系。这比以往认定行为基因的任何方法有力多了！
普洛明提出，有朝一日研究人员会宣称，例如说，10个或20个基因为某特定人类行为中所见到的正常变异达50%之原因。但是，他说，“要达到这一水平，路还长。”
同时，对基因与行为间的模糊关系，动物研究继续给研究人员以新的洞察力。英舍尔的工作缺乏确定的证据，即：编码后叶催产素与后叶加压素受体之基因能够解释草原野鼠与山地野鼠群居联系行为之差异。他计划培育转基因野鼠，使编码后叶催产素与后叶加压素受体之基因在这两种野鼠间交换。如果他能使山地野鼠对家庭忠诚，使草原野鼠乱交，他将有把握地揭示某些基因对行为的可怕的力量。
[New Scientist，199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