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如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拉克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小批技术精英，他们曾经在工业化国家受过如何做科学家的教育。他们认为，通过努力争取在核能、电子学、'制药学或空间研究等领域推行曼哈顿计划型企业（Manhattan project-type enterprises），就能够跃过他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令人担忧的低水平。以印度为例，它开始进行一项核能计划时，动员了成千的科技人员，耗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但却不能满足该国的能源需要。
我的科学家同行们和国家领导人都一样不明白的是，发展并非一定要同拥有核武器或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相一致。他们所需要的倒是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体系和教育。这些技术精英们相信，伴随他们的核能或空间计划的结果，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的国家变成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但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代价。以印度为例，这样的计划导致了核武器的发展，只能激起巴基斯坦的效法，而许多基本的人类需要，诸如保健和教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据我所见，我们不应该指望发展中国家效仿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采取的导致科学企业的研究模式。我们应当适当地采用和发展适合我们本国的实际情况的技术，促进对教育的重视，并扩大我们作为政府和工业的顾问的作用。当科学家同他们的祖国面临的问题不搭界或当他们同政府的意见分歧和得不到良好的财政支持时，就会出现智力外流。
在巴西，用酒精作燃料就是这种办法如何起作用的一例。通过鼓励广泛采用甘蔗（这个国家的一种传统作物）生产的酒精作燃料以取代汽油，巴西政府就能够用这种可再生的能源来代替该国汽车所需的一半汽油（大约每天消耗200，000桶酒精）。这样做的结果，使巴西在这个被工业化国家所忽视的领域内成为一个先驱者。从农业到工业的整个技术领域，都是由本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发和改善的。我和其他的巴西科学家首先得说服政府相信这种办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尽管这一点曾被工业化国家所忽视。
为了这样做，我们不得不着手解决与汽车技术、环境保护和将种植作物用于食品和用作燃料之间的平衡有关的问题。
科学同开发之间关系的三种模式
从总体上讲，某些技术精英所持的一种错误看法是由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抱有的这样一种观念引起的：纯研究导致技术开发，然后导致开辟新的市场或占领现有市场的产品（见图模式A）。这种对科学和发展采取的天真的“线型理论”或“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法，被当作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蓝图，并且被全世界广为抄袭。但是，这种模式却忽视了这些阶段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当从纯研究向技术发展然后再向生产和销售转移时，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发生了，它要求重新审查和在较早期阶段作出调整。
更为现实的是模式B和C。一般来说，模式B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在那里相继发生的阶段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叠。模式C表示的日本的实践，三个阶段完全重叠。这些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效仿的模式。在模式B和C中，实际的需要即需求影响供应——所进行的纯研究的类型。举例而言，在固体器件如像晶体管使电话服务中的交换台容量扩大成为可能之后，贝尔实验室便慷慨地对固体物理学研究予以资助。
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政府的目标和“需求方”的推动。其结果，大学和研究中心变得处于“象牙之塔”中而与国家的其他部门相隔绝，它们更多的是与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中心联系，而不是与他们自己国家在工业、农业和教育方面的明显需求息息相关。科学和技术的预算很少来自私营部门的支持，而是依赖国家的拨款。而政府严重的官僚主义却采取一种“等着天上掉馅饼”的观望态度。
那末，什么是关于基础科学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作用的一种现实的观点呢？首先，许多在发展中国家出生和受教育的杰出科学家，已经对科学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到处都有天才存在。他们能够在帮助他们的国家解决发展问题方面做些什么事情呢？依我所见，答案如下：
1.促进技术与当地的环境相适应
即便当技术从外国引进时，研究工作对使这些引进的技术能发挥作用来说也是必须的。在有大量的得到很好证实的技术存在的情况下，科学家不应拘泥于土生土长的技术，而应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可利用的原材料情况，帮助从现有的大量的技术中选择出合适的技术，并教会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技术。以“绿色革命”为例，尽管这种引进的技术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当它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得当时，对解决温饱问题是有帮助的。在使用农药和肥料方面产生的问题，是由于被商业利益所滥用，和因为知识的缺乏，用户和当地的科学家未能够提供使这些引进的技术能最好的利用所必需的专门的技能或因地制宜的办法而造成的。
2.使新的科学同教育融为一体
发展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因此，在发展初期就应该使高质量的教育到位。在工程和医科院校中的现代科学教学，不应该局限于千篇一律的老的经典教科书，而应该由那些阅读当前的科技文献并能将最新的科技进展情况传授给他们的学生的积极的科学家来做。这种办法在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曾将日本带进了现代世界。
3.参与政务活动
科学和科学家在政府作出选择和决策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能提出不同的意见。例如，雅诺马马是一个人口只有10，000人的、居住在矿产资源丰富的亚马逊地区的原始民族，政府必须对其建立保护范围。军方和矿业集团主张建立小范围的保护区，因为按照巴西的法律，印第安人的保护区是“禁区”，因而会限制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行动。但是，人类学家则认为，这样的解决办法会破坏雅诺马马人的文明，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已习惯于长距离的迁徙。作为联邦政府的科技部长，我赞成建立一个大的保护区，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
我还协助调解了在巴西的拥有计算机技术，想自由进入当地市场的跨国公司同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保护市场的当地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在80年代，当地的企业家说服政府建立高进口壁垒，实质上是想将这一地区隔离起来，并迫使它使用陈旧的技术。我通过说服外国公司和当地的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合资公司中，技术来自外国，但在当地加工制造产品。
科学研究不仅受对科学的好奇心和爱好的驱使，而且受潮流和这样一种理念的驱使，即认为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要比其他方面更有益。目前，对付艾滋病的重点放在代价昂贵的治疗上，这在发展中国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一种抗艾滋病的疫苗才是唯一现实的希望所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避免受代价昂贵的但没有实际效果的计划的诱惑，建立一种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效的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种观点所强调的重点可能会与科学研究的传统相左，但真理在于，许多似乎是平凡的问题却要求十分尖端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科学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已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墨西哥（玉米）、巴西（大豆和甘蔗）和菲律宾（水稻）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取得很好的进展。
作为结语，我的经验表明：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要求勇敢地面对社会中既得的利益。对这一过程的推动力不仅来自科学家，而且也来自社会的其他部门。在一个全球化和竞争成为一种规律的世界里，进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找到某些领域，在其中他们由于拥有更加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有利的自然资源或科学技术能力而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优越得多。科学和科学家在作出这些选择的决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Science，199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