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接受本刊专访，畅谈——

旧金山湾区的成功，在于：

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

易筹集创业风险资金；

中、小企业极其活跃；

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田长霖，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籍著名机械工程专家的名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自豪的象征。90年代初他出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成为第一位领导美国一所著名研究性大学的华裔美国人。几个月前他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之邀，出任香港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的敏感性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田先生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一直极为关注。日前应上海海外联谊会和上海欧美同学会之邀，田先生与其他一批著名海外中华学人一起汇聚申城，就上海21世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为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田先生的见解，本刊特约记者在会议期间与这位世界著名的学者作了广泛的交谈。

香港正在实现新的转变

记者 :田先生，您在一个非常的时间出任香港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一职，为海内外人士所关注，能否透露一下该委员会的运作情况及其目标。听说香港正在规划发展高增值产业，这方面的情况也请田先生介绍一下。

田长霖 :我想董建华先生今年初邀我助他规划一下香港今后创新科技的发展目标，原因之一可能是我有旧金山湾区经济规划方面的工作经历。在我出任之前，香港有许多人对未来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香港以前的经济是建筑在地产、贸易或金融服务基础之上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香港人生活得很好，不需要发展什么高新科技或者说创新科技、高增值产业。但最近几个月的变化已使整个情况发生改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亚洲一些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香港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结构狭窄，没有较广泛的基础，所以一旦有金融风暴，香港的市场就受影响。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这些新的情况令香港人非常惊讶，开始对香港需要有一个新的经济结构的思想比较认同。所以最近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也尽可能与他们广泛沟通，使他们对日后的经济发展趋势（如内地人士所说的知识经济）有一个正确认识。

当然香港人的认识转变会是多方面的，如他们的商业文化也需要转变，过去是讲牟利，希望投资立即见效；现在如要搞创新科技，必须要有长远眼光，而且是风险投资。总之，我认为目前对香港的经济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赐予香港的一次最好机会。现在所有的香港居民都已认识到今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一定要重新找一条出路。如果没有最近的金融危机，是不可能改变人们以前的观念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香港的经济结构将由此而得以重新构造，香港日后的发展会更健康、更快。

我们这个委员会，计划在9月底前给董建华先生一个中期报告，供他10月份作一年总结报告时参考，这里面我们推荐了许多结论性意见。尔后我们的创新科技委员会还要继续下去，但我希望明年7月能告一段落。因为我在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又担任了一项重要的职务。

金融风暴与文化背景

记者 :您刚才多次提到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亚洲地区经济社会的冲击，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尽早摆脱这一危机的影响，您作为一名科学家有什么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田长霖 :最近我到亚洲每个地方去看了一下，亚洲对这场金融危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情况，我想主要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组合：日本、韩国等可能是一类；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是一类，其特征是受华人文化影响很重；第三类组合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多文化占主导的一类国家。现在看来，华裔文化特别深厚的地区是受冲击最少的地区。日本和韩国西方化更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是走向西方世界化的企业，但他们的企业又维持许多东方传统，一方面已经是国际大企业，另一方面又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如不太透明，讲究关系，还未完全法制化，造成企业在赊账、贷款等方面多运作是泡沫的，所以一旦产生问题他们便无法招架。而在华裔文化深厚的地区，如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很少有西方式的企业，多半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尽管有不少弊病，但有一点是好的，就是他们一般不借很多的钱，这样反而能缓冲。家族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在风暴来临时，中小企业比较容易转型。当然，中国内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的企业前几年受日本、韩国的企业模式影响，目前正在改革和转变。到了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问题就较复杂，有宗教问题、文化问题，又不太透明，法制又不健全，且没有正规的家族中小企业，所以一旦发生问题，就招架不住，几乎要全而崩溃。

其实亚洲最大的问题在日本，日本经济总量比全东南亚的总和还要多，日本如发生问题，全世界都会发生问题。日本的情况很令人忧虑，虽然日本可以说已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了，但他们的经济结构不对，管理模式还是传统式的由上面下，而非分层负责，这样就很难在市场经济急剧竞争的情况下很快作出决定。我个人看，日本经济短期内不会有很大起色。当然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前景也不悲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国，全世界不会看着它垮下去。万一日本垮掉，对美国、欧洲、中国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关于如何渡过这次的金融危机，以上不同类型的国家情况会不尽相同。

“高增值”的概念在变

记者：以您之见，香港现在推崇的高增值产业与我们所讲的高新科技产业有何异同？

田长霖 :从香港的特殊情况看，它唯一能发展的是高增值产业。高增值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说，许多过去认为是高新技术的高增值产业，现在并未体现出高增值，如计算机，10~20年前是高增值的产业，而今PC机的利润已经不高了，已经不是高增值产业了。因此，所谓的高增值的高新科技产业是每年都在变化的。10年前，计算机制造业就不是高増值产业了，当时，苹果公司、IBM公司都面临转型问题。慢慢地芯片变成高增值产业，出现了英特尔等公司。台湾为什么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主要是他们走了一条领先的路，他们前几年就已经走到芯片制造这条路上。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芯片业也已走到了高增值的顶峰，再投资搞芯片，不一定能获得高增值。所以这方面的投资一定要慎重。现在属于高增值的产业是软件、无线通讯等，但10年之后又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说高增值产业不是一个定型的概念。一般来说，高增值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不一定就是高增值产业。

旧金山湾区为何成功？

记者：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区域，您担任该湾区经济规划论坛主席一职多年，能否介绍一下旧金山湾区的成功之道？

田长霖 :我想旧金山湾区在经历几次冲击后仍一直能主导高增值产业，始终保持全美经济领先的地位，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我想在作介绍时，结合上海这方面的情况，谈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我想旧金山湾区的成功，一是以知识为背景，湾区内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级的人才。要吸引和培养一流人才，没有强有力、稳定的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我个人研究了一下，在科研投人方而，香港是很薄弱的，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0.4%，中国大概是1%左右。而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是2~3%，瑞典最高达到3.5%，美国在2%左右，日本是2~2.5%。相比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投人太少。我们讲科技兴国、科技兴市，但若没有雄厚科研投资作后盾，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上海要发展得快一点，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其二是资金的筹措要有保证。旧金山的私人创业基金机构有300多家，这些创业基金会四处活动，经常会主动找上门，问一些有名的教授，有没有新的想法，我们出钱，包你赚大钱。旧金山湾区这一创业环境非常重要，它是创办风险企业的必要条件。10个投资项目，4个可以维持，一个赚大钱，这个赚钱的项目可以带动另外亏损的，总的算下来比普通的企业要赚钱。此外还要建立第二股票市场。台湾不少中小企业能成功，与这一股票市场兴旺关系，台湾大部分人都喜欢炒点股票，以致任何一个新上市的公司都一定会拿到很多资本。上海也有这个条件，上海人也有不少喜欢炒股，如果将股票市场搞得完善一点，特别是建立第二股票市场的话（专门为中小企业、风险较大的企业服务，运作灵活、容易赊资），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的环境一定会好一些。美国不少现今的大公司（如微软、英特尔等）都是靠这第二股票市场的创新风险基金发展起来的。

第三就是结构。我认为，旧金山湾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拥有世界级的高等学府，如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等，这样就不断有最新的人才。湾区内的一些大公司如英特尔、惠普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都来自世界级高校，此为一。其二是必须有许多起中介作用的研究所，即可以把知识转化成产业的一类实体。上海在这方面有不少力量，如上科院、中科院上海分院很多的研究所都很不错。但我看这些机构的整合都不够，国内系统太多，部委的、高校的、地方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其三，是要有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参与。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当今美国新经济的象征微软、IBM等当初也都是从中小的风险企业发展而来的。

第四，自然、生态和文化、社会的环境也极为重要。旧金山湾区之能始终维持领先，于其良好的地理、生活环境密不可分。要吸引、留住人才极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地的生活品质要高。上海在这方而也有待改进，尤其是环境、交通等。旧金山就是靠这个吸引了一批世界一流人才，这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具备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认为光讲知识经济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整套配套的东西。美国有不少地方，知识基础也很好，但没有发展成为像旧金山湾区这样的经济区域。美国经济也很不平衡。所以，现在讲一国的经济，更要重视这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是基础。

记者：旧金山湾区的成功是与发展规划、经济构架的合理分不开的。但谈到区域发展规划，国内许多地区正在搞发展规划，但一搞起来往往就重复，如要讲发展信息技术，大家都争先恐后，都跃跃欲试要建成北方或南方的硅谷，这些情况在美国是否也出现过，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田长霖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如三角地区科学园区，尽管有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也曾雄心勃勃地想成为第二个硅谷。但是，没有成功。其原因在于没有一批富有活力的小企业。至于全世界失败的例子，更远比成功的多，他们的教训都很值得深思。如日本前些年搞的筑波科学城，结果并不成功，原因就在于那里没有一批高质量的大学，尽管有不少研究所迁入，后来又搞了一个筑波大学，但师资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可以说既没有一流大学，也没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是筑波失败的重要缘由。

韩国的大田、法国的尼斯也都是不成功的例子。现在成功的除了旧金山湾区外，台湾的新竹也算是成功的。新竹何以成功？因为在建新竹科学园区的同时，在那里同时建了四所大学；那里的生活质量也很好，又有不少的研究性研究院所放在那里，并且中小企业十分活跃。

上海其实很有条件，有很多大学，但坦率地讲，上海的大学还没有达到世界级大学的标准，需要加强。一是上海的大学如何留住人才，现在人才都到外企、合资企业，上海一定要想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对策。此外，上海现在尚缺乏风险资金募集的环境，缺乏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切实加以研究、解决，上海今后的发展前景是会十分美好的。

（姚诗煌王勇江世亮）

田长霖教授简历

田长霖教授于1935年7月24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生，曾就读于上海市位育中学。50年代初，田长霖于台北市建国中学及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并取得肯塔基州路易士维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59年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即赴伯克利加州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迄今。这其间田长霖历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伯克利加大研究副校长，他是一位热导和热物理专家，担任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航天飞机多次飞行计划的顾问。田教授于1988年当选台湾第17届中研院院士。

1990年2月，田长霖在加州大学总校长贾德纳推荐下，被加大校董会任命为伯克利加大第七任校长；次年膺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中科院第一届海外院士。1997年7月1日，田先生在辞去校长之职后，出任伯克利加大NEC杰出工程学教授以及旧金山经济规划论坛主席。1998年3月，赴香港出任香港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