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地球上的环境一直在恶化着。环境恶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大多还属于局部性的。如因为过度捕捞导致这里或那里的渔场消失，因为过度砍伐造成某一热带国家木材出口的减少，或者因为土壤变质使得耕地荒芜等等。但是随着对环境破坏规模的扩大，它最终会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环境恶化的后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人类不可能一边继续毁坏森林一边又期望这样做不会造成降雨量的减少、土壤变质加快和更多的洪水泛滥。事实上，人类今天已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即如果我们继续像以往那样向天空排放过量的碳，将来的气候变化会使我们的经济陷入混乱；继续过度抽用地球上的水，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严重的水荒；继续不受节制地捕捞，更多的渔场就会消失；继续过度放牧，更多的牧场会成为沙漠。以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地球的物产将会慢慢地枯竭；而动植物种类如果继续按照近几十年的速度灭绝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会面临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当然，我们不能坐等这些后果的到来，从现在起该是有所行动的时候了！但是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尽力而为，环境恶化的趋势能得到有效控制而我们的经济又不会因此停滞不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环境恶化将对人类主要的粮食产业——农业的影响。

环境恶化与农业的衰落

环境恶化转化为经济衰退可能首先体现在粮食系统上。考古发现证明，农业往往是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退的纽带。早期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消失就是由于其耕地遭到水浸和盐化造成的，而曾经作为古罗马帝国粮仓的北非肥沃的麦地就是由于土壤变质最终成了一片沙漠。粮食价格的上升将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膨胀已经超出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的经济信号。当前不断加深的对环境的破坏将使农业和渔业跟不上需求的增长，从而导致价格的上升。粮食价格上升又会超出大多数人的生活承受能力，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又将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所以可以说环境恶化最终会演变为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识到。

1996年初，小麦与玉米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一倍，并没有对世界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小麦与玉米只占全部粮食的一小部分，二是因为当今食品价格并不只是由粮食决定的，更取决于对粮食的加工过程。但是对世界上每天生活费只有1美元甚至更少的B亿人来说，粮食价格持续居高不下很快就会威胁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如果太多的家庭没有钱来购买足够的食品，人们会归罪于政府而上街示威，继而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哄抢风潮，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同样，如果世界性的粮食价格不能回落到正常水平，就必然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收入、股票市场的行情以及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在这个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穷国的问题也必然成为富国的问题，所以说由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的问题。

科学家早就对滥用环境的恶果提出过警告，今天这些恶果已是随处可见。在欧洲，已规定对海洋鱼类的捕捞量减少20%，以避免这一地区渔业的崩溃；在沙特阿拉伯，滥用化肥造成1994年到1996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了62%；在拉美，对亚马逊热带雨林烧林造田所造成的土壤变质和耕地荒芜已使巴西成为西半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地球要养活以每年8千万的速度递增的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环境不被进一步破坏，人类在进入下一个世纪时仍会有8亿人遭受饥饿与营养不良，而这8亿人正是因为太穷而买不起足够的食物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营养需求。如果食物价格像某些海产品那样再成倍上升的话，数百万的家庭就会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可以说，未来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人类的影响可能超出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而为人类提供主要粮食的农业又主要取决于两大资源——耕地资源与农用水资源。

人类的耕地资源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目前已达58亿），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与水资源呈现相反的不断减少趋势，并有可能减少到最低标准线以下。过去人们通过各种方法来扩大耕地的面积，以增加粮食产量，诸如灌溉、构筑梯田、排涝、土地休闲甚至像丹麦人那样围海造田等等。构筑梯田法巧妙地使山地能和平原一样耕种，排涝法则使那些低凹地成为肥沃的良田，面对土壤的隔年休闲使半干旱地也能耕种。到本世纪中期，可供开拓农业的边疆地域差不多消失了，于是耕地面积的增长率开始急剧下降。从1951年到1981年，粮食耕种面积从587百万公顷增加到732百万公顷，几乎增加了25%。在1981年达到最高纪录后，粮食耕种面积又开始减少，到1993年降为683百万公顷，此后由于部分休闲地的恢复耕种，以及由于1996年粮食价格又创新高，农民们将部分豆类和油类播种地改种粮食，这一数字又开始上升，到1996年增加到696百万公顷。

尽管从1950年起粮食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并于1981年达到顶峰，但与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率相比，其增长速度却是相当缓慢的。这一对比的直接后果是全世界人均耕地面积自50年代以来持续减少，从1950年的0.23公顷降为1996年的0.12公顷。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粮食耕种面积能保持得失平衡的话，估计在700百万公顷这一数字左右，而世界人口继续以每年8千万的数目增长，那么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则将继续下降，到2003年只有0.08公顷！

人类的农用水资源

世界农业同样面临着水资源的不足。由于人类对水的需求量巨大，世界上一些主要河流在流抵海洋之前就已经干涸了。随着农业灌溉用水和工业及居民用水的不断增长，农村和城市之间对水资源的争夺越演越烈。在世界上水资源缺乏的地区，要满足城市用水就只有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从1950年到1990年世界粮食产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灌溉耕地面积增加了2.5倍。通过灌溉法，一些降雨量少的地区或在季节性干旱气候时同样可以获得粮食的丰收。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水稻与相当一部分的小麦都来自灌溉地。灌溉法发展的分水岭是1979年。从1950年到1979年灌溉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口的增长，使人均灌溉耕地面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左右，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粮食产量增长了三分之一。但1979年以来，灌溉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灌溉地面积萎缩了7%，这一趋势毫无疑问仍将继续下去。随着各国与各地区对有限水资源需求的增加，在城市与农村日益加剧的对水供应的争夺中，城市往往获胜。而农业用水一旦被减少，粮食产量必然会下降，国家因此被迫进口粮食。实际上每一吨粮食的进口就是进口了数千吨的水，对那些水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粮食进口是进口水的最有效途径。就像历史上耕地资源决定了国际粮食贸易结构一样，今天水资源的多少也正开始发挥同样的作用。随着世界人均耕地和农用水资源的减少，这两项的价格将会上升，从而推动粮食价格的提高。今天，大多数人对水资源不足威胁经济增长的程度理解不够。如果这只发生在世界上个别国家或地区，可以不必大惊小怪。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已显示出水资源缺乏的症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美国，而三大国的粮食产量加起来约占整个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

世界性粮食危机可能对世界的冲击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搜集环境恶化导致世界粮食危机的数据，例如对海洋鱼类的捕捞，由于滥捕滥捞和污染，从1950年1900万吨增长到1989年的8900万吨后就再也没有增长了；粮食产量从1950年到1990年平均增长率为2%，从1990年到1995年则1%左右的比例减少了，从而大大低于人类需求增长所就达到的增长速度。所有这些关键性的数据表明世界粮食供应已从过剩转为不足了。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重新恢复所有休闲地的耕种以弥补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尽管如此，1996年世界粮食库存量——这是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仍降到历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仅能满足全世界人口52天的消费。甚至在1996年世界粮食生产获得例外的大丰收时，世界粮食库存量也只是增加到57天的消费量，这与要缓冲歉收之年所需的70天的最低数相差甚远。如果世界粮食库存在丰收之年尚不能达到最低要求，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

1996年春夏之交，由于95年美国玉米生产地带受热浪冲击而产量大幅减少以及中国突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世界小麦与玉米的价格上升到历史最高纪录。小麦为每蒲式耳7美元，为95年初的两倍多，而玉米的价格到七月中旬也上升为每蒲式耳5.54美元，同样是上一年的两倍。96年夏，约旦政府在小麦进口价格上升和预算增加的压力下宣布取消对面包的补贴，从而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天的哄抢面包的骚乱，几乎造成政府的垮台。粮食短缺所表现出的价格上升可以说是环境向我们发出的早期警报，它让我们知道了在经济陷入停顿并导致政治混乱之前扭转环境持续恶化的迫切性。

前所未有的挑战：稳定人口与气候

要确保下一代人的粮食安全不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在粮食与人口之间达成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既取决于农业，同样也取决于对家庭的规划。能源部门制定的可能影响未来气候稳定的政策能与农业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具有同等重要性。要保证未来的粮食供应和建立一个环境所能承受的经济，有两个关键性因素，那就是稳定人口和稳定气候。前者取决于人类在自身的再生产中进行一场革命，而后者取决于重新建立全球的能源经济。这两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是对整整一代人的严峻挑战，而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同时面对这两大难题。要建立一个为环境所承受的经济，我们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制止物种的进一步消失并稳定渔业、水和土壤资源。在这个人均粮食产量与海产品逐渐减少的世界上，现在该是重新审定我们的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的国家更应该想一想每一对夫妇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是不是太多了？在这方面，中国尽管人口仍在增长之中，但她所执行的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天的世界在朝着稳定人口的方向上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只有32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亚洲的日本外，其余的都是欧洲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它明白无误地表明对人口的稳定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稳定气候意味着减少碳的排放，即减少对矿物燃料的燃烧。考虑到当今世界所有化学能源的85%都来自矿物燃料，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可能取代矿物燃料的太阳能与风能才初现雏形，其大规模应用技术也才刚刚起步。与矿物燃料的经济规模相比，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发展势头惊人，年增长率高达20%。减少碳排放的第二个途径是提高现有燃料的使用效率。今天，70年代那种由石油危机所造成的提高能源效率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了，如果征收碳排放税（同时相应地降低所得税），虽然这样做只能部分地反映由于使用矿物燃料造成空气污染、酸雨和气候反常的代价，但这一措施将有助于对太阳能与风能的应用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投资。

世界粮食从过剩到不足的转变将影响世界各国土地的使用政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由于粮食供给充足，有些国家如美国不得不规定农民休闲一部分土地，农民的损失则由国家给予相应的补偿，所以那时似乎没有必要为耕地的它用而担心，耕地实际上成了一种多余的商品。但是在粮食供应不中的世界里，土地的使用突然凸现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在中国，一些科学家针对重工业部制定的以发展汽车为中心的运输系统计划提出了一份反对性报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土地在建设各种公路和停车场的同时养活13亿人口，中国应走以铁路运输为主体结合自行车的交通体系。这些科学家们的建议目前已付诸实施。也许对耕地保护最成功的要数日本。从东京城郊数以百计的小块水稻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历届政府严格限定土地用途、保护耕地的决心，而日本正是通过这一不懈努力，奇迹般地做到了粮食的自给。

与土地一样，农用水资源也同样被占用。在许多因水资源不足而限制了粮食产量的国家里，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就成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关键。如果建立一个水消费市场对所有水资源消费者征收全额费用，无疑将有助于提高对水使用效率方面的投资，而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对农业、工业和居民用水的免费或低价收费则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浪费。

确保未来的粮食供应将影响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如果粮食安全是我们的目标的话，那么那种每家车库有车、每家后院有游泳池、每个社区有高尔夫球场的规划只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想。直到90年代，我们这个世界仍有三大后备力量以应付粮食歉收——休闲地、粮食库存和用来畜牧、饲养家禽和养鱼的占世界粮食三分之一的饲料。到1997年，前两项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而用来应付未来粮食危机的仅有饲养动物的粮食这一项了。实际上这一项是很难依靠的。粮食价格上升当然会迫使肉类消费的减少，但如果上升太多，又会威胁到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存。在粮食紧张时期一个控制粮食价格上升恢复市场稳定的途径将是对肉类食品消费征税，同时减少所得税。通过减少对肉类的消费来减少用于饲养动物的粮食，从而间接性地降低对粮食的需求，使其价格下降。这一措施也许不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但在低收入国家中，如果这样做是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这样的税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一步骤并不能为最终解决粮食问题，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它至少可以为人口稳定赢得额外的时间。

显然，未来的粮食安全取决于能否创造一种为环境所承受的经济。简单地说，如果各国领导人真想确保下一代的粮食供应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努力使世界经济脱离目前这种环境恶化经济衰退的轨道，并促使它回到环境可以承受的正轨上来。

[The Futurist，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