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人口在40年内翻了一番,灾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人口正趋向稳定,或者甚至下降。
在过去100年中,世界人口几乎是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人口统计学家业已证实有三次大的人口增长高潮,每一次高潮都是在某次技术革命之后出现的,这些技术革命使地球能够承受的人口数量大大增高。
第一次技术革命,是发明工具的制造,它是在过去100万年至10万年间在世界各地逐渐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发明耕作。它始于10万年前最后的冰河时代的末期,并从如像中东这样的核心地区向外扩展。农业促使世界人口从不到1,000万增加到西历开始时的1.5亿左右和1,000年以前的3.5亿。
但是,在14世纪,由于“黑死病——一种由跳蚤和老鼠携带的淋巴腺鼠疫传染病一从亚洲向欧洲传播,从而使亚洲和欧洲的人口数量下降。它使欧洲人口在14世纪中减少了1/3。然后,人口接着就开始回升。19世纪初,第三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进行,它在全世界的进展延续至今。
第三次技术革命,已使世界人口增加到大约60亿,这一人数相当于19世纪开始时的6倍,1930年时的3倍和1960年时的差不多2倍。据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在世界人口保持稳定之前可能会达到100亿。这次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是粮食生产的进步,它使地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而新的控制疾病的方法已使人类的寿命延长。
人口统计学家试图用一种叫做“人口跃迁”的模型来描述目前的世界人口增长高潮的进程。这种跃迁,典型地是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由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和福利状况因更好的医疗、卫生和营养而得到改善所引起的死亡率下降而开始。当出生率高而死亡率下降时,就会引起一个人口增长的高潮。但是,社会的变化最终会引起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重新开始趋于稳定。
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人口稳定前景光明
人口跃迁模型很好地描述了首批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化情况。在欧洲,死亡率从17世纪开始逐渐下降(从每年每千人中有30人死亡下降到今天只有10人死亡),而持续到现在,下降的速度减缓。在20世纪开始前后,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在因人们选择更小的家庭规模和逐渐采用现代的生育控制方法而使人口开始下降之前,最高曾达到过每年约1.5%。
趋向更小的家庭,反映了一种社会的变化。在贫穷的乡村社会,孩子作为田间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双亲在年老时的照顾者和赡养者而显得十分重要。而在较富裕的社会,孩子的衣、食和教育费用昂贵,因而变成一种经济负担。现在,由于孩子的死亡率下降,人们对他们的孩子能活到长大成人更加充满信心,而与此同时,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的改善意味着,孩子对他们能欢度晚年来说已无关紧要。人们可以更多地向物质条件而不是向孩子身上投资。
整个人口跃迁已在欧洲进行了大约3个世纪。但是,而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东亚,正以更快得多的速度进行,在这些地区这种跃迁缩短到狂热的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这些国家的全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往往超过3%,使人口在不到25年内翻了一番,并使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下降到15-18岁。这部分地是由于成熟的西方技术转让的结果,这些技术加速了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经济的变化。
由于工业化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回复到稳定的人口,因此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人口的增长有85%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正在迅速下降,尤其是在那些快速工业化的东亚国家,人们变得日益富裕起来,城市人口追求缩小家庭规模。如像中国和韩国这样一些国家,在20年中已将它们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一半。
在南亚地区,这方面的进展要缓慢一些。以印度为例,在1945~1970年间,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但出生率几乎仍旧保持不变,致使人口倍增。据报道,目前印度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的次数)已开始下降到每个妇女生育3.5个孩子。
贫富悬殊
亚-撒哈拉非洲国家显得更加落后,它们的人口增长率仍旧很高。在这些国家中,由于保健和卫生条件得到改善而使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在那些贫穷的乡村社会中,人们要求缩小家庭规模的积极性并不高。在许多非洲国家,一般的家庭仍有6个或更多的孩子。在肯尼亚,近年中出生的和死亡的人的比率达到4倍。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居全世界首位,在80年代每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4%。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会议上,有28个国家报告说,自1984年上次会议以来他们国家的生育率提高了。其中有20个国家是在非洲,其余的国家中包括巴基斯坦和美国(主要是由于出生率较高的西班牙移民的结果,使生育率从1.9增加到2.1)。
人口统计学家称,他们不再将人口统计跃迁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悲观者认为,掉进了贫困陷阱的国家,在没有达到一种不能接受的强制程度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具备鼓励人们缩小他们的家庭规模的社会条件的。在稳定世界人口增长率的进展中,大部分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在那里,他们执行一种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使年人口增长率下降至1%,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低的。
另一方面,在90年代,一些最贫穷、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已经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在降低它们的人口增长率方面迈出了最大的步伐。例如在孟加拉国,有40%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使用由政府免费提供的避孕药物。除了中东和热带亚-撒哈拉非洲这两个地区的部分地方外,全世界已出现了一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有些国家似乎在稳定人口方面走得过头了。在完成了人口跃迁之后,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率过低,以致不能维持它们现有的人口水平。目前在欧洲,平均生育率只有1.4。
这是从较小的家庭规模向较低的全国人口增长率转化过程中的一种长期的延滞。今天出生的人要到20-40年以后才会有孩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现在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大量的现在出生的女性,直到2040年前后还会有生育能力和生孩子。任何预期寿命的继续增高,都将使这种延滞加剧。
渐显出寿命的变化
今天,这种时间上的延滞在西欧的战后“生育高潮”中出生的一代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许多国家,人口不断在增长,而生育率却大大低于长期换代水平。例如,英国的生育率在30年来都低于2.1,而实际人口在若干年内还不能指望会开始下降,整个欧洲的人口到2010年以后尚不能指望会趋于稳定。目前,剩下来的人口在增长,是由于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一是老年人口的增加,二是年轻人口的减少。在中国,这种时间延滞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果从现在起所有的每对夫妇有两个孩子,那末现有的大约12亿人口到21世纪末期还会增加到16亿。
在全球的人口统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时间的延滞。在1950年,生育率曾达到高峰,那时每个妇女平均生了5个孩子,后来下降到只生2.9个孩子。然而直到90年代,还没有出现世界人口净增长实际上开始下降的情况。反映各国在人口跃迁过程中的不同处境的这些国家的不同的人口增长率的净效应,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一次高潮,看来现在它已经渡过了顶峰期。世界人口总数的年增长,在90年代初达到了峰值,大约每年增长9,000万。之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1996年年增长只有8,000万。根据各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21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将稳定在大约100亿。据称,世界人口“定时炸弹”正在失效。
一些人口统计学家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人口会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因为50多个欧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目前的出生率已下降到换代水平以下,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步其后尘。联合国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低幅”估算表明,世界人口在开始下降之前将在2045年前后达到峰值(80亿),也许到21世纪末人口还会下降到低于目前的水平。
后来成为人口研究国际联盟主席的澳大利亚人口统计学家约翰 · 加尔德威尔,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会议上说,他认为这样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过去20年的经验告诉人们,世界人口可能终究会减少。
全世界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的重要结果之一,是较老的人口占的比例增高。在90年代前几年中,世界人口每年增长1.5%,而在此期间较老的人口每年增长率高达2.7%。
目前,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岁。只有9%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而有32%的人口在15岁以下。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岁,而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将超过17%,这与目前西欧的情况相似。中国骤降的人口出生率意味着,较老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在35年内将会达到西欧的水平,届时,中国较老人口的比例将会比历史上任何社会的较老人口的比例都更高。在欧洲,老年人口的增加已经给保健服务和养老金造成压力,据预测,由于人口的老化,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减慢。然而,这种影响也将会很快在发展中国家显示出来。某些人口统计学家现在就告诫说,世界人口增长的急剧下降,可能要比一种缓和下降的情况更糟糕,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较老人口所占比例的快速升高。
各种不同的人口观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 马尔萨斯,是关于人口、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的一篇关于“人口论”的文章,首先在1798年发表,当时正处在法国革命余波引起的社会动乱之中。这篇极端悲观的论文宣称:如果不加以限制,世界人口总是按几何级数(1,2,4,8,16……)增长,而粮食供应只能按算术级数(1,2,3,4……)增长。由于他看不出有任何办法能限制人口增长,因此得出结论:唯有饥馑和提高较贫穷阶级人口的死亡率才能遏制这种人口增长。他的这种论点,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攻击,因此卡尔 · 马克思将它谴责为一篇“对人类的诽谤文”。马克思也承认有人口过剩问题,但他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一种重资本轻民众的经济制度。
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使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复活。在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保罗 · 埃利希在他的一篇论战文章“人口爆炸”中写道:由于人口过剩,在1985年以前将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饿死。与此类似,1972年,罗马俱乐部——一个由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有影响的团体,利用计算机模拟证明有“增长的极限”存在。他们认为,到2025年前后,由于污染加剧和资源耗竭,因此会出现一种灾难性的人口骤减。
悲观主义者,如像埃利希用这样一种论点来对上述论点予以反驳,他认为:世界上许多最穷的国家急剧增长的人口,正在如此快速地破坏自然资源如像土壤和森林,以致他们绝不可能创造出能使人口增长停顿下来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人类正面临一种先是降临到个别国家,然后席卷全球的“马尔萨斯危机”。
但是,丹麦经济学家依斯特 · 博斯鲁普在她于1965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马尔萨斯的论点根本不同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农业产量最终受限于人口水平;而博斯鲁普则认为,人口增长会驱动能提高农业产量并引起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这种观点被右翼经济学家如像马里兰大学的朱利安 · 西蒙所认同,他认为虽然人口增长意味着将会有更多张嘴须要喂养,但同时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手去工作,和更多的大脑去思考”。
[New Scientist,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