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德国生物化学家埃米尔 · 阿布德霍尔登（Emil Abderhalden）以其假“防御酶”欺骗了科学界。如果临床医学思想不改变，这样的欺骗行为可能还会发生。

一些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家主张：确定科学是否为社会思维产物，其构成是否与社会条件无关？在科学前沿，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研究资料会被误解，差错随时都会出现。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此类错误通常能很快为同僚或作者自己所纠正。但是欺骗行为呢？欺骗总有所图，往往难以揭穿。我们认为，科学上处心积虑的创造以及对作为论据之事实的解释是一种社会思维产物。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这样的社会思维产物倒非常少见；它们会很快被人察觉，半寿期只有几年。不过看来，在医学上就有所不同，在这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产物可以和平共存。

我们将以埃米尔 · 阿布德霍尔登（1877~1950）所创造但其实不存在的（防御酶）的事例来证明这一点。此人曾于1911年至1950年任哈勒大学的生理学和生理化学教授，1931年至1946年任Leopoldina（最早的德国科学学会）主席，并且担任过几种杂志的编辑，出过几本书，发表过上千篇的研究论文。

阿布德霍尔登氏骗局

阿布德霍尔登，1877年生于瑞士，在巴塞尔大学受过医学教育，1902年到柏林随著名有机化学家埃米尔 · 费歇尔（Emil Fischer）从事多肽合成和蛋白酶（分解蛋白质的酶）活性的研究，1908年成为柏林兽医学院生理学教授，3年后成为哈勒大学生理学和生理化学教授。他原本被定于1914年出任凯撒 · 威廉（Kaiser Wilhelm）生理学研究所所长，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成行。作为一种补偿，凯撒 · 威廉协会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巨额资助直至1944年、

阿布德霍尔登作为生物化学家的名声是通过两项实验研究获得的。起先他是同埃米尔 · 费歇尔一道进行多肽的合成和分离研究，在其科研生涯中，他所做的多肽合成和分离工作比德国其他人都多，可惜几乎一无所用。190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述他第二项研究课题Schutzfermente（保护酶）即后来他称之为Abwehrfermente的论文；1912年出版了一本该课题论著，将其视为他的最重要发现，该书于1914年年底前又先后出了三种新版本。

据阿布德霍尔登所述，动物和人体在受到外来蛋白质的激发时均会产生名叫Abwehrfermente的特异性蛋白酶。例如妇女怀孕后的血清中就含有对胎盘蛋白具特异性作用的蛋白酶。这一论点检验起来十分简单，先将胎盘煮沸，把已变性的难以溶解的胎盘蛋白用孕妇血清处理，再对经血清中防御酶作用而产生的多肽进行透析，最后用双缩脲或茚三酮反应验证。未孕妇女和男子的血清恐怕不能显示这一反应。

这项检验引起了世界各地妇科医生和生物化学家们的兴趣。仅在1912-1913年间，由各类妇科医学实验室提交的涉及阿布德霍尔登氏妊娠检验的论文至少有25篇，其中大多数检验结果呈阳性。1914年，一家医学杂志邀请德国各大学医院妇科主任介绍他们开展这项检验的经验，在收到回函的15例检验中，或多或少都呈阳性而无一例呈阴性结果。

—时群情激愤。在Abwehrfermente（1914）第四版中，阿布德霍尔登引用了451篇论文，其中许多是在非德文的杂志上发表的，这些论文描述了其检验方法的各种用途。如同用于妊娠检验一样，它还被成功地用于3项其它检验：肉瘤及其它癌症的诊断；梅毒之类的传染病诊断以及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性疾病诊断，运用Abwehrfermente来治疗癌症的时代似乎也即将来临。

为何无人阻止他

必须提醒人们，所有这些医学家都弄错了，防御酶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出“皇帝的新衣”：当大家都在观看和羡慕他的漂亮衣服时，只有一个孩子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而将这种社会思维产物摧毁。这个“孩子”就是德国犹太裔生物化学家利奥诺 · 米歇尔利斯（Leonor Michaelis）。1913年，他刚好和莫德 · 孟滕（Maud Menten）发表了那篇关于酶动力学的开拓性论文。他在一家医院的生化实验室工作时，受该室主任之邀进行阿布德霍尔登氏妊娠检验效应的验证。他发现，他和他的合作者尽管在哈勒大学阿布德霍尔登的实验室里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却未能重复阿布德霍尔登氏试验。不论是孕妇还是非孕妇，也不论是女子还是男人，其血清并不存在着什么差异：妊娠检验根本就行不通。1914年，米歇尔利斯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他们的否定结果；此事却给他在德国的学术生涯划上了句号。

然而，米歇尔利斯并非是唯一未能重复这项检验结果的生物化学家。洛克菲勒研究院的唐纳德 · 范斯莱克（Donald van Slyk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弗洛伦斯 · 赫尔顿（Florence Hulton）也未做出。1920年，雅克 · 洛布（Jacques Loeb）给当时还在德国的米歌尔利斯写信说：“在美国，再也无人提及阿布德霍尔登反应，但我非常惊讶地看到，阿布德霍尔登仍在他的杂志上继续他那骗人的鬼话。”米歇尔利斯的回信则颇耐人寻味：“在德国，一个人若要成功，只有去搞讲求实际的应用科学，不管它是多么糟糕；而任何想做理论科学研究的人则被认为是怪人，最终都无法干下去。”关于阿布德霍尔登，他写道：“我觉得，他的工作作风简直令人作呕。我在德国的职位因我对其妊娠检验持反对意见而蒙受损失，可能有很多人都看透了他，只是没人敢说反对他的话。”1922年，米歇尔利斯离开德国到一所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不久到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任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讲师，随后成为纽约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可是阿布德霍尔登怎么能将其Abwehrfermente骗局从1915年持续到1950年他死为止呢？他的计策非常简单。肯定有人同他合作，那些人负责寻找他要他们去找的东西（他将其Abwehrfermente专著的第二版题献给他“忠实的合作者”）。总之，他争辩说，妊娠检验及其它试验在许多实验室都行之有效；那么多的科学家并没有弄错。他承认该项检验在有些实验室没有完全奏效，但他声称，这只表明该方法有一定的难度，还不是很适用，而且——呃——也不完善。所以阿布德霍尔登及其合作者继续努力使其方法合理化。结果，这项检验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复杂，大概也越来越安全，而所检测的材料则变得更为简单。他发表文章说，妊娠检验将可以用不仅比血液更容易获得而且恐怕也比血液含有更特殊的Abwehrfermente的尿液来进行，他的研究由此受到了新的鼓舞。随之出现了应用这一检验方法的第二次浪潮。

邪恶的应用

阿布德霍尔登反应的某些用法特别能蛊惑人心。1942年11月，人类遗传学家奥特玛 · 冯 · 沃歇尔（Otmar von Verschuer）被任命为柏林凯撒 · 威廉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其以前的博士后研究生约瑟夫 · 门格勒（Josef Mengele）于1942年冬加盟该所。门格勒在战争中负了伤，到柏林治疗了几个月，1943年4月被派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当营医。他肯定与他的老师讨论过去奥斯威辛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因为门格勒一走，冯 · 沃歇尔就立即向德国科学研究协会申请拨款，资助门格勒到奥斯威辛去对故意使那些被关在集中营的各种不同民族人员染上传染病之后所产生的Abwehrfermente进行研究。他们打算用阿布德霍尔登反应来证明种族差异，为此，冯 · 沃歇尔还派了一名技术员到哈勒大学阿布德霍尔登的实验室去学习这项技术。

基于这一技术实施难度的考虑，冯 · 沃歇尔邀请了冈特 · 希尔曼（Günter Hillmann）来监管这些试验。希尔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原先在卡尔 · 亨斯伯格（Karl Hinsberg）的实验室工作，亨斯伯格曾作过计划想改进Abwehfermente对癌细胞的检验；希尔曼本人也确曾合成并试验出了一种可以对Abwehfermente释出的多肽进行更好量化分析的化学试剂。但是不久他和亨斯伯格就陷入了困境，1943年，他便转到了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道夫 · 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的实验室工作。

门格勒负责把受到感染的犹太裔或吉卜赛裔孪生子的血样送给希尔曼分析。1944年10月4日，冯 · 沃歇尔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们用来自不同民族、一些孪生子和一些家族的200多人的血浆制备了一些沉淀物，采用了阿布德霍尔登氏方法并用希尔曼（他已同我们合作）新发现的一种方法作为补充，不久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正式研究。我们现在的种种努力，目的不再是要证实遗传影响在各种传染病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弄清遗传因子是怎样作用的以及在其作用下有何情况发生。”

1947年，布特南特在蒂宾根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Abwehfermente的专题讨论会。克雷奇默的一位合作者格哈德 · 莫尔（Gerhard Mall）在一份两页纸的会议报告中说，莫尔、亨斯伯格、克雷奇默和伯辛（Bersin）均发现过特殊的防御酶。但布特南特要求用化学性质相似的蛋白质来重新检验这些结论。

然而，那并不是关于Abwehfermente的裁决。在埃米尔 · 阿布德霍尔登于1950年去世后，他的儿子鲁道夫宣称，对于保尔 · 尼汉斯（Paul Niehans）发明的Frischzellen-Therapie（新型细胞疗法）来说，阿布德霍尔登氏酶是确定最佳细胞类型的理想诊断工具。因而在此后几年中，阿布德霍尔登反应又被起用。但是有两位临床医生证实，无论受试者是健康人还是病人，试验结果无任何差异，血淸反应完全相同。我们不知道Abwehfermente作为一种诊断工具最后是在什么时候销声匿迹的。去年，德国卫生部宣布Frischzellen-Therapie为非法，但这一判决遭到声称它侵犯了医生和患者权利的医务工作者的非议。德国最高法院目前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骗局之背后

对于阿布德霍尔登及其Abwehfermente，科学的历史学家大都未加理睬。生物化学家彼得 · 卡尔森（Peter Karlson）写道：“可以肯定，埃米尔 · 阿布德霍尔登并未‘创造’出Abwehfermente，他涉猎过许多领域，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他确实没必要用含糊其词的著作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将来人们也许会把有关Abwehfermente的文献归类为‘错误资料的无意识集成’，即某种自我暗示。”一位名叫狄奥多 · 维兰德（Theodor Wieland）的多肱化学家把阿布德霍尔登称作“科学的生物化学的奠基人”。关于Abwehfermente，他写道：“防御酶不仅为理论生物化学也为实用医学带来了很大的希望。然而，阿布德霍尔登尽管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主要工作他儿子鲁道夫都参加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此，在防御酶的分离和特化方面，他们也没有获得成功。

免疫学家奥托 · 威斯特法尔（Otto Westphal）私下对尤特 · 戴克曼（本文作者之一）说他的同事汉斯 · 布罗克曼（Hans Brockmann）本想和阿布德溪尔登一道研究Abwehfermente：“布罗克曼试验了一、二种方法，但是未能重现出试验结果。他告诉阿布德霍尔登说第一次试验效果还可以但第二次就不行了。阿布德霍尔登问他为什么去重复一个曾经非常富有成效的试验。布罗克曼立即离开了该研究所，认为阿布德尔登是一个骗子。”威斯特法尔还说：“起先我一点也不怀疑，事实上我在1939年还写过一篇关于Abwehfermente的评论。大约是在1942年或1943年，我就对布罗克曼说过，整个Abwehfermente故事自始至终就是一场骗局，

从不重复曾经可行的试验，或完全放弃未获成效的核实，都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或是欺骗。阿布德霍尔登应当懂得这一点。他一直想引诱年轻科学家加盟他那社会思维产物似的虚假的科学世界，但布罗克曼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逃避了。威斯特法尔被列为蒂宾根阿布德霍尔登反应专题讨论会的代表。他是不是一个关键人物呢？与会者们是否采用了既想使阿布德霍尔登放弃他那并不存在的防御酶，又想让那些信仰者继续其社会思维产物的双重做法呢9

故技会重演吗？

阿布德霍尔登是一位理论生物化学家，但是应用其方法的那些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医药和临床工作的生物化学家。这类研究人员白天通常在医院为病人看病，他们的实验研究一般限于下午更多是在晚上，研究论文的资深作者也多为医院负责人。.显然，科学思想与病人想法是完全不同的，病人是宁可听到乐观的诊断而不愿面对简单的事实。一个大型实验室的主任要想验证其合作者的所有试验细节都是够为难的；对于一个医生，一个还要负责许多病人的诊所所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更不可能。他应当相信他的合作者，何况阿布德霍尔登还是权威。事实真相也许就是这样悄悄地隐没。

临床医生们曾寄希望于Abwehfermente可能具有的优势以谋取诊断学上的突破。他们大多数人均未承认他们的试验行不通。连布特南特和库恩（Kuhn）那样杰出的理论生物化学家也保持了沉默，至多是说Abwehfermente的特性尚未得到严格证明。只有米歇尔利斯、范斯莱克和赫尔顿对Abwehfermente的存在提出了严厉质问，欺骗的可能性从未被公开提及过。的确，有些抗体是具有催化性质，但问题是，特异性防御酶的存在能否在可重复的试验中得以测定和证实。在此，阿布德霍尔登以及几乎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失败了。

那时候，德国被许多人看作是世界医学的领头国家。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故事并未于1950年随阿布德霍尔登去世而终结时，它仍在蛊惑人心。虽然在60年代Abwehfermente就从文献中消失了，但是没有人写过一篇澄清事实的讣告。今日科学名流都是过去科学名流的忠实学生，他们都知道这类文献昔日的意义并已习以为常。今日德国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是否尨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布拉奇 · 赫尔曼-梅特尔斯曼事件为我们探察德国医学内情提供了一个窗口。德国医学名流很快就会忘记吗？在真正科学的精神方而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Nature，1998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