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师王淦昌走了，留下一片空白。

无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他都是堪称中国学术界的楷模。我深深地怀念他，常常在梦幻中见到他。相识十年，肝_相照，心心相印，彼此都庆幸成了忘年交。去年12月25日，一个风轻抖寒的日子，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我送王老到令人心碎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火化炉前。所有的人都远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与王老低诉自己的心愿，直到接班的火化工来了，我也不愿离开……

火光中的王老，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了。回来的路上我在沉思：王老一生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猛抬头，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青松还是那么碧绿，直立挺拔，“欲与天公试比高”。顿时，我喊道：王老的一生，是创新的一生！

大海与“岛屿”的比喻

1986年1月29日，王淦昌与核工业部-些专家被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等人接见，座谈核能的和平利用问题之后，他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发现经验的探索》一书撰写“序言”，用“大海”与“岛屿”来形象地比喻科学史上的每一次发现与创新，都需要有无比深厚、坚实的基础。

这位资深的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一要靠许许多多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坚忍不拔的工作积累；二要靠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把握住契机，通过创造性劳动导致对新现象、新规律、新原理的发现和推进。”

也许是多年前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大大震动了他，也许是西欧提出的“尤里卡”计划影响了他，他在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共同提出著名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前，进一步更深层次地探讨个人创新的基础作用。他说：“就科学工作者个人来讲，他能否在某些问题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也有赖于其长期艰苦劳动积累的博大、精深的知识基础，这里是没有什么捷径的。如果我们把人们瞩目的科学史上的发现比喻为大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那么，隐含在海平面上这些岛屿的基础是无比深厚、坚实的。”*

“敢想问题”与“想得很多”

1940年，浙江大学被迫迁到遵义，王淦昌所在的物理系一些书刊已搬到城西小龙山。此时的他感言：“虽然各方面条件无法和在杭州时的浙大相比，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看到不少实验报道，其中有一个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克兰和哈尔彭的核反冲效应的研究。”

在这里，王淦昌以一位成熟的物理学家所具有的敏锐，深刻地体味到“有关中微子问题”的特殊意义，便牢牢地抓住不放。但他决不人云亦云，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既看到克兰和哈尔彭“用云室测量³⁸CI放射出来的正电子及反冲原子核的动量和能量，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可能性，又能发现“反冲原子核³⁸Ar的能量很小，电离效应不显著”的不足性，从而得出“他们的方法不是最好的”结论。他找到了问题的切入点，便集中精力去攻克它。结果，也只有他——王淦昌想出用K俘获的方法取胜。在谈论此次成功的经验时，王淦昌说道：“我敢想问题，也想得很多，我坚信这实验一定能成功。但抗战时期，国内条件不具备，这实验只能让别人去做。”尽管他抱有终生的遗憾谈论此事，但他还是抓住这瞬间的思想火花，写出了被杨振宁等人后来所赞叹为“一语点破了问题的根本”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论文。

当1942年1月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王淦昌上述论文后，自然引起轰动。令人惊叹的是，王淦昌还根据他看到的文献实验数据进行估算，提出中微子质量为零的大胆假设。美国物理学家阿伦在同年6月《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论文，承认这是根据王淦昌的建议而做的工作，1943年10月，卡诺平斯基（E. J. Kanopinski）在他长达36页的《β衰变》论文中，对王淦昌和阿伦的工作进行评论，认为这“似乎是最接近决定性的”同时，又指出“这个方法在定贵方而要作相当大的修正”。不过，卡诺平斯基文章承认：王淦昌-阿伦实验结果已为中微子假说和费米理论奠定了实验基础。

王淦昌对待创新问题不半途而废，而是锲而不舍。不仅“敢想”，还“想得很多”。尽管苏联人柯尔松斯基在他所著《原子核》一书中只字不提王淦昌，但决不影响王淦昌对中微子问题的深入研究。到了1947年，王淦昌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题为《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按照王淦昌的思路，美国人阿伦、戴维斯等人分别获得单能反冲，还测得⁷Li的反冲能量为55.9±1.0 eV。由此以王淦昌为代表的物理学家，用实验证实了泡利于1930年12月提出的中微子假设的正确性，还为弱相互作用中能量和动量守恒提供了确切的实验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淦昌对中微子问题研究的思考，证明他自己用本身的实践阐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这种方式的实践，是对科学创新最好的注释。

“光有新思路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干’”

对待创新，已经成了科学界的时尚话题。然而，用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创新，并不是所有赞美创新者能够回答。

让我们还是重温刚刚故去的物理学大师王淦昌是怎样回答的。那是1981年1月8日，王淦昌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作了一次访美报告，谈到了他对美国工作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年已74岁的学者提出了对科学创新的精辟论点，概括起来有两点：

其一，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敢于大胆设想只有这样，才能创出新路、他以美国海军实验室一台Gamble-Ⅱ离子束聚变装置加以说明。

其二，光有新思路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干”、要自己动手做实验，检验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淦昌在深入开展电子束束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是他首次在国内开展了聚焦型强流相对论电子束二极管中电子束箍缩过程的研究；是他用激光阴影照相法测量电子束二极管中阴阳极等离子体的形成及其膨胀过程、膨胀速度，对电子束形成过程的研究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是他开展了电子束在低压、中性气体传输中空间电荷中和及电流中和的物理机制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从客观上说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重要性。

这是王老留给我们的遗言。去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下午，我独自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说话困难，常有痰水卡住喉咙，十分艰难，我握住他干瘦的手，配合护士给他翻身、穿衣、换被单，但再也不能像往日那般畅谈。望着他的眼神，还是那般明亮，彼此的沟通全在默默无语中。我背过脸去，偷偷地流泪。怎么也未曾想到，这是我与大师最后的一诀。当得知他10日逝世的消息，我悲痛欲绝，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一口气写了《用泪水写就的悼词》、《生也千古，死也千古》、《科学家爱国的伟大典范》三篇文章，已分别刊在《科学新闻》、《科学世界》和《少年百科知识报》上。仔细想来，王老一生从事科研活动，成果累累，究其个中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创新精神。他自己发表在《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那篇遗言性文章，也证实了此点。他说：

现在大家都谈到“创新”。我对此也有一点“经验”：第一要有机遇，第二要锲而不舍，有一个适当问题时，就抓住不放，直到自己满意时才放手。

在科学研究上要有所突破，必须有创新精神，但创新并不容易。

例如，当我年轻时，我看了别人对中微子的探索方法的论文，觉得不满意，就想别的更好的方法，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自己认为较满意的方法。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不能按此设想进行实验，但我仍经过详细计算后，立即写成论文，及时发表。

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但还比较勤奋.我常说，业精于勤，勤能补拙。遇到一个问题能反复思考，直到有了满意的结果才肯罢手。这也算是我多年从事科学事业的一个“秘诀”或体会。”

结 语

纵观王淦昌的一生，无时不以创新精神来而对科学，面对新问题。王淦昌得意高足、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一份传给王淦昌治丧委员会的唁电足以说明问题。让我抄录李政道的电传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吧！

……没有他55年前在浙江大学的教诲，就不可能有我今天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我永远感谢和记住他。

淦昌师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每次我回国拜访他，淦昌师一见面就要追问“物理学的新发展”、他终生保持了年轻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为人诚恳、热情、正直、坦诚，治学严谨，是祖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后人之楷模、他的逝世是全世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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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芝等《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6年。“

**王淦昌“有满意的结果才罢手”光明日报，1998. 12.22，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