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们将庆祝应用科学中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赞歌之一、由James Caird撰写的书籍——《自由盟约下的高农场：保护最好的代用品》出版150周年。当英国人首次进行自由贸易试验时，这场论战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人们并不鼓励农民依靠进口税收，而是鼓励农民转向科学以增强生产效率和利润，开创新技术的农业则被称为“高农场”。
1997年，这一年的科学成就——多利，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诞生了，那里是Caird的家乡，他是与高地和农业社会相关的农业改革的开拓者。
在18和19世纪，这个在地貌上起伏不平的国家成了科学、技术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概念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培养了一些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例如，Cain！和他的同仁们便位于世界上最“先进”者之列。
自青铜时代起，绵羊及其产品在苏格兰人的生命中便成为主要东西，羊毛、羊奶、羊皮和羊肉都是人们利用和开发的对象。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世界市场上人们都可看到粗花呢衣服，当时，这种交易将绵羊带到了有人居住的高地。这本经典的、有800页篇幅的关于绵羊和人类的书籍叙述了农牧历史，阐述了千百万年以来，这两种物种之间互相密切的关系，以及对科学技术的间接作用。
罗斯林研究所是由爱丁堡大学动物繁殖研究部门演变而来的，该部门是在Caird去世以后才成立的。到多利胚胎开始形成时，该研究所已经开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PPL。治疗学已经向着将人类的基因在绵羊身上表达出来的方向发展了。羊群是在距爱丁堡数英里的一个羊棚里喂养的，科学家从它们的乳汁中可提炼出蛋白质，例如治疗囊肿性纤维化的药物α-1-抗胰蛋白酶。
目前，通过将人类的基因注射到卵子中，再将卵子植入代理母亲体内的动物已经诞生了，其中只有2%至3%属于转基因，只有对转基因动物增加基因才是可能的。通过细胞核转移而诞生的动物将更为有效，它也将允许更为先进的诸如基因删除和替换等基因改变技术。
作为一个爱好实际的人，Caird热衷于“实践的科学”，这也是英国皇家农业社会的座右铭。在1997年2月24日的新闻稿中，罗斯林研究所使用了四次“技术”这个单词，而对“科学’’却只有两次。作为盖勒韦地区的一个农场主，当Caird听到那个代理母亲不是遗传学上的母亲这条消息被证实后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代理母亲是一头黑面母羊，而多利很显然是一头芬兰多塞特白面绵羊。
Gina Kolata是纽约《时代》周刊的科学编辑，她报道了在《自然》遭禁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了由一头成年哺乳动物无性繁殖首例成功的事情。虽然她的书报道了这件激励人心的重要事情，但是已经远远证实了比单单模仿更为丰富的内容。
很明显，Mata注重实效的苏格兰传统令人吃惊。她说：“吸引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领导人的圈子里，并不包括那些研究大农场中如绵羊、奶牛和猪等动物的人们。”她将罗斯林称作是“主流之外”的，“人们并不将它看作是一所大学，而是一个小小的乡村研究所，那里有一头名叫‘小伙子’的看家狗，晚上在周围悠闲的踱步。”这项计划的领导者名叫伊恩 · 威尔穆特，他并不出现在她的报纸上，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一方面他是科学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则被人们从现代移开了。
这项成就十分令人惊奇，因为克隆在技术方面已被定义为与爱丁堡之外的其他地方具有明显不同的内容。整个20世纪，在过去的30年间，对位于纽约州的黑斯廷斯研究所来说，最特别的是克隆被人们视作是一个生命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了。Kolata仔细地研究了这一定义的来龙去脉。
Kolata不管出版的速度如何，她已将多利的发展置于独创的历史环境。对于遗传生物技术所呈现的怪圈，她的态度并不马虎：先有孟德尔和豌豆的故事，不久又有克里克、沃森和双螺旋的故事。她也不依赖于引人注目的弗兰肯斯泰因的原型（这是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是英国女作家Mary W. Shelleygf 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角）。而且，她还对20世纪初以来，通过这三代科学家的科学作风以及他们变化着的哲学思想，论述了复杂的胚胎学方面的发展。得益于Victor hamburger关于Hans Spemann的著作，Kolata将注意力集中于本世纪初Spemann和他老师Boveri的哲学思想。Spemann认为，一个成熟细胞的细胞核可被移植到一个卵子中去。
Kolata接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对科学报酬的增长导致了一种研究风格，这种风格在美国尤其显著，它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欧洲。她将Germans的自我意识哲学风格与美国的Robert Briggs和Tom King（他们于1951年通过胚胎细胞无性繁殖成功了青蛙）的控制意识作了比较。
Kolata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导致美国独特的生命伦理运动的分析，其本质是与健康（尤其是肾脏透析）、医学实验（Tuskegee梅毒实验和肝炎B）以及新的基因药物有关。由于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的深深怀疑，她说明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出版物是如何被聚在一起的，同时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具有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与此同时，科学仍将继续向前发展，尽管生命伦理学当时还处在幼稚时期。1978年，科普作家David Rorvik写了关于第一个克隆人的报告。由于这是在重组DNA技术成功后不久，因此它在公众眼里是很可能的事情。Ira Levin的电影《巴西来的男孩》也暗示了人类克隆技术。对于这种科学幻想最终是实现的讨论，显得是一种过早的恐慌。
同时，杰出的胚胎学家Karl Illmensee因成功地将一只老鼠的细胞核转移到另一个胚胎中而成为著名人物。随后他也成了争论的中心。因为有人称他的实验有误。Kolata对Illmensee事件，已经与多名亲历者进行了详细的交谈。Illmensee的工作是真实的吗？她研究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大量细节，认为他的工作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却指出了无性繁殖的方向。
然后，Kolata也考虑了Steen Willadsen的情况，他的工作是在剑桥的再生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农业研究所。他不仅成功地创造了两种动物之间的细胞核转移，而且还创造了两种物种之间的混合体。与他的美国同行不同，他并没有出版的压力。他可选择《兽医文献》，也可选择《自然》。他希望从事于“伟大的吸引人的工作”。
Kolata在她叙述的第三部分中充满着自我的描写，以致这本书看来几乎好像也是一本自传。书中描写了与威尔穆特一起工作的Keith Campbell如何在工艺上进行合作的，正是威尔穆特走在了剑桥的Willadsen前面，创造了多利，并将多利推向了市场。说得明白些，科学就是一种记录，因此，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可能就是关于注重实效的苏格兰背景和美国生命伦理社团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
Kolata也叙述了传媒攻击罗斯林研究所的行为。该研究所已准备了三个月时间以答复公众的咨询，当星期天英国报纸《观察者》来打断这个故事时，有6个人随时准备处理各种难题。但是人们所关心的范围比任何期待都要大得多。伦理学有Ronald Munson大声喊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技术成就，是什么力量来推动它的呢？是对更多的某种羊奶的渴望。”
Kolata阐述了哲学和医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引述了支持派和怀疑派的观点。不过，这种技术的潜在的实际运用并不是她所关心的，她所关心的就像许多批评家所关心的一样，主要在于人类无性繁殖的可能性。
在多利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胚胎学过去的梦想方面，克隆是一种具有权威的反映吗？很清楚并非如此。全世界对克隆的兴趣正促使人们思索。在最热烈的时刻，Kolata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成熟的反映，这是关于技术、哲学、公共关系以及科学之间的转换；她也已设法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故事。
[Nature，1998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