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基因生物学充满了活力。它在有关细胞、酵母菌等单细胞生物以至复杂的人脑的生命科学中所占的份量与年俱增。这种奇妙的生物学热，在我最初踏入遗传学界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1948年的生物学全是描述性的，处于科学标杆的最低部位，标杆的顶端是物理学。那时，爱因斯坦关于质-能互变的划时代理论已转化成为原子的巨大威力。如果不加约束的话，用它制成的武器完全可以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建筑物。因此，40年代后期的物理学家们在因其使原子变成对社会有用之物而受人尊敬的同时，又担心他们发明的玩意儿一旦落入邪恶之手时，会干出何等蠢事来。

这种矛盾心情如今又广泛地转移到生物学上来了。最初因其构造之简单巧妙而受人惊羡的双螺旋结构，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意味着一柄双刃剑，既可用以作恶，也可用以为善。在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始在试管中进行DNA分子重组（同样重要的是将新的DNA片段重新嵌入活细胞）后不久，批评家们就开始将这种“重组”DNA的做法与物理学家分裂原子产生的威力进行类比。难道试管中重组的DNA分子不会给寄主细胞提供致病的能力，从而像原子武器一样严重破坏人类文明吗？很快，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就都发出呼声，认为对这种研究，最好制订严格的规则来加以限制。

结果，渴望探索生命未知奥秘的科学家们有好几个年头无法充分利用DNA重组技术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幸好，用法律限制DNA重组研究的提议从未付诸实施。而当反DNA的末日审判终于无法实现之时，甚至比较宽松的官方管理条例也烟消云散了。现在回忆起来，DNA重组其实可算是所有革命性技术中最为安全的一种。就我所知，由基因工程产生的生物没有一个因而致死的，患病的也很少。

从这一痛苦的事件我得出的伦理学结论是：绝不要因为害怕发生无法确定的危险，而拖延显然能造福于将来的试验。这初听起来似乎有些漫不经心，但我们对真正的（而不是假想的）风险还是认真对待的。

不过，我们有几年延迟了对于癌的基因基础的重要研究，却是由于我们对所谓癌基因本身会对研究者产生危险的错误观点过于认真了。虽然现在大多数DNA操纵技术实际上已不受限制，但一个重要的潜在目标仍被封锁着。以研究如何将功能基因物质嵌入人类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一为目的试验，对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仍是被禁止的。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愿意承担责任来启动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进化途径的步骤。这种情况，反映了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即我们人类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改造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我们的染色体“指令文本”。我们难道胆敢挑起担子，去改进几百万年达尔文式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生殖细胞是不是遗传学家永远不能逾越的界限？

和我的许多同事不同，我是不大愿意接受这样的推论的，其理由仍然是，绝不要因为害怕根本不会出现的恶果而推迟去做有益的事情。人们是不大可能随随便便地开始去做生殖细胞的基因处理的。今天的科学水平也不可能提供产生出才高八斗、致使常人变得多余无用的“超人”所需要的知识。这样的生灵，直至遥远的将来，也仍将是科幻小说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如果最终真是有所祈求的话，生殖细胞的基因处理也许会创造出能抵抗致死病毒的儿童，从而把他们的死刑判决变为生的肯定。其方法，就像我们已能做到的将具有活性的DN段嵌入植物基因组，从而使植物能够抵抗病毒一样。

准许试验的信号一旦到来，最初产生的具有改良基因的儿童决不会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只有他们最接近的亲友才知道他们有些特别，和现已长大的试管婴儿路易斯 • 勃朗一样，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会特别受人注目。假如他们能因基因改良而健康成长，更多这样的儿童就会接着产生，这些儿童会因科学又一次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而感到高兴。假如加进去的基因材料未能发挥作用，那么就必须在更多的夫妇寄希望于靠这种方法来产生健康儿童以前，研究出更好的方法来。假如到下一世纪还不能成功，但愿这是由于我们的科研工作还未到家，而不是由于缺乏勇气去把有时很不公正的人类进化道路变得更为公正一点。

[New Scientist，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