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度的生活执行的是一种使历史和记忆大大逊色而只为现时而生活的精神。我们有必要恢复维持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平衡。

飞机第一次试图穿越音障时会被迎头压来的汹涌的压力波撕成碎片，只有重新设计机身——应用薄形后掠翼和流线形机身才可让试飞员突破这不可见的压缩空气墙——音障。

物理学的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中原始和本能的张力。当生活速度增大——就像我们越来越快速地飞奔过每天所属的大气层，我们自身的“飞机”遇上了不适应机身的气旋。随着速度增大，无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到足以摧毁我们的个人结构和社会关系，最终我们会失控或者使“飞机”解体。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当然就是减速，让它慢下来。但如果无法或者说不想慢下来，那唯一的答案就是重新设计我们的生活，使用能适应高速度的结构。

但什么是合适的结构呢9其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飞机可做成后掠翼和流线形机身以打破音障，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们能替换生活中哪些部分？而且如果我们每个人感受的压力既有社会性的又有个人的经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作出怎样的变化来容纳高速时代？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最终给美国生活质量下了一个定义。为了适应高速生活，人们必须改变现存的自然本色，不仅仅在行为习惯方面，而且还包括自己的优势方面。快速社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不仅是其速度，而是其价值；不仅在于其压力，而是在于人们对其的适应性将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角色。

社会的加速度

早在1970年，未来学家阿尔温 · 托夫勒曾描述过一种称之为“未来的打击”的新疾病。根据他的观点，“未来的打击”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症状，由于在短时间内人们无法适应太多的变化而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失控，他在书中写道“突如其来的将来带来的迷茫......除非人们能迅速学习去控制个人事务和社会变化的速率，否则将由于巨大的变革而毁灭。”

自30年前“未来的打击”发表以来，社会性变化的速度已迅速加剧，与其相对应的是高速发展和旧技术的退位、新技术的引进和成长。在现代通信和电子网络的支持下，我们的文化已进入了一个全球化体系。

面对计算机指令及伴随而来的变化的不甚理解，毕竟直至1970年才出现第一台文字处理器，1971年才出现第一片芯片，1975年才有PC机，甚至于直到1984年美国每百户家庭只有8户有计算机。然而仅仅10年时间数字成倍增长，到了1994年1/3以上美国家庭拥有1台以上的计算机。同时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以每年55%的速度递增，E-mail和Internet的使用也正在普及。

同时发展的其它技术也正在促进美国的发展。无绳电话和传真机的销售量在.1980年还只有数十万台，到1997年后年销量已达700万台，有200万美国人携带笔记本电脑。

然而比上述每项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综合影响。所有新技术的电子联系装置保持了图像、声音、数据畅通无阻地运行在信息高速公路中，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环境越来越依赖电子信息流，需要日常生活跟上光速的节奏，因为人们的经济和情感的存在已接入了电路。

毫无疑问快节奏是令人振奋的，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

例如：美国的Louis Harris组织于1986年做出的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认为几乎每天生活在紧张中；3/5的人每星期有1~2次感到压力非常大。到1994年根据“预防指示”调查，每10人中有2人几乎每天都感觉非常紧张。

另外，根据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 · 鲁宾逊（John Robinson）所研究的“时间的利用”项目所示：在1965年有25%的被调查者感受到生活匆忙；到1985年上升到32%；1992年达到38%。很明显生活在小城镇的人也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一样感受到生活匆促。人们普遍认为不仅在工作时，而在娱乐时也感受到紧迫感。

现时生活中的紧迫性已被媒体所报道，在过去的5年中约有400篇有关压力的报道。“时间管理”这一课题已在流行杂志中出现，现已有900本有关该主题的书出版。这些书刊并非只讨论这单一话题，也表达了我们的无奈。

我们好像被征人了一支为每天的生活而战的和平时期的部队，进行着时间战。引用美国作家杰里米 · 里肯（Jeremy Rifkin）的名言：“这是我们的意识和身体所恳求的慢节奏和技术所需要的高速发展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要成为战斗高手。”

不受欢迎的偏差速度

日常生活速度加速了，促使美国人越来越接近“声障”。已经可以感受到机身在战栗了，就像飞机刚刚进入可把它撕裂的气旋。我们也感到了抵御自我愿望的压抑。

在我们驾机着陆时，工程师们会详细地询问飞机的情况，然后重新设计飞机。不久，我们重上蓝天，渴望更高的速度，再次打破以前的音障。但人体不像航天科学，不能像设计飞机那样修改自身。

为了保持加速度，我们要使生活质量适应由难以置信的变化和毫无知觉的电子所组成的人工环境。不仅仅是飞机本身要改造，飞行员也一样。

声障的另一方面问题，不是简单的速度而是我们自己正在形成的变化。像坐在流呈上的宇航员，驶向前所未知的地方。我们正接近称之谓“偏差速度”的速度，这是一种可改变人们行为习惯和最基本的价值观、甚至于使人变态的速度；一种出乎意愿的、现时新技术所支持并产生的速度；一种被社会所认可的速度。

偏差速度通过以下二种方法改变人们与时间的关系。

1.偏差速度把我们与过去隔离开来，使人们把过去远远地甩在后而，就像从轰鸣前进的火箭上看后面远去的地平线，很快就模糊了，消失了。传统变得不可理解了，历史成为不相干的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

2.偏差速度把我们投入未来、未来像雷电火球突然间冲到我们面前，使我们茫茫然沉入到漆黑的宇宙中。创世的发明、华丽夺目的商品、闪烁的数据和名流人士——每一种光彩都甚于过去，云集在我们眼前，令人眼花缭乱。

废弃过去、否定未来？偏差速度把人们孤立于现在时期。人们全面沉浸于现在，把此作为喜悦和满足的全部基础，并作为生存中的唯一安全源，因为其它的基本东西都由于匆忙的节奏而远离我们了。在与时间猛烈撞击的过程中，我们被缠绕在那些一刻。

现时的力量

当人们以偏差速度旅行时，将在一种新的力量支配下降落。现时的力量是非传统概念中“现时的”即时能量，一种不为任何时代所屈服的力量。在它消耗性的力量的完全支配下，我们生活的优势已被改变成适应电子速度的形式。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并不是生活本身发生变化，而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变了。

现时的力量以短期代替长期；以即刻代替一段时间；以瞬间代替永久；以感觉代替记忆；以冲动代替远见。不像修道院和沙漠那样神秘，现时王国是一种充满感觉、刺激和瞬息万变的环境。

在大的方面，个人、家庭和社会都被现时的力量所改变，不仅仅是本质上的改变，而是深藏在人们脑海中的词义的改变。在此影响下，现在和对现实的理解都被改变了。

流动的个体 变化的个性

现时的力量把我们每个人投入到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人们在电磁波的海洋中漂浮，它的波涛从电视机和计算机的屏幕上显示出来，以它们富有魅力的方式和内容取悦或告诉人们各式各样的信息。每种媒体都以各自的方式向人们灌输，到处都有变动的图像和声音。结果是人们对生活中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越来越不敏感，习惯于暂时性。

在由快速变化的电子流孕育的文化中，那些随潮流的人为追求充实和刺激坚定不移地加速生活节奏，比单单减轻压力更甚，行为的延续加速导致个性的显著变化。当人们在外表和内在情感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时，往往通过调节饮食、激素、整容手术等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外形正常，同时通过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来获得内在平衡和快乐。

由于把速度作为最优先因素，现时的力量正在逐渐损害那些需要慢慢发展的经历和活动。例如：心理成熟、流芳百世的建筑、持久的人际关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研究和探索等仔细和富有责任心的工作。同时由于鼓励感官的一时满足，现时的力量混淆了那些对培养美德和技能的基本要素，即耐心、谦虚、承诺、甚至于自我牺牲——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维持的支柱。

为了感觉的要和愿望的满足，现时的力量从内到外重塑了每个个体。像一条变色龙，在运动时颜色随背景而变化。每个人滑过时间的地平线，通过人工现实的令人上瘾的能量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身体和思想。

离心状态的家庭

吸引家庭成员稳定的脚踏实地的标志性的重力已被新的令人炫目的动量所取代。它撕毁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混淆了感情的定义和血统关系。其结果是离心状态家庭成为今日社会的最突出特征之一。

社会高速度的力量事实上已改写了爱的定义。受高速度、围绕时间转的文化和瞬息结果的影响，人们期待生活快速传递出所需要的爱，一旦得不到就烦躁不安。期望改变生活中的不完美像操作计算机一样有效。当得不到迅速的响应，或像机器一样服从或本应以爱心对待处理的事时，我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结果是，像婚姻——一种意味着许诺的追求，跨过了时间——快得像一种时代的错误。事实上人类的物质文明是由不延续的和从不企图持久的东西来定义的，所以也不期待有永久性的人际关系维持。传统的婚姻关系之所以变得脆弱，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恒久的“坚定”站在越来越不坚定的世界上。

社会加速度也反映在父母、子女含义的恶化。在这种快速变化、面向感觉的社会中，牺牲、长期承诺的美德——基本的、实际上的父母含义已很少了。同时加速度也摧毁了孩子身份的含义。微波文化中出生的孩子，从内部吸收了其发展速度，“成熟”得太快。早熟的行为包括从乱花钱到性行为。这绝不是法律能解决的，必须逐步成熟才能克服。

在生物系列的另一端，年长者也遭受着快速变化的压力。在现时的速度统治的社会中，老年人被看作是无关重要的，甚至于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的。推动他们不断失去曾熟悉的东西，最好的能被社会所接受的选择是努力去做一个年青人或者看上去像个年青人，不要徘徊过去。结果是家庭和社会将逐渐失掉其最宝贵的财富，即与过去相联系的感觉和意识。就像使转动的陀螺仪停顿下来，失去了环绕视野。

现在的家庭生活充满着危险而不是事故。长期承诺是家庭的保障，但这已和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了，不变已成为不相容了，持久性把老、少、男、女联系起来，生活在同一目标的生活中，分享着爱与被爱。而今破碎家庭增加的事故，产生的一种非永久性气氛影响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家庭破裂几乎成了规律。

一种结果是肯定的，即历史上从未有的一种文明已由于家庭内聚力的丧失而丧失，作为抵抗变化的离心力而付出的代价。

超文化

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一种加速度能导致其它活动的加速度，速度引起速度。当电子联系带来了它所附加的文化，它也支持其加速度，最终的产品是一种超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对人类价值的病态自我评判。在这种文化中不正常的行为，包括暴力、犯罪不被认为是反常，而是社会目标的一部分；尽可能地索取你能得到的一切。

对超文化来说，民主问题尤其敏感。民主本身就对应于不稳定模式，各式各样大众化的情绪。对民主的唯一稳定影响是各类传统，然而以速度驱动的超文化是反传统的，几乎全着眼于现在。

失落了长期的历史记忆，在匆忙的社会中，公民们越来越缺乏作出明智的政治决定的知识和观察力。而现时的力量的本质中就有一种对美利坚共和国的意义深远的挑战。

时间机器

—个世纪前，H · G · 沃尔斯（H. G. Walls）写了一本名为《时间机器》的科幻小说。讲的是一个勇敢的冒险者以惊心动魄的速度穿梭旅行到四维空间，降落到一个未知的星球上个野蛮的荒凉世界，其中主宰黑暗之神与光明之神的斗争决定了地球的黑夜与白天。按照上世纪的标准，沃尔斯的时间机器像一种工艺品，外形是饰有象牙、黄铜、水晶的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车身，有一个座位和前后二个操纵杆，一杆驶向未来，一杆驶向过去。

就如人们现在所做的宇宙探索，我们可以想象沃尔斯当时自然朴素的设计思想。但是他过于简单了，尽管如此，还是体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即人类通过自己天才的发明总有一日可打破时间障碍，进入到其它纪元——过去或将来。虽然实现这个愿望可能在很远的将来，但各式各样的时间机器已经存在，实际上比沃尔斯的想象更强大。

现代的时间机器不仅适用于一个乘客而是整个社会；不是以一块神秘的晶体作动力，而是以科技本身的精神来推动。

不像沃尔斯的时空旅行者，人们并没有到达一个异域星球，而是仍然在自己的地球上。但是我们确实每时每刻在变化，通过非寻常速度、一个由新兴的恒力——现时的力量所驱动的速度。这种变化所引起的深远影响现在还不可能知道。

[The Futuist，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