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记忆中，科学界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从未如此糟糕过。科学研究的商业化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科学家们仍可有所作为。

　　科学界存在着一种可信度问题。在最近的调查中，当欧洲人被问及最信任谁来阐明基因修饰的农作物时，26%选择了环保组织，提名大学的只有6%，而国家公共机构与工业界分别为4%和1%。

　　科研机构可信度的持续下降，与“疯牛病”灾难不无关系。上述的事件同样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如80年代对于CFCs和臭氧层空洞的争论、健康与环境中有毒物关系的评估、全球暖化现象，甚至吸烟问题，都是如此。在这些事件中，科学家们的表现并不出色，当被要求提供确实的证据来证明预防措施的合理性时，科研机构和工业界的态度并不能消除公众对科学家可信度的疑虑。

　　公众提出的许多“大前景”的科学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但是还有很多是因为科学家们在许多不同的答案中难以取舍。当被问及变化和演化的影响、未来农业前景，以及不断变化的饮食和健康的概念，诚实的科学家们经常不得不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想”。如此诚实的回答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科学的可信度，并把决策的责任从集体利益返回给公众。

　　“科学是政策的唯一仲裁者”，这一声明无形中削弱了科学分析概念的可信度。使科学的权威性下降的罪魁祸首不一定是科学家自身，而是企业家或政治家。后者热衷于依靠权威科学仲裁者的虚幻景象。科学家们不再只是客观真理的捍卫者，在被媒体炒作的市场中，他们也是自身利益的机敏发起者。

　　在分子生物学中，可以看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角色。分子生物学领域中，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分界显得特别模糊。80年代早期，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科学的私有化已成为官方政策。在过去的10年中，欧洲公众用于科研方面的资金(尤其在分子生物学和农业方面)持续缩减，而且正如理查德 · 斯特汉(Richard Strohman)坦率地指出：“搞学术的生物学家和公司里的研究者变得难以区分了。两者原本被认为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如今却要因他们的合作而授予特别的奖励。

　　毫无疑问，学术性研究和市场一体化是一种革新，它要求科学家为他们的角色可信性付出一定的代价。评论家们.首先应该提醒政府相信，市场是科学政策的主要顾问，责备科学家们丧失了独立性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遏止这种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迫切需要的、坦率诚实的对话。

　　这种对话的一个前提可能是一种可靠的方案，包括专利的透明度、经济获益和公司合并。第一个值得称赞的措施是在舆论界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管理法规应该扩大权限，以迫使研究结构和公司就产品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深人地交换意见，包括个别科学家之间交流相关的发现。这种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制度将增强公司和研究系统中科学家的地位和责任。

　　令人担忧的事情不仅在于科学独立性与利益的矛盾，还在于可获得的信息爆炸式的增多和知识的日益专业化之间的冲突。就像科学知识和洞察力之间不断的支离破碎。当简化的方法遭遇到高度复杂的情况时，科学家无法预测负面效应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对高度复杂化的论题、各学科的全面的理解，并不来自于科学家个人，而需要全新的创新方式。

　　谁来关注这“大前景”？谁对知识一体化负责？企业对于一体化的科学概念的投资几乎为零，他们一体化的动力在于产品发展与市场。科学权威人士呢？挑战公众和企业研究策略及远景的杂志编辑呢？坚持“识别与取得单个基因专利的是不利于发展彻底科学理解”的科学权威在哪里？谁敢说更专业化的研究是灾难的根源？

　　在“基因农作物”这一例子中，欧洲的调查显示：基因修饰食物被广泛拒绝后，政府与企业的反应是针对必然的技术获益，投人大量的资金来“教育”人民。结果造成人民对科技更深刻的理解，而对之更顽固的拒绝。很多企业与政府仍然把公众的接受看作是一种附加的挑战去战胜。他们致力于肯定科技的安全性，而忽视了对他们研究和发展策略或两者之一的重新反思。他们忽略了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是不能通过任何科学冒险的方法来解决的。

　　[Nature，199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