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工程的创始人之一预言：在30年以内将会出现一种治疗大多数疾病的基因疗法，但他却为自己的工作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危险感到担忧——

　　在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医学革命中，自从2400年前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的运转方式可以由自然法则而非超自然力做出解释”这一论点以来，只有第四次医学革命就此进行了阐释。首次革命始于英国外科大夫约翰·斯诺1954年做出“霍乱病菌是经由被污染水源而传播的”这一发现之后不久，这一发现使人类产生了净化水源的卫生系统，使人类躲过了曾无数次使我们濒临灭顶之灾的传染病的袭击。几乎与此同时爆发了第二次医学革命，即外科手术麻醉药的使用。医生们可以把这种麻醉方式用于较小的疾病治疗，如阑尾炎及肠梗阻手术。第三次医学革命即病菌疫苗和抗生素的推广使用，其结果使得许多传染疾病得以预防或治愈。但是除了治疗传染疾病及一些外科疾病外，医生们实际上什么疾病也不能治，因为我们的药物只是对机体的自我愈合起辅助作用，我们的治疗方式只是缓解机体发病的表面症状，并不能根除机体潜在的发病因素。人类基因工程——第四次医学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长达30～40年中主宰医药使用的一贯作法。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医药使用的范围。事实上，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因此而受到触动。毫无疑问，运用得当我们的健康及幸福将会更有保障；相反，如果我们对此滥加利用，那么我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珍视的一切都无处可逃，甚至于人类本身也会有一天不明白自己来自何处，身为何物。

　　人类基因工程，也称作“基因疗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基因是人体的防御及自我愈合系统，它保护人体免遭外部侵袭，同时它也可以修复机体因疾病而受到的创伤，使病体尽快痊愈；另外，如果基因出了问题，那么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因疾病’，如镰状红细胞性贫血和舞蹈病之类，而且也同样会导致癌症、心脏病、老年痴呆、精神疾病等等。如果我们想治愈此类疾病，我们必须在基因层次上予以解决。”

　　利用基因治疗疾病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疗法就是把一种或多种基因移植到病人体内用于替代那些先天缺少或发生变异、作用失灵的基因。这种疗法用于治疗罕见的酶功能紊乱病，包括我们所说的ADA免疫缺陷症，临床医学也采用基因疗法来治疗众多的机体紊乱症，如心脏病、各种癌症、关节炎、血友病、膀胱组织纤维性变异、肌营养不良甚至艾滋病等。第二种利用基因的途径被称为“微小颗粒疗法"，即给病人服用一种小颗粒状药剂以使其体内一种或多种基因作用发生改变。制药厂以及生物技术公司正在此二种疗法运用上加大投资。

　　随着人类基因工程研究的进展以及我们对70000～130000人类基因类型的确认，加之对此项研究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将很快就有能力识别人体基因残缺和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在这里指的是基因不能适应人体生存环境，因而作用达不到最佳效果。这些基因可以因个体饮食状况、体内毒素及外遇辐射等因素而产生过度的应激反应，并最终导致携带者体内产生病变。一旦病人体内残缺或作用欠佳的基因被察觉，我们将会用一种较为健全的基因取而代之。另外，如果体内基因“制品”正常，只是产出“过剩”或“不足”，我们可以用“小分子疗法”给予制约或规范。我们预测,此后30年内，几乎每种疾病的治疗都可以选用基因疗法或以之作为替代。

　　然而，就目前而言，基因疗法多数情况下仍显不足且收效甚微。但随着基因工程的飞速发展，首例基因疗法预计会在此后5年内公诸于世。迄今为止，基因工程研究的最大收获就是用替代基因刺激心脏中新生血管的生长以治愈心脏病，或者用于改善肢体中不良血液循环。另外几种基因疾病，如血友病的治疗似乎也大有希望。利用基因疗法接种疫苗预防艾滋病和几种类型的癌症的发生也卓有成效。医学界多数人士认为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将是基因疗法“爆炸”的年代，我们将会广泛用之于治疗诸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顽症。基因工程的宗旨就是使人类身体更为健康，生活更为幸福，寿命更为长久。

　　但是，基因疗法也有更为令人担忧的一面。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技术并非绝对安全。虽然过去的9年中大约400例的临床试验发现其毒副作用微乎其微，但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试验室对病人实施基因疗法而导致的意外及无从解释的死亡，证明我们对自身及人体对这种强有力的治疗方式反应显得多么地无知。

　　基因疗法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它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小颗粒疗法”——一种被视作可改变个体基因型板的“高明药剂策略疗法”一样简单。一旦我们具备了用我们想要的任何基因给病人治病的能力，我们同样也会把基因用作它途。那么，这种优势技术其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呢？优生学比任何意义上的“优良选种”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可行。仅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发现了似乎使耗子显得更为聪明的基因；我们也发现基因似乎会影响人本身的行为方式，如冒险倾向，甚至性喜好。我们对那些影响人的体格发育及肌肉结实度的基因已认识多年，试着运用这些基因以“改良”我们自身的诱惑力确实不可低估，甚至是不可抗拒的。

　　滥用“基因工程”的潜在威胁已初露端倪。例如，有一个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防止癌症病人因化疗而脱发的治疗方法。他们已研制出一种能使功能基因植入病人头皮毛囊的软药膏。现在他们在探索一种能刺激毛发生长的“生长因素基因”。当然，没有人会反对用此种方式补偿癌症病人因化疗而脱发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但问题在于这家公司的真实意图是向千百万自然脱发的健康人兜售其产品。这有什么不妥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基因工程用于美容领域确实说明我们对之的应用出了偏差。我们究竟应以什么作界限呢？头发长出来了，那么发色变不变呢？头发颜色改变了，那么肤色能不能变呢？肤色改变了，那么其他人种特征呢？这种人体重新包装何时休止呢？

　　人类社会面临真正的危险。视基因工程为一种便利条件，并打着稍作“改良”的幌子，我们或许尝试用以改变自身及我们的后代。设计人类繁殖品种会导致基因库的永久性改变。作为人类社会，我们还没有消灭人种歧视，即最为嚣张恶毒的所谓“人种净化”论。如果我们有意对各色人种进行基因强化，改变人种比例，后果将会如何呢？1997年美国上演了一部名为“盖特卡”（CATTACA）的影片，片中讲到只有经过基因强化的人才可以拥有优越的工作，而“爱情的结晶”——即那些以自然方式出生并携带某些先天不足的基因的自然基因类型的人只能被降至社会及经济“阶梯”的最低层。

　　我们唯一的自我保护方式是找出一个明白无误的“停顿点”。我们为此目标唯一可做的是确保人类十分清醒并及时识别危险，谨防滥用基因工程以至无可挽救，以至使人类面目全非。我们无法命令100年后的人们如何行事，因为就像我们对待19世纪我们先人的训诫一样，他们也会对我们的意见漠然不顾。百年后的人们也许愿意操纵自身的基因，就像我们需要摄入维他命一样自然。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在我们的管辖之列。我们的义务是尊重人类自身，尽可能小心地步入人类基因工程时代。这意味着除了治疗严重的疾病外，我们不应当将基因工程另作它途，不论它如何令我们着迷。

　　[News week，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