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世界总人口约5～30%的“左撇子”是某种边缘人群，至今科学上从未对“左撇子”作出过完整的、全面的定义——
米开朗琪罗是“左撇子”，拿破仑也是“左撇子”。“左撇子”风靡在英国皇室家族中。氨基酸——生命的全部重要构成单元显示出的也是独有的左旋系。尽管“左撇子”有着历史悠久的家系，但是，在传统上人们一直把“左撇子”的特征与不幸和不均衡的印象联系在一起。“左边”这个词来自古代英语中的单词"Lytf"，它的意思是“软弱的”和“断裂的"。马太福音把耶稣置于上帝的右边，而把上帝的左边留作了永久性苦难的“专座”。佛教徒们相信，涅槃只可能由右边的途径达到，而爱斯基摩人曾一度对惯用左手的人感到畏惧，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撇子”是潜在的巫士。
可以相信，这些公开的偏见如今已经“日薄西山”，现在惯用左手的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再害怕由于用手的偏向性而被指责为巫术。但是，暗中的歧视依然非常盛行。“惯用左手的”和它的法语等效词“gauche”，通常是被看作英语中“错误的”、“凶兆的”或“愚笨的”等词汇的同义词。大多数工厂主只迎合惯用右手的人的需要，而听任“左撇子”去对付右旋开罐刀具、圆盘锯和螺丝起刀。按照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斯坦利·科恩的说法：“‘左撇子’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最后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没有集中的权力，也没有公共本体的意识。”如今已上市的那些适合于左手使用的咖啡杯和用左手操作十分方便的电冰箱磁条等物品几乎没有作出什么改动就使“左撇子”的家庭杂务变得十分容易：它们找到了在一个为使用右手的大多数人的习惯定制的社会里有效地发挥功能的许多方式。
有趣的是，当惯用左手的人们是一个边缘的人群时——他们占全世界人口大概为5%到30%——在分子水平上“左手手性”却是“俯拾皆是”的。在自然界，存在着的蛋白质分子给生命物质以结构并实现着一大批必要的功能，然而它们却是单一地由“左旋的”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左旋的”的分子定义为能引起通过它入射的极化光向左边旋转的分子）。由于氨基酸的实验室合成几乎始终产生左旋和右旋分子的一种混合物，科学家正在不倦地探索为什么地球上的生命只在一个左边的方向上演化的原因。
由法国格雷诺贝尔高磁场实验室的吉尔特·雷肯和厄恩斯特·劳帕切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地球外层空间的磁场可能是引起这种现象的主要起因。这两位科学家证实，强磁场的存在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手性分子快速分解，从而保证另一种手性的分子占有支配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实验得到的仅仅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额外的分子，他们坚持认为，从在生命开始形成之前几百万年推断得到的这些结果可能解释在生命出现时左旋氨基酸的支配地位。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约翰·克罗宁和桑德拉·皮扎雷拉等一组科学家已经确认宇宙的一个相关的方面作为生命的“左手手性”的起源。他们是在受到斯坦福大学的威廉·邦纳的激励下提出这个看法的。后者假设，旋转的中子星发射出电磁辐射，而正是这样的辐射改变了分子的手性。他们猜测，获得这种现象的证据的最好方法是研究来自外层空间的氨基酸分子的性质。他们两人分析了来自默基森陨石的4种氨基酸。这种陨石与降落在地球上的碎片不同，它们是充满了有机成分的一种公认的空间碎片。他们的研究表明，：陨星的左旋氨基酸分子在数量上超过它的右旋分子数达7%～9%。然而，依然使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个不对称性的少许的差别程度却显示了在大尺度的地球外层空间对左边生活发展的影响。
不管它的异乎寻常的起源是什么，这类分子的左手手性是明确的：在生命体内最终有100%的氨基酸在结构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定位的。但是，一个人类的孩子是否将会变成“左撇子”，却是相当难以预料的。
斯坦利+科恩耗费了他们的大量的科学生涯试图找出基因和“左手手性”之间的确定的联系。他发现，在459个家庭的一个试验小组中，具有两个惯用左手双亲的孩子有“左手手性”的概率是35%；具有惯用左手母亲和惯用右手父亲的孩子有22%的概率成为“左撇子"；具有惯用左手父亲和惯用右手用力的孩子成为“左撇子"的概率是4%；如果两个双亲都是惯用右手的，那么孩子就有10%的概率偏爱使用左手。
这些数字指出了“左撇子”的基因影响，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但是，它毕竟刚刚开始，离开全部的认识还很远。如果手性是标准孟德尔学派的一个特征，那么随着右手的优胜和左手的劣汰，两个“左撇子”双亲的后代将有100%显示出左手的手性。由于这并非如此，而且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李生子”中手性也是不能预料的，一个“左撇子”的孪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也是“左撇子”同胞的可能性只有76%——科学家已经开始考虑手性的非遗传起因。
在得到手性不可能唯一地归因于遗传学的结论以后，科恩提出了一个新的引起争论的理论：在子宫中，伤害可能会有利于引起他称为“惯用左手综合症”的发展。他认为，出生时体重偏轻的婴儿，早产的婴儿，有着呼吸障碍的婴儿和其他在发育中可能没有一直处于理想状况的婴儿都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左撇子”。1987年提出的CBC左手手性理论也坚持认为，发育中的“过失”是与左手手性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似乎证实了这些论断，至少部分如此。在一项研究中，54%的早产婴儿、体重偏轻的婴儿被证明是“左撇子"，这个数字是如期诞生的婴儿的4. 4倍。
令人惊恐的是，患有“惯用左手综合症”的人也可能会死于较年轻的岁月。一项在1991年对987个死者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小组中“左撇子”比惯用右手的人死亡的时间平均早5～10年。
但是，“左撇于”也不是处处险情丛生。在1980年由梅勃特和迈克尔，在1990年由安尼特和曼宁以及在1995年由科恩等人进行的研究证实，在有创造力的许多个体中，在具有超常数学能力的孩子中，以及在具有观赏艺术能力的学生中存在着一种不相称的“左撇子”关联——它证明许多惯用左手的人们确实是完全正常的。亚里士多德、富兰克林、爱因斯坦、达芬奇和毕加索都是惯用左手的人，这一点可能并不是巧合。
当研究已经有助于证实了“左撇子”的多层起因和特征时，论据却很少是无可辩驳的，尤其是因为从来没有对“左撇子”作出过完整的全面的定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惯用左手的人”被看作是那些能用左手实现本质上精细动作的任务，例如写作任务的那些人，但是也存在对这个规律的少数界限不清的例外。那些用左手写作和绘画但是用右手耕耙、切割和铲掘的妇女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更重要地，社会文化力量可能把许多潜在的惯用左手的人推进惯用右手的人的阵营中去。教师们和父母亲常常对孩子强有力地施加相反的影响，他们大大地使“左撇子”感到沮丧。如果所有这些青年人被允许自然地发展，那么在社会上就可能有更多的惯用左手的人。
左右手都善于使用的能力的朦胧概念也使许多事情复杂化；一部分尚未确定的人数已经证实了用相等的灵活程度使用双手以完成同样任务的能力。然而，绝大多数人偏爱一个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过另一个手。所以，“惯用左手”和“惯用右手”的传统划分无论如何都不是过时的。
在分子的左手手性和在人类中惯用左手的特征之间不存在任何科学的联系，但是两者的比较提供了思考的丰富材料。由于最重要的分子——它们创造出生命而且创造社会——本身是左手手性的，而社会却排斥或故意贬低惯用左手的人，这里就存在着对社会的某种讥讽。虽然把一件事情贴上“凶兆的”标签就是等同于把它说成是“邪恶的”，但是，氨基酸是左旋的或左手手性的，它们必须考虑出生和生长——因此有些人说，它们恰好是邪恶的对立面。
[Britannica.com，2000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