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界有句久负盛名的老话：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经济。90年代早期，科学发射任务的费用越来越高。美国宇航局为了安抚人们对此所表现的不满情绪，公开提出了“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无论是对政客，还是对工业界都是一个挑战。但首当其冲地受到严峻考验的当然还是宇航局自身。随着火星极地着陆器和火星气象卫星这两个被称为“火星探测踏脚石”的科学项目相继发生灾难性的损失，美国宇航局的这句座右铭遭到了相当大的批评。

跟普通民众的想法相反，我们至今仍没有证据表明“更快、更好、更便宜”是这两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因为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科学发射的次数还不多，月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实际上，所有的空间科学研究项目都存在损耗率过高的问题。

例如，在四架升空不到一年的太空X-射线望远镜中，已经有两架（日本的Asto-E和德国的Abixas）完全损坏了。再早几年，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欧洲航天局（ESA's）的CLUSTER；俄罗斯的Phobos I和行星探测器Mars'96；同属美国宇航局探测器系列的高能暂态实验装置（HETE）和宽城红外探测器（WIRE），等等。还有许多蹩脚的发射任务用其他灵巧的办法修复了（当然这增加了费用）。

1990年，也就是在美国宇航局发射伽利略号宇宙探测器去本星之后不久，它的主天线就不可挽回地发生了故障面不能展开工作。工程师们只好通过副天线来接受科学数据，其图像质量至今仍受到很大影响。

很明显，科学发射跟发射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这类商业发射不同。前者总是追求独一无二的技术创新，而后者却追求在风险尽可能小的情况下取得可靠的投资收益。因此，商业发射是建立在受科学驱动的技术进步之上的。如果，我们把一次“圆满的"科学发射任务定义为：它既在技术上是成功的，同时也能够获得重要的知识进步（在科学上它也是成功的）；那么，大概只有一半的科学发射任务称得上是圆满的。这是好还是坏呢？我们能不能因为我们在探索未知世界的同时，还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就决定停止科学发射呢？当然不能！

从两台失事的火星探测器的遗骸来看，发射小组的经验明显不足。在发射之前，他们是有可能检测到内部通讯的错误，而那个错误正是导致探测器无法正常工作的主要原因。科学家们应该更加注意检测每次发射任务的整体逻辑、通信次序以及软件质量等等方面的工作。从系统级测试到轨道操作的计划和执行，他们都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另一个教训是各大航天机构所起的作用不明确。除了美国宇航局之外，其他各个机构都需要进一步调整它们的目标。在欧洲，航天科学活动依赖于欧洲航天局和各个国家所属航天机构之间的配合。因此，很自然地应当把较大的发射任务交由欧洲航天局来承担，而剩下的较小的发射任务则分配给各国自己的航天机构来完成。这样做尤其需要相互协调，因为科学具有更大的战略自由。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决定了每个航天机构的商业作用。但是，他们却相信各个航天机构以及它们的联合体，让它们自行规划和执行那些动人的科学战略。然而现在，摆在每个科学家面前的问题，不是机构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们能为机构做什么。

正当美国宇航局忙碌于对它的行星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并决定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准备重返火星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主动去申请经费以使自己的研究计划成为现实。

[Science，200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