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心灵塑造了连续相继的历史时代的思想。路德和加尔文引发了宗教改革；洛克、莱布尼兹、伏尔泰和卢梭引导了启蒙运动；现代思想则极大地依靠了查尔斯 · 达尔文的影响。

显然，21世纪初我们对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地位的观念已同19世纪初的时代精神极其不同了，但关于这种革命性变迁的根源并不存在一致的意见。卡尔 · 马克思是经常被提到的；对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亚伯拉罕 · 佩斯则极度宣称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深深地改变了现代人思考无生命自然现象的方式。”虽然佩斯—这样说就认识到了自己是在夸大其辞，“事实上说`现代人'不如说`现代科学家'更确切。”因为为了能够正确评价爱因斯坦的全部贡献，一个人需要有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和数学技巧方面的素养。这种限制，对于理解现代物理学的所有非凡理论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这些理论对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但关于生物学的观念情形就极不同了。许多在过去150年里被提出的生物学思想同每个人设想为正确的东西完全发生了冲突。接受这些思想需要观念上的革命。没有任何其他生物学家比查尔斯 · 达尔文更多地导致了普通人世界观的重大修正。

达尔文的成就是如此多且多样化，以至于对他所作的主要贡献区分为三个领域来讲是很有必要的，即进化论生物学、科学哲学和现代的时代精神。尽管本文集中论述最后一个领域，但为了完整性，我将就达尔文作出贡献的前两个领域提出简短的看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他后面的思想。

世俗的生命观

达尔文建立了生命科学的新分支：进化生物学。对此他在4个方面的贡献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产生了越出学科界限的巨大影响。第一，没有永久不变的物种，这是进化自身的现代观念。第二，分支进化的概念，意指地球上有生命的所有物种共同地都遗传自单一的唯一起源。而直到1859年，所有的进化学说，比如博物学家J · B · 拉马克的学说，却都支持直线进化。一种曾经流行一时的通向完美境界的目的论观点，它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链中生物等级思想的延续。达尔文进一步指明进化应当是渐进的，并没有重大的破裂或间断。最后，他推论出进化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上述四方面的真知灼见为达尔文建立新的科学哲学分支，即生物哲学奠定了基础。尽管到这个新的哲学分支完全建立起来时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最后形式是以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为基础的。例如，达尔文把历史性引入了科学。进化论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形成对照，是一门历史科学——进化论者试图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定律和实验对说明这样的事件和过程是不适用的。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包括对特定情景的试验性重建，这一情景是可以使人对事件尝试着作出解释的。

例如，对白垩纪末期恐龙的突然灭绝已经有三种不同的情景被提了出来：毁灭性的流行病；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小行星的碰撞，即有名的阿尔瓦雷兹理论（Alvarez）。前两种叙述由于彼此证据不相容而被否定掉了；而所有已知的事实都符合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的阿尔瓦雷兹理论。历史性叙述的检验暗示曾经使物理学家C · P · 斯诺深感困惑的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巨大隔阂，现已不存在了。进化论生物学由于其方法论以及能容纳使变化成为可能的时间因素，成了沟通上述两种学科的桥梁。

由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 · 拉塞尔 ·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发现的自然选择，它本身必须被视为非凡的哲学进展。这一原理在2000多年的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休谟、康德和维多利亚时代，一直无人知晓。自然选择的观点在解释方向性的和适应性的变化方面已产生了显著的说服力。它的本性是朴素简明的，不像物理学定律中被描述的力那样，它的机制简单地就是次等个体的排除。这种非随机的排除过程促成达尔文的同时代人、哲学家赫伯特 · 斯宾塞用现已是为人所熟悉的术语“适者生存”来描述进化（这一描述长久以来被人嘲笑为循环论证：“谁最适者？那些生存着的。”事实上，仔细的分析通常能断定为什么特定个体不能在特定条件下茁壮成长）。

自然选择原理的真正非凡成就在于它使寻求“最终原因”——即导致特定结果的目的论力量，变得毫无必要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前定的。进一步说，当环境条件变化时，从一代到下一代的选择的对象甚至也会发生变化。

多样化的种群对自然选择的正常作用是必需的（达尔文的成功，意味着类型学家有关同一等级的所有成员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一观点站不住脚了）。由于变异的重要性，自然选择应被认为是两阶段的过程：首先是充分变异的产生，然后是劣等个体的排除。后一阶段具方向性。通过采纳自然选择，达尔文解决了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偶然性或必然性问题。地球上的变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生物在第一阶段上，由偶然性支配，而在第二阶段上则由必然性支配。

达尔文是一个整体论者：他认为选择的对象或目标基本上是作为整体的个体，而几乎从1900年开始，遗传学家就以还原论者的态度宁可认为基因是进化的目标。但在过去25年里，他们已极大地转向了个体是主要进化目标的达尔文主义的看法。

1859年之后的80年里，就4个竞争性的进化论理论中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这一问题，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着。“衍变论”强调新物种或新形态是通过一个单纯的突变或不连续的变异产生的；“直生论”坚持认为固有的目的论趋向导致了生物变态；拉马克主义的进化论依靠获得特性的遗传；现在则是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的变异进化论。在20世纪40年代进化论的综合时期，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出现的。当时遗传学中的新发现和关于分类学的分类观察资料结合到了一起，按亲缘关系进行了生物分类。现在，达尔文主义几乎已完全一致地为有识见的进化论者所接受。此外，它还已成为生物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新生物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依旧没有被发现，它就是生物学过程的二重性。这些活动既受物理学与化学普遍法则的支配，也受已经铸造了几百万代基因型的遗传程序支配，这种遗传程序本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拥有着遗传程序并构成原因的遗传因子在有生命的生物体那里是独一无二的，而这在无生命世界是完全不存在的。由于达尔文时代分子和遗传学知识的落后状态，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遗传因子。

新生物哲学的另一方面涉及定律的作用；达尔文主义中定律已被观念所取代。在物理科学中，理论通常是建立在定律的基础上的，例如，运动定律导致了万有引力理论；而在进化论生物学中，理论极大地建立在诸如竞争、雌性选择权、选择、演替和支配等观念之上。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些生物学观念不能归并为物理科学般的定律与原理，达尔文自己从来没有清晰地表述这一思想。我关于达尔文对现代思想极具重要性的论断是对上一世纪达尔文主义理论分析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生物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发生了。这一转变并不完全由达尔文所引起，但它很大程度上因进化论生物学的发展而强化。既有竞争性历史叙述的检验，也有观察、比较和分类，它们变成了进化论生物学的方法，并超过了实验法的重要性。

我并不主张把这一时期的所有智力发展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就像对法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皮埃尔 · 西蒙 · 拉普雷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决定论的批判，我认为其中的大多数是“悬而未决”的。但达尔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是居于前列的，或者是促进新观点最强有力的一人。

达尔文主义的时代精神

一个21世纪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极大地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居民了。这一转变有多种根源，特别是与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有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思想领域的这一转变实际上根源于达尔文的思想，这一点却没有被正确评价。

回忆1850年那时候，实质上所有主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所栖居的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就像神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上帝创立了智慧的法则，使得所有生物相互之间以及与其环境之间都能极好地适应。同时，科学革命的设计师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基于物理主义（对存在于时空中的事物或事件或其性质的一种还原论）、目的论、决定论和其他基本原理的世界观。西方人的这些思想产生于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前。由达尔文提出的基本的原理同这些主流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冲突。

达尔文主义拒绝任何超自然的现象与因果关系借助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单独地、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世界的适应性与多样性。它不再要求上帝作为创造者或设计者（尽管一个人即使他接受了进化论但仍旧坚定而自由地信仰上帝）。达尔文指出，圣经里所描述的创世以及其他文化中关于世界起源的描述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同自然的世界相矛盾的。被自然神学家如此赞美的“奇妙设计”，它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更仔细地观察也显示设计并不总是如此奇妙——见《进化与疾病起源》，伦道夫 · M · 内思和乔治 · C · 威廉姆斯著，《科学美国人》，1998年11月）将上帝从科学中排除出去，而给所有自然现象留出严格的科学解释的余地，这引发了实证主义，产生了强大的智力与精神革命，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达尔文主义反对类型学从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时代起，世界多样性的普遍观念一直强调它的不变性和恒久性。这一观点称为类型学或本质主义。它认为表面上的多样化是由自然本质（本体或类型）的有限数目构成的，每一个形成一个等级。每一等级的成员被认为是同一的、永恒的，并明显地独立于其他本体的成员。

相反，变化是非本质的和偶然的。三角形就说明了本质主义：所有的三角形有着相同的基本特性，并且同四边形或任何其他的几何图形有着明确的界限。在三角形和四边形之间的中间形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类型学的思想是不能调节变化的，它引起了使人类产生误解的观念。对类型学家而言，白种人、非洲人、亚洲人或爱斯基摩人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几个类型，这种思想的样式导致了种族主义。（虽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知识的无知运用，它经常因为为种族主义辩护而受到指责，但坚持已被驳斥的先于达尔文的本质主义事实上也可能导致种族主义观点。）

达尔文彻底拒绝类型学的思想，却引入了完全不同的观念，即现在所称的种群思想取而代之。有生命生物的所有群体，包括人类，都是由独一无二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种群，在60亿人中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种群的变化不是由于他们的本质，而仅仅是由于平均统计差额。通过否认种群的永恒性，达尔文促进了将历史引入科学思想的过程，并在科学中提倡一种说明性解释的崭新方法。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使人们再也没有任何必要去乞灵目的论了从古希腊起，就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目的论的力量，它导向更为完善的境界。这个“终极原因”是亚里士多德详细说明的诸多原因之一。后来的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之中，借助物理学家关于牛顿学说的解释，并非很成功地试图描述生物现象，然后他就祈求目的论的力量了。甚至在1859年之后，目的论的解释（直生论）在进化生物学中依旧很流行。对“等级自然”和自然神学解释的接受是目的论流行的另外表现形式，达尔文主义则把这样的思想清除了出去。

“目的论的”这一名称实际上运用于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在无机自然界中，许多表面上有目的的过程其实是简单的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石子下落或加热的金属片变凉了，是因为物理规律，而不是一些有目的的过程。在有机界发生的过程则明显具有自己的目的性，这是受到天生遗传的或获得性程序的作用。适应性系统，如心脏或肾，或许参与了可以被认为具目的意向性的活动，但系统自身是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通过自然选择保持着良好的协调性。最后，还有一种对宇宙目的论的信念，它将意图与前定的目的赋予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但现代科学不能证明任何这样的宇宙目的论的存在。

达尔文废弃了决定论拉普雷斯臭名昭著地夸口说当前世界及其所有过程的完整知识能使他预言未来，直至无限远；相反，达尔文则承认整个自然选择过程中随机与偶然的普遍性（天文学家兼哲学家约翰 · 赫斯切（John Herschel）轻蔑地指出自然选择是“乱七八糟的法则”）。在自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偶然性对许多物理学家而言是令人讨厌的思想。爱因斯坦在他的陈述中表达了这种厌恶：“上帝不是掷骰子的。”当然，就像先前提及的，仅仅在自然选择的第一阶段，变异的产生是一件偶然的事。而第二阶段的特征，即实际选择则是方向性的了。

尽管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最初持反对意见，但自然过程中偶然性和机会的作用现在几乎被普遍承认了。许多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否认生物学中普遍法则的存在并建议所有的规律性应当用或然性术语来陈述，因为几乎所有的所谓生物学法则都存在例外。所以，科学哲学家卡尔 · 波普著名的证伪检验标准不能运用于这些事例。

达尔文发展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一种新的人类中心说在达尔文的所有建议中，他的同时代人发现有一条接受起来特别困难，即运用于人类的普通遗传理论。神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类是一种高于并远离其他生物的物种。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都同意这一观点，且不管他们思想的其他部分分歧怎样。但生物学家托马斯 · 赫胥黎和欧斯特 · 黑克尔通过严谨的比较解剖学研究揭露了人和现存的类人猿明显地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一评价在科学上再也没有遭到严肃的质疑。应用于人的普通遗传理论剥夺了人类先前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份。

尽管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事件并没有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对人的研究显示，虽然他具遗传性，他确实在所有生物体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智力是任何其他生物所不及的。人类是唯一具有真正语言，包括语法和句法的动物。就像达尔文强调的，只有人类发展出了真正的伦理体系。此外，通过高级智力、语言和长期的父母照料，人类是唯一已创造出丰富文化的生物，凭借这些，不管是祸是福，人类已经获得了对整个地球的前所未有的支配力。

达尔文为伦理学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础一个频繁地被提出、又通常会被漠视的问题是进化是否能适当地解释健全的人类伦理。许多人奇怪，假如选择酬劳的仅仅是个体的那些增进他自己生存和再生产成功的行为，那么这样十足的自私难道能导致任何合理的伦理。在19世纪末期被斯宾塞所提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流行甚广的论题，就是进化论的解释和伦理学的发展不相一致。

我们现在知道，在具有社会性的物种那里，被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体，而且整个的社会群体可能是选择的对象。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遗传》中将这一推论用到了人类物种上。社会群体的生存与繁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体成员和谐的协作，而这一行为必须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利他主义，它促进群体的生存和繁盛，也间接地有利于群体中的个体。结果就是有助于对利他主义行为的选择。

家族选择与互惠尤其会在社会性群体中极大地受到青睐。这种利他主义的选择近年来被证明在许多其他社会性动物中也是极普遍的。社会性群体中由于利他主义与和谐的合作产生的繁盛被自然选择所推进，据此，也许就能简洁地表述出伦理观与进化观之间的关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老论题——严格的自私性——是建立在对动物，特别是社会性物种的不完全理解之上的。

新观念的影响

现在，概括一下我的主要研究结果。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再质疑所谓进化论的有效性，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简单事实。同样的，达尔文的独特论题中大多数已被完全证实，诸如普通遗传、进化的渐进主义以及他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解释。

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阐明了达尔文思想影响的广泛应用。的确，他通过引入时间因素，通过证实机会与偶然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在进化论生物学中阐明这种理论，建立了一种生物哲学，这种哲学是建立于观念而非定律基础上的。但此外，也许达尔文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发展出了一套影响每个人思想的新原则：生命世界可由进化得到解释，而无需求助于超自然性；本质主义或类型学是无效的，我们必须采纳认为种群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种群思想（这对教育和驳斥种族主义是极为重要的）；自然选择用于社会性群体时，确实能充分地对利他主义伦理体系的起源与保持作出解释；宇宙目的论，作为一种生命自动趋向更为完善境界的内在过程，它是虚妄的，所有表面上具目的论倾向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物质过程得到解释；这样，决定论遭到否定，我们的命运则正当地交给了我们自己的进化之手。

借用达尔文的措词，这种生命观自有一种伟大在其中。思想的新样态已经并正在进化。在现代人信念体系中，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以某种方式受着达尔文主义原则的影响。

[Scientific American，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