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特点

求异性创新是一种求异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以求异而非求同为价值取向。熊彼得在创立其技术创新理论时，曾对创新给出一个经典的著名描述：创造性破坏。爱因斯坦也说自己“离经叛道”，创建相对论所需的“批判性思维”主要来自休谟和马赫。破坏什么，批判什么？离什么经，叛什么道？显然指向传统的权威的观念、知识、礼法、体制等。

人们习惯于求同、从众，这样比较保险、太平、安全。确实，听从权威的意见，遵循传统的礼制，所谓人云亦云、跟随大流，保险系数是大些。不过，大家都求同从众，不敢标新立异的话，就谈不上创新了。试想，倘若维萨里、爱因斯坦、诺伊斯、霍夫、普鲁西纳等人也求同从众而不求异思变的话，人类还会拥有人体解剖、相对论、集成电路、微处理器、朊病毒等等创新的瑰宝吗？倘若上海家化不走市场经济新路的话，能发展壮大为年销售额12亿元的大公司吗？因此，求异是创新的根本特点，也是创新者的宝贵品质。

必须指出，创新的求异性并不是对传统的盲目怀疑、全盘否定。创新无疑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离传统之经、叛传统之道，但这种破坏是“创造性”的。它同时又要肯定传统的合理性。“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爱因斯坦这一深情的表白，极好地体现了创新的辩证法。

不确定性创新之路也就是风险之路，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被承认，也可能受批评；既可能得到推广，也可能湮灭。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主要受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力量。求异创新要见前人之未见，揭示自然界更深刻的本质，发明更精巧更有效的产品。这谈何容易！自然界是那样的纷纭复杂，假象与真象交织，现象与本质对立，原因和结果互变。达尔文还曾风趣地说：大自然是一有机会就要说谎的。确实，大自然总是把现象、假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将真象、本质深深地隐藏起来。请看那朊病毒，隐藏得多么深多么巧，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后，还分那致病的和不致病的两种，而这两种的组成成份又完全相同，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创新之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挫折、失误、失败；而且，更多的是挫折、失误、失败。谁也不能打成功的包票，发现钾和钠元素的化学泰斗戴维，甚至用“失败”来概括他的一生，颇值得回味。

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力量。《新约全书 · 马太福音》中写道：“拥有者仍将给予而拥有更多；不拥有者则连其所有也要被剥夺。”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借用这个典故，来形象地概括这样的社会现象：一个人一旦出了名就越容易出名，拥有的荣誉就越来越多；而越不出名的人则越难出名甚至他应该得到的也得不到。这便是“马太效应”。社会为了维护其稳定和秩序，必定会形成一套相当严密的保护传统和既得利益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创新的严重阻力。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我们看到，不论是身处近代科学初兴时期的维萨里，还是身处现代科学突飞猛进时期的普鲁西纳，他们的创新都受到重重阻力。至于对社会的革故鼎新，那更是经历激烈的争斗，乃至血腥的冲突。

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决定了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使创新者常常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也使少数幸运儿赢得巨大的报偿。

个体性创新主要是个体的创造过程。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把创新喻为“思想的历险”，这一说法极为传神地表达了创新的个体性，因为思想无疑主要是个体的活动，他人是无法取代的。从典型案例中，我们不难体悟到，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如何看待传统的观念、权威的意见、公认的常识；如何从旧的思想囚笼中解放出来，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一心路历程，是艰辛的、深刻的、反复的、微妙的，其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非创新者实难有深刻的感受。维萨里开始也很崇拜盖仑，不敢怀疑盖仑的权威。当他接受文艺复兴的新观念，以经验为最高权威，不愿再做学舌鹦鹉之时，便勇敢地举起解剖刀，公开展示人体解剖，出版《人体的结构》，即使遭到老师的痛骂，被神学家诬为“杀人”也坚持走自己的路。爱因斯坦早在16岁时，便忽发奇思怪想：以光追光会怎么样？这一“思想实验”一直萦绕于他的脑际，直到十年之后，才找到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一突破口，经过五个星期关在搁楼里，“神经失常”似的紧张工作，相对论破土而出。基于创新的求异性、不确定性、创新者往往相当独立、主观、顽固。在常人看来，其思想怪异，不合常识；其行为荒诞，不通常规。尤其是在创新的高潮期间，简直可以不顾一切，只关心创新思想的实现。这正是创新的个体性的重要体现。倘能见怪不怪，不仅能够理解，而且加以支持，那就好了。

社会性创新以个体的创造性（特别是创新思想）为基础，但终究是社会行为。创新的个体性并不排斥其社会性。相反，恰恰需要社会性的补充和支持。

创新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

（1）创新需要群体的互补和协作。思想虽然无法取代，却需要相互交流、互补、辨难和激荡。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富有个人魅力的特立独行的科学巨匠，在其创立狭义相对论过程中，也得益于三二知己在奥林比亚咖啡馆无拘无束的讨论。

（2）创新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承认。每一个创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共同体中，完全脱离社会的创新者和创新行为是不存在的。维萨里之所以能在帕杜瓦大学公开展示人体解剖，那是由于帕杜瓦大学的特许。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更需要互补和协作。维纳在创立控制论过程中，广泛结交物理、通讯、生理、心理和社会学家，与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切磋讨论，从而发现了无机的过程（如大炮打飞机）和有机的过程（如老鹰捉小鸡）之间有共同的反馈调节机制。因此，他鲜明地主张：“搞科学应当协同努力”。他说得好，“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像一群下属围绕着一个司令官，而是由于那种要想理解这整个区域和互相取长补短的愿望，更正确地说，由于这样一种精神上的需要。”我们还要看到批评者反对者的积极作用。倘若没有反对者对朊病毒的批评，也许普鲁西纳对朊病毒的研究会止于提纯、鉴定出朊病毒，而不一定会迅速转入研究其致病机理。

诺伊斯研制的集成电路，霍夫发明的微处理器，如果得不到市场的承认、用户的认同，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庞大的英特尔“帝国”。熊彼得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从产品研制到占领市场的全过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调社会承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创见，适用于各类创新。当然，其承认的机制和形式各不相同，不一定都表现为占领市场。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后，实际上仅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有影响，而且多数人表示怀疑和拒绝。1919年当两支日食观测队分别在非洲和南美洲，用精确的观测结果同时证实了相对论的预言时，爱因斯坦几乎一夜之间闻名世界。这种科学观测，就是对相对论的有力支持，促进了对它的承认。安徽凤阳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承包责任制，更有戏剧性。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它曾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尾巴，受到严厉批判。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它则作为农村改革的先声和典型，甚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典型，受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支持和高度评价。上海家化公司的创新，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否则肯定不可能成功。

创新的文化要求

通过上述创新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创新是有特定的文化要求的。不满足这些要求，创新就难以实现。创新的文化要求相当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问题等，会有明显的或微妙的差异，尤其是侧重点的不同。但大致上都有如下一些要求：

鼓励变革创新是求异思变的活动过程，尚求异而忌求同。不过，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求异都会面临巨大的精神文化障碍和压力。从个体层面讲，主要是突破传统和权威，会不会带来不安全感？从群体层面讲，已经形成的传统和权威，对于受到的任何挑战，都有敏锐的保护和反应机制。

显然，不排除这种障碍，创新就可能止于空想、空谈。为此，建立鼓励变革的价值导向便成为创新的首要文化要求。价值本来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马克思曾引证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现在，价值概念已远远超出商品交换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一个社会或群体的价值导向，是这个社会或群体的文化标志。倡导求异变革还是僵化保守？关系到这个社会或群体能否不断创新、永葆活力。鲁迅先生说得好：“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硅谷之所以成为创新者的乐园，正是因为那里以鼓励变革为价值导向，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诺伊斯离开恩师，自行创业，在硅谷是很正常的受到赞许的事，决不会被抨击为“忘恩负义”，“目中无人”。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曾高度评价美国人民的创新精神。确实，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他们鼓励变革的价值导向是分不开的。

宽容宽松创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必定会有失误、失败。失误和失败与创新永远相生相伴，不可能有那么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创新。否弃了失误、失败也就否弃了创新。这是创新的辩证法，创新的命运。

基于此，我们要理解和宽容失误、失败。要看到在创新之路上，失误和失败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通向成功的重要桥梁和阶梯。没有二百多次的失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维尔穆特及其研究小组能取得克隆羊“多利”的成功吗？失误和失败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指出创新之路上哪些地方是陷阱或绝壁，犹如竖起一块“此路不通”的路碑；二是启示如何去另辟蹊径，逐步逼近成功，好比是创新之路上一束或明或暗的亮光。在创新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能丧失信心、轻言放弃；千万不能过于苛求、倍加指责。关上了失误和失败的大门，同时也就关上了创新的大门。

宽容，还指对创新者的一些小毛病、怪习惯不要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创新者也不例外。

宽松，主要指为创新创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文化环境。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保障学术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使人们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研究需要两种自由，即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外在的自由指不会由于发表关于知识的各种见解而遭受危险或损害。内心的自由意味着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强调，这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

这一些，同样适用于创新。没有宽松自由的环境，人们畏首畏尾，不敢发表独立的见解，不能进行创新的试验，还谈得上什么创新呢？微观和宏观的实证研究表明，哪个单位、哪个国家、哪个时段创新成果数量多、质量好，均与宽松自由的环境密切相关。

保护少数这本来应该是宽容宽松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提出来，乃是由于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创新者总是少数。创新要突破传统和权威，发现和发明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不管我们如何倡导创新，基于其难度和压力，创新者总是少数（尽管人人都有可能创新）其中之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更是少而又少。这少数创新者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宝贵的精英。他们当然不可能个个都成功，但他们可能确实掌握着真理，新的知识、技术、方法在他们的脑海中和手心上。不诚心、不精心保护他们，挫伤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会错失创新的良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损失。比如霍夫，在最孤立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得到了主管英特尔公司产品研制开发的高层领导诺伊斯的支持，其人其产品随之脱颖而出。倘若他得不到保护的话，微处理器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问世，英特尔公司也不知会成何局面。

这种特殊性还在于，保护少数难以做到。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创新者虽然是少数，却并非弱者而是强者。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重要原则。选举结果，当选人不管你中意不中意，都要尊重这个结果，承认其合法性。但创新却不能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这一边，在创新者这一边。因此，口头上讲保护少数并不难，而要真正树立保护少数的文化观念却会遇到诸多障碍。其实，创新者在他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在他们受到内外夹攻处于孤立状态的时候，也是弱者而非强者，需要同情需要保护。同时，保护少数也是民主的重要原则。就选举而言，少数当然要服从多数，但少数也要得到尊重，多数不能歧视更不能打击少数，这才是全面的完善的民主。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角度为保护少数进行文化辩护，建立保护少数的文化。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那些打着“创新”旗号的别有用心之徒。

交流协作从结构的角度看，创新是结构的优化和重组，包括知识结构、人才结构等。怎样优化和重组结构呢？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便是交流协作。不管是多么杰出的创新天才，多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专家，都需要信息的交流、思想的激荡、知识的互补。早在近代科学初兴时期，彼此独立的科学家就主动寻求交流的渠道。所谓“无形学院”，主要就是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场所和形式。17～18世纪成立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柏林学院等科学社团，以及《哲学学报》等刊物的创办，正是适应交流需要的产物。牛顿在创建其力学体系的过程中，曾深深得益于交流。皇家学会秘书多次向他通报有关实验情况，并催促他发表自己的成果；皇家天文台长常常和他交流讨论观测数据。当他初步建构成其体系时，由于与已知地球观测的某些资料不够吻合，被锁进抽屉里；而当他获悉法国科学院组织的新的地球观测资料时，很快就公布了作为近代科学标志的伟大成果。至于现代科学，由于其分工越来越细，规模越大越大，难度越来越高，正如维纳所说，交流更是精神上的需要。

为什么创新需要交流呢？从本质上看，缘于交流往往注入或激发异质的因子。人们常说综合就是创造。其实更确切的，应该说创造是异质的综合。在遗传育种上，杂交创造新种。亲缘关系越远，遗传因子相差越大（远缘杂交），创造的品种也越新，当然也越难。创新既然以求异为价值取向，毫无疑问，它要寻求有利于求异的文化样式和途径。其中最有生命力的样式和途径之一，便是交流。为什么许多学校、研究部门、企业的“咖啡时间”那么受欢迎呢？因为通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交流，能够获取新信息，触发新思想，是创新的温床。大量事实已充分证明，具有多种知识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的人更有创造性；具有多种知识、多种人才、多种风格的集体，也更有创造性。最早荣获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杨振宁，在回顾和总结他的学术之路时，多次感谢和强调他非常幸运地既受到很好的东方文化的教育，又受到很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又有了创新的能力。另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李政道，热心倡导科学和艺术的对话，用东方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科学的内容。这就是交流的文化力量。

创新不仅需要交流，而且需要协作。创新向来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现在仍然需要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但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还需要倡导团队协作的文化精神。而且，这种协作已扩大到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风险资本之间，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绘制完成，是国际大协作的最新样板。人体23对染色体中，有大约30亿碱基对，4～10万个基因。要解读这部自然进化中最为神奇深奥的“天书”，把30亿碱基对的排列顺序搞清楚，并找出其中的基因，它的工作量之大和难度之高可以想象。通过美、英、法、德、日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协作，创造了不少新技术、新方法，提前5年左右完成了预定目标。我国科学家不仅在最后阶段参加了国际大协作，而且在国内也实行大协作，如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南方中心的协作。在南方中心，又组织上海有关单位的协作。通过这样的协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第3号染色体3000万对碱基的测序，同时还取得了若干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成果，如对我国南、北两大人群遗传关系的研究。

创新是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灵魂。在新的世纪，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全面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社会精神。

[2000年12月16日在上海科学-技术-社会沙龙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