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聘请为该校校长，这一被称为中国教育界骄傲的重大新闻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关注。日前，赴英国接任后返沪的杨福家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畅谈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学生得到很大的尊重
记者：您这次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短短几天，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杨福家：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得到非常大的尊重。这次我一到英国的第一项活动就是代表诺丁汉大学参加每两年一度的英国女王颁奖仪式，主要奖励评选出的英国各大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女王、公爵坐在颁奖台上，旁边各有三排座位，坐的是获奖者所在大学的校长，台下是来宾。副校长（执行校长）带领获奖的主要人员走上台来，女王、公爵与他们交谈，完了后在另外一个房间，女王、公爵与获奖人一一握手、交谈，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学校可推举10人参加这个会议，但其中有4人是参与项目的学生，其他6人是校领导、项目导师等，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从中你可以看到对学生的尊敬。
记者：许多人都很关心您怎么来当诺丁汉大学的校长？
杨福家：实际上，在英国体制下的所有大学的日常事务是由执行校长负责的。作为校长，我的职责有三项：一是主持每年的董事会，二是主持、参加学校每年的学生毕业仪式，三是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如最近参加英国女王的接见、颁奖活动）。
当然也包括如何扩大学校的国际化交流，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平时学校的日常工作则是执行校长的事。但这三件事是我作为校长必须做的，特别是学生的毕业仪式，校长一般不能请假，否则是重大失职。邓亚萍也在这个学校学习，她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进了中国的大学，校长一般是看不见的，而在英国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怎么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是很具体的。
了解世界一流实验室的动向
记者：您曾多次呼吁要了解国际一流实验室正在做哪些题目，瞄准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我们的创新点。结合您此次英、美之行，想请您就此再发表一些看法。
杨福家：我粗粗翻了一下这两天的《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的科学版，上面登了很多有关在蛋白质、基因、使光速变慢和对宇宙大爆炸解释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报道，这些都是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里开展的课题，这些题目一旦有所突破，都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我这次去了诺丁汉大学几天，到下面去看看，作为校长去看他们，他们很重视，皇家学会会员都来介绍。从这些介绍中大致可以看到，哪些工作已经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苗头了。诺丁汉大学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在全世界是有地位的，例如他们已从番茄中找到了能改变其颜色和延缓其成熟的基因。我对他们说，现在人们公认番茄中的红色素有抗癌的功效，如果你们能把这一有关基因抓住，并分离出来就有可能拿大奖。他们听了很有兴趣。
目前，生命科学的进步更为引人关注。距去年6月人类基因组序列框架图测出一年不到，今年2月12日，人类基因组组织和塞莱拉公司在美国同时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全部测定完成。消息公布时我正在美国，美国各大媒体对这件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天内连续播报，CNN电视不断地广播，并配合播出很多图像背景资料，整个气氛很浓郁。据报道，此次新公布的人类基因组草图的一大发现是，组成基因的碱基对居然只占总的碱基对数目（30多亿）的1%。人的基因总数比预料的（10万个左右）要少了许多，只有3万左右，比老鼠的多不了多少。人们必然要问，人类进化了那么多年，那些剩下的99%的碱基对都是废物吗？不可能的！那么，它们究竟是在起什么作用？另外，人们已初步觉察人与动物的差异，主要不在基因数目而在蛋白质。谁能在蛋白质研究上有所进展，就有可能有大的突破！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课题现在很多，关键是要有攻克这个堡垒的眼光和策略。
创新性、前瞻性十分重要
记者：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的一等奖再度空缺，个中原因当然不少，但选题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恐怕是重要原因。
杨福家：从目前国内一些实验室正在做的某些课题来看，看不出有拿大奖的苗头。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两种类型的工作，一种是能在国际上拿金牌的，另一种则是对国家的经济有比较大的用处，而不在于国际上有没有名望。如果这两条都没有，你还把精力放在上面，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是我们有些科研人员由于各种条件局限，只能在小课题上兜圈子，你说他不在研究吧，他也有课题，有个几万元钱，但即使做出来又怎么样呢？我看不到大的前途。要知道拿诺贝尔奖或者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不容易的，需要你花精力，也很可能冒失败的风险。如果不花大精力，又不冒大风险，那怎么可能拿大奖？花大精力、冒大风险，不单是个人的事，而且环境允不允许也至关重要。
创新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创新有赖于人才，人才是靠教育的，而教育的基础是基础教育，从小学、中学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出了点毛病，现在正在改。我不讲个别例子，个别优秀的人不论在什么环境都会出来几个，如陈景润、吴文俊这样的一流人才。我讲的是普遍的情况，看是不是会有大批人才冒出来，只有在大批人才冒出来的情况下，才可能其中有几个人能出非常大的成果。
超导故事的启示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即使有了好的题目，如果没有好的创新环境，还是很难做出能拿大奖的工作？
杨福家：是这样。健康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够使得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日后真正要作出创造性工作，还要有土壤和环境。这里的土壤主要是指要有机会，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是不可能有大创造的，再聪明也没有用。另外还要有一种允许你存在的环境，物理学上超导机制的阐明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超导现象是1911年发现的，即一个物体在进入低温状态时电阻就消失了。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超导现象？几十年来世界上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包括一些拿过诺贝尔物理奖的人，都没有研究出结果。
到了1956年，有一个年轻人拜诺贝尔奖得主巴丁为师，巴丁就给了这位名叫施里弗的研究生10个题目，让他自己挑一个。比较一下我们这里，一个博士研究生在选论文题时，导师通常会给学生一个这3年里稳能做出来的题目。这样虽然顺顺当当，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这个学生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因为这样的题目这个学生再怎么花力气去做也是做不出大东西的，至多发表一篇文章而已。而巴丁不是这样，他给10个题目让学生自己挑。结果这个年轻人挑了第10个题目，巴丁一看就对他说，这是很难的题目，很多人没有做出来；而他的学生说我有兴趣，我想做。巴丁想一下对他说，你反正年轻，即使浪费2～3年也没有关系，所以就同意他做了。当时如果不让他做也没错，因为这种题目完全不是你学生做的，但这个学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没有土壤再好的花也开不出。
有一天下午，有人请施里弗吃饭，他提前到了，但出于礼貌就先在门口的小花园里坐一会，一边休息一边在想这个题目，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新的想法，难题似乎有解了！但他吃不准，第二于他就去找巴丁。巴丁一听他说完就说，关键点给你找到了。但究竟行不行呢？巴丁就让他的师兄、正在念博士后的库珀去计算，一算出来后难题全部解决，最后这3人共同得到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说明要给年轻人提供创新的土壤和机会。实际上最有创造性是年轻人，江总书记在给院士的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年轻人成长要有土壤，没有土壤他们很难成长，有了土壤还要有环境，这个环境允许他失败。而我们现在这些方面都比较缺乏，即使有了好的题目，如果逼着要3年做出来，逼着完成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恐怕就做不出来了。
洪国藩在英国访问的分子医学实验室，69个人有11个拿诺贝尔奖，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物色人，人物色到了，他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实验室负责提供他很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然后就随便他做什么。成功的实验室都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你怎么可能出自然科学一等奖呢？
中国人应在国际舞台上多亮相
记者：听说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大学100强名单中，中国大学仍无一入选，您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杨福家：这也正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中国迄今没有一所大学能进世界前100名大学的行列，包括最近的商学院世界100强，中国也只有香港科技大学榜上有名。对100强大学的评选自然有其评估标准，据说世界上有一个国际组织根据相关指标一项一项打分，确实存在有些指标我们不太适应的问题，当然也不能排除政治上的某些偏见，否则像清华大学，我相信是能排得进的。但我想我们不妨多找一点自身原因，譬如我以为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大学还没有被人所了解、所理解。所以这方面我们的路程还很长，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记者：作为首位担任英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您认为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杨福家：我个认为，首先当然是中国科技教育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第二，我感觉到被人理解、被人认识也非常重要。而要让人家了解你，你还得走到国际舞台上去。这几年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说让我做了6年的复旦校长，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个位置。但仅仅只是当校长还不够。
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而且在会上被选为执行理事，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在执行理事会里却没有我们的代表。我在参加会议前作了充分准备，充分准备的结果是被选上了。我如果未被选上，进不了理事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人了解我们。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如1997年美国开了一次全美大学校长会议，3000多个美国大学校长参加，会议第一次邀请了外国的5个大学校长作演讲，我被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推荐参加讲演，这样就使得人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你个人。
进入国际组织的过程也就是被人家了解的过程。因此，我们的校长们很有必要参与到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去。现在我们参加的不多，由于种种原因，如要缴会费等。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至今未能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也有这个道理，我们确实有很好的作品，国内的有关团体完全可以做这件事，组织一流的翻译队伍，把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给世人，让国外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
教育全球化是必然趋势
记者：您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再问一个与教育有关的问题，譬如您怎么来看独生子女的教育以及近年出现的出国留学低龄化趋势？
杨福家：教育上难题很多，如现在独生子女很多，如何培养他们与人合作的精神。最近科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人类基因组图谱的测定，2月15日的《自然》和2月16日的《科学》杂志公布了有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都有几百人之多，论文的第一页全是作者的名单，中国也有5位科学家。这使我感到，现在是大科学和交叉科学的时代，爱因斯坦一人拿诺贝尔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留学生低龄化倾向，普遍地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赞成，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看，很多人出去读大学、读中学也不符合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小孩本身情况看，如果这个小孩确实有水平，在高中阶段出去有可能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坦白地讲，我们国内的大学比不上国外一流的大学。总的来说，留学的年轻化倾向我是不赞成的，但很少部分的人愿意试一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发展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
当然这件事也应该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这么多的海外学校为什么愿意到亚洲来？我想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认为亚洲是未来的希望所在，而要想在亚洲发展经济，就必须懂得亚洲的文化，必须使得亚洲人懂得你的教育，所以他们愿意投资。这可能也是他们看中亚洲、选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做校长的原因之一吧！他们是看中亚洲、看中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教育全球化，这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增加相互的了解，只有在他们那里念过书的人，才有可能对他们各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
[江世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