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 · 库兹涅茨（S. Kuznets）在其对收入差异的研究中发现：人均收入的差异具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表现出先逐渐加大、后逐渐缩小的规律；若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则两者之间呈被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KC）的倒“U”型分布。KC的逻辑含义在于，事情在变好之前，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更糟糕的过程。受这一假设的启示，也依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恶化与改善的事实演变轨迹，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普遍的高增长、高污染之后，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开始有所改善的经验数据的支持，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ureger）等均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的假设，试图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表现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关于EKC的最初研究很快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的共同关心。经济学家试图以此来突破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增长极限论；环境学家则希望在此假设基础上，能够定量地研究越来越为全球关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或协调的关系。事实上，EKC假设自身已经表现出了双重内涵，一方面，EKC只有在环境政策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环境政策的干预，环境污染水平可能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动下降。因此，对EKC进行研究的意义也就在此凸现。即如果在人为干涉下环境经济演变呈EKC轨迹，哪些因素会影响它的形态？环境经济相对立的阶段是否可以缩短甚至避免？是否存在着降低转折点的可能和途径？又如何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环境调控政策等使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协调起来？如果说通过对EKC的研究，能够找到使环境经济发展目标趋于一致的方法，也就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

应该说，在经济发展中关注环境问题始于《寂静的春天》（1962年），该书因此被入选为20世纪环境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由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68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大讨论，而《增长的极限》中对人口、资源消耗、污染和粮食生产、工业化5大基本因素进行的考察，因只考虑到单因子的指数增长与地球有限承载力之间的不可调和，把环境与经济放在了完全对立的位置，从而得出了偏激的极限论。这一思想在70年代出现的各种经济理论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反映。而从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的全球《21世纪议程》，清晰地表现出人类追求环境与经济和谐的过程，与这一认识的成长过程相一致，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因人们对“增长”本身认识的完善而逐渐趋于“真实化”。由于没有计算环境的价值和增长引起的环境损失，早期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结果均论证了两者对立的状态。如1979年美国丹尼森对1972～1975年间美国私人部门进行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中的16%可归因于环保法规；1990年，美国巴伯瑞和麦克科钦对美国5类制造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导致美国1960～1980年间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中，10～30%可归因于减少污染增加了投入。当同类型的研究把环境价值作为一种因子进入测算体系时，情况即发生了变化，在考虑到单位排放物的耗电量后，1970～1991年间美国电力行业生产率由年均0.35%的下降率提高为年均0.38～0.68%的增长率。由此，人们认识到把环境与经济放在一个发展的大系统中进行判断是十分重要的。

从理论上讲，上海人均GDP在2000年即已达到3740美元，基本达到一些环境指标转势的水平。对上海1978年以来环境经济各项统计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上海在近20年的环境经济系统演变过程中，反映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与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之间仍然呈负向变化，虽然负相关系数较小，f检验结果不足以说明其间的负相关关系，但表现出的趋势不容乐观。它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上海20年水气环境质量未随经济增长发生同步同率的恶化，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我们的研究还表明：（1）上海经济发展在经历了80年代发展与整顿的锯齿型过程后，90年代逐步趋于稳定的增长，三次产业结构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改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耕地的快速减少和三次产业人均产出的走向，人均产出第一产业增幅最大，第二产业大幅大降，第三产业有较大增长。（2）上海的空气环境质量20年来稳中逐年有改善，尤其是城区SO2和降水酸度表现出最大的改善幅度。由于交通流量的增加，近年来NOX浓度有上升趋势，所有空气质量指标浓度均沿着城区※郊区※郊县呈渐次降低。（3）表征上海水环境质量的一些指标如DO得到了改善，在进入90年代后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作为上海水体有机污染特征指标的NH3-N则表现出恶化的趋势，上海的水源地之一淀山湖的水体富营养化90年代开始加剧。（4）研究时段内能耗增长的速度要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工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在下降，同时SO2排放量的增幅又低于同时期能耗的增幅，表明上海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但一些指标之间的不相关，如GDP增长率与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增长率，说明上海的环境改善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5）因子相关分析表明，上海环境经济主要调控关系是能耗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黄浦江水质综合指数、人均居住面积和人均绿化面积，主要调控指标是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居住面积增长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出了“中国仍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的判断，同时，“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可能解决各方面的困难”。《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也提出了我国分三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思，其中“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即2030年实现人口规模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度零增长，表明了中国对环境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和态度。因此，在我国开展EKC的研究，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国环境经济演进的过程，在对中国环境经济走势的准确的把握之中，在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维护并改善环境质量，既有意义也有必要。

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数量过程，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不同地区环境经济发展初始状态、过程特征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国外的环境经济模式只有借鉴意义。此项研究的难点在于：（1）需要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定长度的时间序列，（2）需要选择合适的量化模式，以保证所需的模拟精度，（3）要尽量降低对数据的需求量，使之能便利地应用。因影响环境经济过程的人文因素既多，作用力又强，内部机理模糊，难以准确地把握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少数关键因子，因此国内外已有研究往往要涉及很多指标，甚至上百个。而数据要求越多，计算层次越烦琐，误差则可能更大。如何使研究趋于问题的核心，为找到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简洁有效答案，诸多关于区域决策支持系统（DSS）的网络化问题、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地区环境经济演变轨迹、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分析等不断见诸各类专业杂志，对广东、广西，对上海、山东，对乌鲁木齐等的个案研究也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值此背景下，我们选择上海来研究其环境经济发展的数量过程，理由有三：一是上海从1978年至今，人均GDP增长了10倍之多，在未来10年将达到10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这一跨越本身已构成一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为我们研究上海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环境经济过程与趋势提供了数据支撑。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布局，依靠科技推动全过程污染控制已成为上海“十五”规划的发展重点。政策的倾斜和目标的操作化，使我们的研究变得更为迫切，也使我们的工作具备了条件和机遇。三是我们一直从事有关上海社会经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咨询研究，本项目不仅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的深入，而且在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使环境经济过程研究由定性转为定量，这将拓展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提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基于这一目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建立环境经济运作模型，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水平预测上海的资源环境状况；以合适的方式估算上海经济增长的环境损失，并确立适当的代价水平和社会承受限值，寻找上海环境与经济库兹涅茨转折点及位于转折点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等指标值，保障上海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