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目前全球粮食需求的90%来自7种农作物、5种肉类和上万种水产品。在水产品中，80%来自捕捞，20%为养殖所得。这一数字在中国恰好倒过来，即我国水产品的20%来自捕捞，80%来自养殖，养殖产量大大超过捕捞量。目前我国养殖的各种鱼类50多种，虾蟹10多种，贝类10多种，约占世界水产养殖种类的近三分之一。据统计1996年中国的水产品生产量（捕捞加养殖）达2800多万吨，估计到2010年要达到4500万吨。

提供以上水产量数字的是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的邱高峰博士，一周前我在略带海水鱼腥味的水产大学渔业学院遗传育种学科点访问了这位“启明星”。

邱高峰说他之所以选择水产大学从事科研，一方面是他所学的专业，另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但不是强国。邱高峰说这句话既是清醒地描述，又是一种激励。说起中国水产养殖的现状，邱高峰有些激动：基本上是以自然放养和人工养殖为主，科技含量不高，加上水体污染加剧，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邱高峰是福建长汀人，1981年考进福建师大生物系，大学毕业后在家乡中学任教。从教3年后，小邱考入华师大生物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就被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挖”走，成为该学院首位“国产”博士。

邱高峰主要与虾蟹类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物种打交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虾蟹类水产品越来越多的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品。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科研人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邱高峰正在实施的启明星项目，就是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控制“大闸蟹”的性早熟。邱博士告诉我，池塘人工养殖的螃蟹由于蜕皮过频，往往在未达到商品规格大小性腺就发育成熟，停止生长，这种性早熟的螃蟹民间俗称为早老蟹，体型明显较正常发育蟹小的多，严重影响了养殖产量和质量，因此攻克螃蟹的性早熟难题成了水产养殖专家的热门科研方向。邱高峰考虑通过抑制其蜕皮过频以期达到控制其性早熟的目的，为此的关键是找到控制其蜕皮的基因。他的这一科研思路和技术路线得到了“启明星计划”的支持，目前这一课题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邱高峰在到水产大学不久就承担了一项“曙光计划”课题和重点学科基金项目，对我国近海的中国对虾基因组的DNA作遗传多样性检测和分子标记筛选，目的是为了建立我国对虾优良种质基因库、遗传选择生长快、抗病性强的优良养殖品系。我们知道中国对虾是我国特有的水产珍品，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但目前人工养殖的对虾均是未经过遗传选育的野生种群，尚未形成养殖品系，近年来，由于各种人为过度捕捞和海洋养殖环境的恶化，使得我国对虾野生资源面临种质衰退的危险，暴发了严重的传染性对虾病，使对虾养殖业损失惨重，所以养虾人谈“病”色变。邱高峰认为问题出在对虾的种质下降，解决思路是要筛选到抗病良种。为此他和他的同事调查了中国沿海野生的对虾资源，试图从野生虾中找到一种遗传多样性更好、杂合性高的对虾种。他们的足迹遍及东海、渤海、黄海，最后在渤海筛选到了一种杂合性高的野生对虾，该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同行专家的首肯。邱博士告诉我，以前选种主要是从形态上选样，挑那些外观好、活蹦乱跳的，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已成为可能，与传统上依靠形态标记选种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大大缩短了选育时间周期，而且结果更加灵敏、可靠。

邱高峰介绍说，尽管现在的生物技术提供了从基因水平上进行物种改良的可能，譬如，转基因技术可以将生长基因、抗逆基因等转移到水产动物体内，但鉴于人们目前对转基因物种、食品还有恐惧感，国内外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天然的生物、食物。所以邱博士所在的实验室目前就把重点放在从天然野生虾蟹中筛选、繁育优质种苗，而筛选、培育技术本则是建立在分子遗传学等现代生物学技术水平上的。

邱高峰说他们下一步的工作是要与国内外同行合作，构建中国优质水产动物的遗传连锁图谱，一旦建成，对于筛选、克隆天然优质基因将很有用。

人类进入21世纪后，日益受到人口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食物短缺、营养不良等困扰，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海洋，转向富饶的海洋产品。

邱高峰说，目前全球已知的海洋鱼类就有11000多种，淡水鱼9900多种，而中国这两类鱼分别有3200多种和800多种，这一数字表明中国的渔业资源的生物多样性是很诱人的。由于中国水产养殖量已占国内水产量的绝对多数，而水产养殖本身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这一切为邱高峰这一代学者型科研人员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访谈中，邱博士并没有说起他个人未来的一些打算，但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一种追求：要为中国从水产养殖大国变成水产养殖强国作贡献。这句话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这些年用他的科研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我想今后他会用更多的业绩证明这一点。

（江世亮采写自200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