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科学研究中，短视与远见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一个教授或研究员立题之后都有一个完成课题的时间加以限定。不要这种限定？当然要。但是，限定死了，就难出成果。两三年之内冒不出一个泡泡（出成绩），就解聘，不给课题经费。还有一种是如果课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给经费。这些做法据说在高校和研究所还执行得挺坚决的。有些人认为这是研究课题管理工作的一大进步，但我认为应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在基础科学的研究课题中，我们不反对在时间上加以限定——何年何月何日完成课题。但是，有些课题却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举例为证，破解费马大定理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怀尔斯就是一个。他在阁楼里专心致志七年，为了避免干扰，连电话线也拉掉，可见其决心多大。许多同行都认为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甚至估计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当1993年怀尔斯在向世人公布他的研究成果时，人们惊呆了，引起了很大轰动。但有一位同行看了他的研究论文，发现有一个漏洞。怀尔斯为了补这个漏洞，他又花了一年时间。所以，怀尔斯用八年时间攻克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怀尔斯如果在中国，他的研究经费可能早已“断奶”了，恐怕校长也不会允许他这么长时间不出成果坐那把教授椅子上。习惯性做法叫“不出效益就解聘”。我们能想象如果在中国某大学有这么一位数学家要攻克费马大定理，给他八年研究经费是不大可能的。

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管理部门，不会有长达七八年时间的耐心等待。他们是要“立竿见影”、“立见效益”的。一二年不冒泡可以，三四年不冒泡不请你“下岗”才怪呢？这叫短视。所以，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呼吁有关的管理部门要对科学家营造一个宽松、活泼又积极进取的环境和气氛。普林斯顿大学能够容忍怀尔斯教授七、八年时间不出成果，允许他自己专攻费马大定理，这是难能可贵的气度和胸怀，是有远见之举，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怀尔斯教授最终还是成功了，人们为他高兴。如果他至今还未成功，我相信说法会有多种多样，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贬褒也不一样了。

我认为，基础科学的研究，与那些所谓的“短、平、快”项目不一样，不能急功近利。美国人体基因组计划、中国的水稻基因组计划，如果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我想就没有科学家愿意承担这样的课题研究任务。我常碰到一些研究人员，他们一讲到自己的研究课题，就有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怕到时交不了账而被取消研究经费；或者是出不了“效益”而遭“下岗”，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谈什么宽松与宽容！要做好研究自然是困难的。

有人说，研究就应该有压力。此话不错。如果反过来说，没有压力，不是更好吗？记得有一位科学家这样对我讲过，做研究是一种乐趣和爱好。只要我走进实验室，就仿佛走进人生的舞台。我会以饱满的热情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此话说得多好？

所以，我们的管理部门换一个思路做管理研究工作，要有大的胸怀和气度与科学家打交道，可能会更好一些。

少一些短视，多一些远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