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更加发扬光大科学拓展文明的作用？首先，我们必须懂得科学——

干科学事业

科学从不放弃对真理的探索，因为它从不宣称已经穷尽了真理。它不断拓展文明，因为它将真理置于其他一切，包括个人利益之上。它的这些诉求是伟大的，但科学家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伟大的。

科学是知识。只有在普通人的头脑里科学才等同于事实。这当然是过誉，因为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也是贬低，因为事实没有意义的，其中没有故事。

相反，科学是讲故事的。这在我们使用我们最原始的科学仪器——眼睛时是很明显的。眼睛探究形状，探究它的开头、中间和结尾。

我们看到的是经文化处理过的结果。这就为误解开了方便之门，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结论不过是我们的主观体验罢了，而其实不是。虽然我们探究时用的是文化处理过的方法，但我们所描述的现实却是普遍的。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使科学成为人类的追求；它承认人的经验的共同性。

这反过来又说明了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如果我们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并把它看作真实的，那么我们也必须珍视其他人的经验。真实不会因它呈现于别人面前而贬值。所有的人都是发现者，如果剥夺任何人的这种资格，所有的人都会遭殃。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给我们的手艺带来不良影响，因为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要告知“科学政策”的决策者。例如，如果观看是一种技术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赖于具有这种技术以决定我们干的是何等样的科学的人。

在加拿大，我们常常违反这一原则。例如，我们有许多“卓越的技术中心”，因为我们认为发现所依靠的技术仅为少数人拥有。但后来我们对这些中心进行了评估，认为所谓“卓越”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份量。保留那个荒唐的百分之八十是与“社会经济价值”的考虑有关。

我们对社会经济价值的评估大多是一种欺骗。我们科学家决不应参与此事——虽然我们常常参与了。相反，我们应当坚持质量标准。这个标准的真实性，是被本世纪科学——经过仔细审查的科学——的令人敬服的成就所证明了的。

作为科学家，我们是否未能解释清楚什么是科学？同样，我们是否也常常为考虑一己之利而保持沉默？无疑是的。

做一个公民

科学家们虽然忽略了他们对于保卫科学的责任，但他们对于社会责任感的醒悟正与日俱增。但这种责任是什么？

有的空想家要求科学家只是成为发明有益之物的人。这是不可能的。科学给了我们大量的词汇，因此说出来的不可能只是好的事情。

还有人认为科学家的责任是强使社会保持安定，因为他们拥有来源于专业知识的力量。但科学家和其他群体一样，是不允许去掌握权力的天秤的。他们也不该因无力做到这一点而受责备。他们必须通过民主的渠道工作，任何其他行为都是不可思议的傲慢而已。

那么还有什么责任呢？还有许多。科学家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去接受这些责任。

在我曾经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我对这些责任的认识有过很大的变化。让我提供一些例子。

20世纪50年代末，大家讨论的一个大问题是加拿大是否应当拥有核武器？美国试图让加拿大去做这件颇合时宜的事情，以核武器武装自己。毕竟，这些武器是用于北美洲的防务么。

个别科学家如我——以及许多更显要的人物——指出，如果我们发射核武器以拦截来犯的轰炸机会产生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忠告。但其实，这反映了一种哲学立场。我们之所以选择去做有关放射性尘埃的计算，是因为我们反对拥有核武器，而不是相反。

我并非低估技术因素。我只是要强调说明科学家之所见，是受他的信仰影响的。

下一个有关核尘埃防护的公开辩论也一样。技术性争论曾经开展得十分热烈，以阐明防护一个国家免受确定目标的核攻击的荒谬性。而在更深的层次，我们其实是在反对一种认为离群穴居者的生活是安全的观点。

我们为竟有人放弃和平共处的意愿却偏爱鼹鼠式的生活而感到震惊。我们相信，为追求文明的价值而死，远胜于逃到地下求生。我们正在提供一个用科学语言表达的价值系统。

1970年前后，我在美国科学界的朋友教我懂得一个新鲜的政策问题。越战期间，美国用了除草剂和一种催泪瓦斯（CS2）。这完全可以解释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已近半个世纪。当时，这个公约是制约武器使用的少数法律之一，是相当珍贵的。

我去见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天知道我是怎样走进他们的办公室的，但我进去了。他们给了我一个难以忍受的接见，声称：“这些东西是用来杀灭野草和平息暴乱的；你怎能说它们是战争武器呢？”我的回答是当它们被用于作战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战争武器。它们的用途是暴露敌人，以便杀死他们。

作出这样的回答并不必需是一个化学家。但它有助于使一个人从一个受政治约束的社会走向客观现实，有助于脱离特殊利害关系而赢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是在这种科学的和道义上的压力之下，加拿大政府公开承认在越南使用这些武器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不适当的。

按照我们的理想，我们科学界的人所追求的，是一个法治的世界。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所显示的道德力量，来自我们生活其中的一个由法律，即使是不成文法所治理的国际社会。因为如不能接受并实施道德准则，就不会有有效工作的科学界。

而如果不能采取步骤超越狭隘的科学和类似职业的局限，不断拓展以准则为基础的合作领域，就将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导向全面战争。但科学已使这样的战争变得无法忍受。解决的办法不在于更多的科学，而在于更少的战争。

1983年3月，当里根总统宣布俗称“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倡议”（SDI）的时候，这个问题当然与之联系起来了。里根总统提供了对付核威胁的技术定向，他把SDI明确地作为科学家对付核毒药的解毒剂。然而，就是在分配这种梦幻般的解毒剂的过程中，我们把抵御核导弹的唯一明智办法，即限制核武器的制度化协定放弃了。

SDI是新的军备竞赛的邀请书：发展核战之盾，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核战之矛。在导弹防御又一次成为新闻的今天，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政治上的斗争使科学家们变得愈来愈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我认为，其根据不仅在于专业知识，而且在于道德信仰。在科学界，我们有一个群体，其中人与人之间在世界范围内互相支持，努力工作，他们的成就有赖于将真理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并非所有的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在科学中，真理不但领先于个人利益，而且领先于“集团利益”——如国家、宗教或民族等局部利益。

[材料来源：www. nobel.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