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中国人对地球科学没有重大的理论贡献，进化论我们没有，板块理论我们也没有贡献；而21世纪可能对地球系统演变规律认识的突破，我们是不是还会错失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汪品先先生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他正领衔主持的深海钻探课题是国际大洋科学钻探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汪先生以他在科学上的远见卓识和人格力量带领着一批年轻人在努力探索深海的奥秘；同时，他还以科学家的良知，对一些有碍社会和科技进步的现象敢于仗义执言，提出批评。今年3月，笔者有幸对汪院士作过一次访问，记录下了这位学者对盼望年轻人真正成才的殷殷期望，并介绍了他所主持的深海研究课题的研究目标。文末汪先生的一番感慨之言，即希望已经错失了地质学上两次机遇的中国学者能抓住第三次机遇，读来令人感动和警醒。

记者：汪教授，您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不久，作为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您觉得时下科技教育界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话题？

汪品先：现在大学里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由于科教兴国政策的春天来了，我个人的感觉更强烈，研究经费也多了。但我想说的是在科教兴国方针初步得到落实，科技界出现好局面的情况下，如果有些政策不妥当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这主要反映在分配、工资制度上，还有成果评估、立项制度上。

譬如讲评估制度。现在的评估制度鼓励人们一种浮躁情绪，急功近利，求量不求质，有这种看法的人很多，我不是第一个。这次在全国“两会”上数学家杨乐就做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发言。现在追求短平快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有些地方规定每发一篇SCI论文，每个月加1000元工资，一年就是12000元；有的还按照刊物的“影响因子”加权，若是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文章就加到20万。我认为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我几年前写过文章说中国科学一定要与国际接轨，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在国际文献上发表的文章，但现在矫枉过正，偏到另一面去了。特别是那些有导向责任的部门、单位不能乱套，奖励不能滥！今年的院士推荐表中有一栏，不仅要列出SCI论文有多少，其中第一作者有几篇，第二作者有几篇，荒唐的是还有一项，统计你曾经有多少被邀请的报告，报告会有多少人参加？院士要填这种表才能推荐的话，导向就肯定错了！哪一个人做报告时会统计下面有多少人听？有关方面解释说这只是作参考，我认为这是误导。难道选院士就只看文章？有200篇就是院士，150篇就不能做院士？不能这么干！

现在有些做法的实际效果是鼓励人们去做表面文章，求浮躁、追数量。有位名家说过这样的话，有些人画1000幅画也没有什么影响，而有些人只有一幅画却成名了。论文也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政策应该鼓励出高质量的有份量的文章。而现在有些做法不是鼓励年轻人冷静下来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在的立项制度。背景是现在的钱多了，但钱怎么用在刀口上？这个问题很大。现在立项时宏观大思路不够。最近我国的大洋钻探专家们开会，专门请了美日专家谈21世纪的打算。日本人的打算令我们大吃一惊，他们雄心勃勃，欲与美国人平分秋色。日本人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夏威夷设立海洋观察站，雇美国人干。日本人已经这么干了！当然他们有钱。我觉得我们应该与他们比科学上的宏观思想。我们现在的立项缺乏抓大东西的深谋远虑，这与上面的做法有关，因为评估制度如果是急功近利的，那么立项也就只能这样。现在的做法是项目刚列就让写汇报，有多少文章？这些东西搞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浮躁，真正深思熟虑的一些大东西就抓不起来。在科技领域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决策层采取措施，我们这些人当然也有责任，要以身作则做好引导。

记者：那么，汪教授，就您所从事的深海钻探研究领域来讲，所谓大的项目，应抓哪一些？

汪品先：现在搞我们这一行的都很想知道，这个地球将来的环境如何？如何去管理它？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眼界了。日本人就有这样的胆识，看看整个地球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而我们中国就还不敢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譬如我们搞海洋的，原来就只是想先把自己家门口、岸边的事情搞清楚再说，自己的事都没有搞清楚，搞什么太平洋？后来我们认识到，正因为你不认识外面的事，所以家门的事也永远搞不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为什么说厄尔尼诺导致气候异常，就是因为海水在变，才引起大气变化。

我们最近想推动全国地球科学界联合起来做这篇大文章，让原来分属两个部门的大气和海洋科学的学者能携手攻关。美国、日本、欧洲都有这种学科交叉的计划。我们国家每个专业力量都很强，但是缺乏帅才。特别是非常缺乏严肃的帅才科学家，他既能懂自己的学科，又能懂别的学科，并能从不同学科中找到共同语言。我觉得中国地球科学家应该站在自己的基点上，但必须有全球眼光，这样才能攻大问题，攻全球最尖端的问题。这就不是什么SCI的问题了，光是几篇文章又有什么呢？地球科学要抓到地球系统变化的机理，这才是在人类认识方面的一大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理论上很少有重大建树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文章的数量，而是要能提出一种被大家接受的新思想，这才叫水平。现在国际刊物上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火候、导向了，如不注意仍一路朝那个方向引，将来后悔莫及！

记者：汪教授，您主持的深海探测计划是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一部分，大家很想知道这个项目的科学意义。

汪品先：参与这一计划无非有两个着眼点，一是环境，二是资源。但只有整体上认识了才能清醒认识某一个局部。我们973项目就是整合性的：试图了解地球圈层间的相互作用，我现在做的深海这一块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围绕地球圈层科学家已经做了几十年工作，但深海这一块是空缺的，有了深海方面的工作才能统一起来。中国陆地上的工作做得很漂亮，但如果缺了深海这一块也就组装不起来。

我们联合了11个单位，从大气科学到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来攻这个问题。从大气一直到深海海底，包括岩石圈、生物圈，在这些圈层的相交点、相互作用点上立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题目立题的思路、眼界是高的，特色也是明显的。西方地质学界认为，在地质这个万年尺度上变化的关键是在美英之间的北大西洋北部，这块确实是重要的；我们则认为，除此之外，亚澳两洲之间的西太平洋热带区的作用也非常大。我们的观点是，地球表面的能量主要从太阳来，太阳能量大量集中在热带区。现在研究出来认为北大西洋那里非常重要，我说你那里是个开关，我们这里是引擎，这两个都很重要，光研究开关，不研究引擎也不行。我们这个课题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块的重要性显示出来。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有些苗头了。这部分工作是国际项目，部分是中国国内做的。我现在的兴奋点就在这上面。

记者：这个题目如能做成将在几方面惠及人类？

汪品先：我现在做的是很理论性的工作。大家知道，地球上的气候几十万年来一直是在变化中的，可以根据原先的地球气候模式推测以后的气候变化。现在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一种认为地球变暖的时间已快结束了，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大冰期，连续5万年的大冰期。70年代美国人就在开会，商讨如何对付大冰期的到来。但这几年调子又变了，说全球气候要变得更暖了，而且这种变化主要是人类的影响。我们说假如没有人类地球气候也在变，因为它一直在变。现在科学界想了解的是，这种变化的节拍是怎么样的？这里大有争议。有人认为没有人类影响，今后几万年也还是暖的。这种争论的背后是对于自然界变化的本身，对这种天然的节拍还缺乏了解，必须把自然变化的背景拿掉，才能知道人类活动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究竟惹了多大的祸。就像政治家要读历史一样，了解地球变迁的过去才能预测将来。背景值不知道就难以准确估算，到底是天在变还是人在变？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背景，这种背景有长尺度的，也有短尺度的。

同时我们的973课题也研究现在海底发生的事情。海底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譬如也许能源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可能在海底找到出路。地球深部海底的微生物是怎么生活的？其基因结构怎么样？这些是全世界刚刚提出的新问题，大家都在起步研究，这也是真正的交叉科学。这方面中国基本上是空白，世界上也刚刚开始，虽然已经有很重要的进展，我们赶紧去追赶还来得及。我们必须走胡志明小道，找到一种路径一下子走到前沿。尽管这已经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所能干的，但我想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我们以前一直说，地球科学19世纪的贡献主要是进化论（不仅是达尔文的，还有地质学莱伊尔的进化论），20世纪的主要贡献是板块理论，这一理论整个地改变了地球科学。21世纪的突破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对地球系统（环境、气候等）演变规律的认识，而现在离开这种认识已经不会太远了。我们一直讲19、20世纪中国人对地球科学没有重大的理论贡献，进化论我们没有，板块理论我们也没有贡献，那么第三次我们是不是还会错过？我们不应该再失掉这百年一遇的机会。